柳如是别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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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伊璜继佐国寿录贰进士李待问传云：
李待问字存我，江南松江人，工书法。董玄宰尝泛滥于古帖，然气骨殊减，自绳头及大额而外，便不令人嘉赏。待问傲然为独步，与玄宰争云间，然位不及，交游寡，其为攻苦不若，要之得意处有过董家者。
徐暗公孚远钓璜堂存稿壹陸“吾郡周勒卣夏彝仲李存我陈卧子何悫人皆席研友。勒卣独前没，四子俱蒙难。流落余生，每念昔者，便同隔世。各作十韵以志不忘。如得归郡兼示五家子姓”其第三首“李存我”云：
李子多高韵，豁然尘世姿。兰风殊蕴藉，鹤步有威仪。不饮看人醉，能书任我痴。笑谈真绝倒，爽气入心脾。观国宁嫌早，释巾稍觉迟。绳头官暇豫，薇省使逶迤。将母方如意，滔天事岂知。恁城鼓角死，捐脰血毛摧。愧我数年长，依人万事悲。几时旋梓里，应得为刊碑。
王东漵应奎柳南续笔三“李存我书”条云：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其昌〕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曾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寅恪案：董玄宰所题道宇寺院匾额亦曾被人焚毁殆尽。见曹千里家驹说梦二“黑白传”条。）
又钱楚日肃润南忠记“中书李公”条云：
李待问号存我，崇祯癸未进士。守城力战被杀。待问善法书，有石刻九歌，仿佛晋唐人笔意。妾张氏，亦善书，人欲娶之，不从。（可参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藏顾云美自书诗稿“李存我中翰示余九歌图并小楷，余亦以隶书九歌索题”七律。）
寅恪案：河东君所与往来之名士中，李存我尤以工书著称，河东君之书法当受存我之影响无疑。至王东漵所言董玄宰购焚李书之事未必可信。据王胜时沄云间第宅志云：“坦水桥南李中翰待问宅有玉裕堂，董文敏其昌书。”是存我亦请香光题己宅之堂额，其钦服董书可为一证。又胜时志中所记如李耆卿之海闾堂、董景傅宅之筑野堂、胜时先人宅之与书堂、李延沉宅之楼云馆、宋存标之四志堂等之堂额，及董尊闻宅内张氏之石坊“威豸德麟”四字，皆存我所书，可见李书之存于崇祯末年松江诸家者尚不少。且香光之声望及艺术远在存我之上，亦何至气量褊狭，畏忌乡里后辈如是耶？东漵推崇存我之书法，遂采摭流俗不根之说重诬两贤，过矣！但东漵之言，即就流俗之说，亦可推知当日存我书法享有盛名，迥非云间诸社友所能及也。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与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云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河东君与宋辕文之关系其初情感最为密好，终乃破裂不可挽回，宋氏怀其悔恨之心转而集矢于牧斋。论其致此之由，不过褊狭妒嫉之意耳，其人品度量殊为可笑可鄙，较之卧子存我殊不侔矣。茲先节录关于宋氏事迹之材料，略加考释。后引宋氏诋诮牧斋之文并附朱长孺之驳正宋氏之语，以存公允之论焉。
嘉庆修松江府志伍陸宋徵舆传略云：
宋徵舆字辕文，华亭人。顺治四年进士，〔仕至〕左副都御史。卒年五十。
吴骏公伟业梅村家藏稿肆柒“宋幼清墓志铭”略云：
崇祯十有三年，吾友云间宋辕生辕文兄弟葬其先君幼清公偕配杨孺人施孺人于黄歇浦之鹤泾。公讳懋澄，字幼清。同年白公正蒙精数学，能前知。尝为公言，我两人将先后亡，不出两岁，具刻时日。公初娶杨孺人，继娶施孺人。杨孺人之殁也，公在京师，不及见，为其留侍张太孺人也。张太孺人殁，公免丧后，复远游，所至必与施孺人偕。
同书贰玖“宋辕生诗序”云：
吾友宋子辕生，世为云间人。膏梁世族，风流籍甚，而能折节读书。
同书贰捌“宋直方〔徵舆〕林屋诗草序”云：
往余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大樽必取直方为称首，且索余言为之序。当是时大樽已成进士，负盛名，凡海内骚坛主盟，大樽睥睨其间无所让，而独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乃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为不可及也已。于是言诗者辄首云间，而直方与大樽舒章齐名，或曰陈李，或曰陈宋，盖不敢有所轩轾也。
