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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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钱注杜诗全部刻成于康熙六年，朱注杜诗则未知于何时全部刻成。鹤龄附记作于牧斋去世之后，但未署年月，其愚庵小集柒“杜诗辑注序”（此序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亦未言刊行之时间也。后检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云：“十年间别，梦想为劳。老仁兄闭户著书，穷探今古，以视弟之久客边塞，歌儿虎而畏风波者，琼若霄凡之隔矣。正在怀思，而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仅得所注杜集一卷。读其书，即不待尺素之殷勤，而已如见其人也。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不必傍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道远未得寄呈，偶考杜诗十余条，咐便先寄太原。旅次炙冻书次，奉候起居，不庄不备。”亭林此札所寄与之人颇似长孺，（可参清史列传陸捌及康熙刻潘柽章松陵文献拾朱鹤龄传。）除札中“闭户著书”之言及有关注杜事与鹤龄传相合外，愚庵小集叁载“送潘次耕北游”七古末二句云“鹿城顾子（自注：“宁人。”）久作客，为我传讯今何如”，更与札中“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等语适切。据徐遁弇嘉辑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首所附顾亭林先生诗谱略云：“〔康熙〕八年己酉，潘节士之弟来远受学二首。”（寅恪案：此诗见亭林诗集肆。）又引吴映奎顾亭林年谱云：“冬抵平原，潘次耕来受学。”可知次耕北游之时间为康熙八年，其时朱氏杜注仅有一卷，足证其全部刻成必在康熙六年季氏刻牧斋杜诗笺注之后也。
复检愚庵小集拾“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略云：
愚先出〔尚书〕埤传是正于高明长者，〔汪〕钝翁先生见之，急捐槖佽镌，为诸公倡。今已就其半矣。草泽陈人从未敢缄牍京