王贻上士祯池北偶谈二二“宋孝廉数学”条云：
云间宋孝廉幼清，直方父也，精数学。直方生时，预书一纸缄付夫人曰：“是子中进士后乃启视之。”至顺治丁亥捷南宫，开前缄，有字云：“此儿三十年后当事新朝，官至三品，寿止五十。”后果于康熙丙午迁副宪，至三品。明年卒官，年正五十也。
寅恪案：梅村集中关于宋氏父子兄弟之材料颇多，今不悉引。即就上所录者观之，亦可略见宋氏为当日云间名门，而辕文之特以年少美材著称，尤为同辈所不能企及也。渔洋所记宋懋澄预知其子徵舆之官品及卒年事甚为荒诞，自不必辨，当是由梅村幼青墓志中白正蒙预知幼青卒年一事，辗转附会成此物语耳。但辕文卒于何年志乘未载，据此物语乃可补其缺遗，亦可谓废物利用矣。依渔洋所言，辕文卒于康熙六年丁未，年五十岁，然则辕文当崇祯四、五、六、七年之时其年仅十四、五、六、七岁，实与河东君同庚，而大樽则十年以长，其他当日几社名士年岁更较辕文长大，即此一端可知河东君之于辕文最所属意，其初情之好或较甚于存我大樽自非无因也。惟吾人今日广稽史料，尚未发现直接根据足以证实钱肇鳌之说，然于间接材料中得有线索，可以知辕文在此时期实有为河东君而作之文字。此作品今已亡佚，但亦足明钱氏所言之非诬。
据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云：
黄九烟曰，兰陵邹祇谟董以宁辈分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徵舆李雯共掸春闺风雨诸什，遁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一杂体。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为欠事。
寅恪案：今检邹祇谟丽农词上小令惜分飞第二体“本意。康寅夏作”十六首，皆为艳体，（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孙黙编十五家词丽农词本将此词所附诸家评语及邹氏原序刪去。可参孙黙编十五家词贰柒王士祯衍波词上惜分飞第二体“程村感事作惜分飞词五十阕，为殿一章。”）后附王士祯评语云：“阮亭云：名士悦倾城，由来佳话。才人嫁厮养，自昔同怜。程村惜分飞词凡四十余阕，无不缠绵断绝，动魄惊心，事既必传，人斯不朽，正使续新咏于玉台，不必贮阿娇于金屋也。今录其最合作者十六首如右，俾方来览观者，虽复太上忘情，亦未免我见犹怜之叹尔。”又序略云：“仆本恨人，偶逢娇女。斯人也，四姓良家，三吴稚质。霍王小女，母号净持。（阮亭评惜分飞第二首“却怪净持原老妪，生得霍王小女。”云：“霍王小女，引喻极切。”）邯郸才人，终归厮养。左徒弟子，空赋娇姿。”同集同卷中调簇水“问侍儿月上花梢几许”附评语云：“阮亭云：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率皆镂肠鉥胃之作。花间草堂后，正不可少此一种。”
寅恪案：邹氏序“四姓”“三吴”及“霍王小女”之语，知其情人为朱姓吴人，殆故明之宗室耶？今无暇详考，但必与河东君无关，可以决言。又观孙氏编十五家词二玖董以宁容渡词，其中艳体触目皆是，尚未见有与邹氏惜分飞十六首相应者。然据阮亭“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体诸词”之言，由董氏必有十六艳之作无疑也。殳丹生词，则王昶明词综捌所选录者仅一首，殊难有所论证。沈雄词茲见于王氏国朝词综一肆者亦止浣溪沙“梨花”两首，第壹章末已移录论及之。至汪枚张赤两人之词则以未见，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陈忠裕全集诗余中有关涉春闺题目之词虽前后分列，而其数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为河东君而作之“春令”。斯问题俟后详论，茲暂不涉及。今所欲论者，即关涉河东君与辕文之公案也。
李雯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我兄身在云端，昂首奋臆。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计日握手，不烦远怀。
寅恪案：舒章书云“我兄身在云端”，又云“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乙丑条略云：“榜发，予与彝仲俱得隽，而廷对则予与彝仲俱在丙科，当就外使。予观政刑部。季夏就选入，得惠州司李。抵瀛州，闻先妣唐宜人之讣。”然则舒章此书作于崇祯十年卧子选得惠州推官之后、唐宜人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谓“春令”，当即卧子诗余中有关春闺艳词。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则卧子等艳词疑是与舒章同和辕文之作。今辕文集不可得见，蓼斋集中又少痕迹可寻，恐经删改。
辕文既为“春令”之原作者，则此原始之“春令”当作于辕文与河东君情好关系最密之时，即自辕文白龙潭爱情考验以后，至河东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时，后来与辕文连类之友人，直接与河东君有关系之卧子及间接与河东君有关之舒章，比仿辕文原始之作品继续赋咏，而辕文亦复相与酬和也。（今检顾贞观成德同选今词初集宋辕文舒章两人之词，取河东君戊寅草及众香集所载并陈忠裕全集中同调或同题或同意者相参校，则宋李词中似有为河东君而作者。但未有明证，不敢确言。姑列举可注意之词于下，以俟更考。此等词如辕文之菩萨蛮、忆秦娥“柳絮”、画堂春“秋柳”、柳梢青、醉花荫、虞美人、青玉案、千秋岁，陈有，南乡子、江神子，陈柳俱有，舒章之阮郞归即醉桃花原第壹阕、南歌子即南柯子、虞美人、临江仙“春潮”、蝶恋花第壹阕“落叶”及第二阕、苏幕遮“枕”两阕，陈有，少年游第壹阕或第二阕、江神子即江城子，陈柳俱有等，皆是其例。）至黄氏所言邹董沈殳诸人中，今唯考得董氏生于崇祯二年已巳，卒于康熙八年已酉，年四十一（见张维骧毗陵名人疑年录壹），其余诸人之生年及籍贯与陈宋李三人虽皆不远，（如邹氏丽农词上苏幕遮第二体“丙戌过南曲作”。“丙戌”即顺治三年，可见程村在此年所作已斐然可观矣。）然年龄资格究有距离，自不能参预卧子舒章辕文等文酒狭邪之游会。况据邹氏惜分飞词序所指之人明是别一女性，与河东君无关涉也。故邹董等所赋艳词与陈李宋之“春令”乃是两事。黄氏之意本有分别，读者不可以其同为玉台之体，遂致牵混，目为一事。因特附辨之于此。
复次，辕文经白龙潭寒水浴之一度爱情考验以后本可中选，意当日辕文未娶妻，其母施孺人不欲其子与河东君交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辕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乡贡，在经济上亦必不能自立门户，故受母责怒即与河东君稍疏也。
钱肇鳌所言驱逐河东君之郡守，据嘉庆修松江府志叁陸职官表载：“方岳贡，谷城人，进士。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同书肆二方岳贡传略云：“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同治修谷城县志伍耆旧门方岳贡传云：“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人。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条云：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度诸生，拔予为第一。”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
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倡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
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已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疴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忏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
茲节录痛名第二拾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事附宋徵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侧闻先生泛轻舟，驾华轩，惠然贲于敝邑。惟敝邑之二三子及不佞徵舆在远闻之，以为先生有岁时之事，信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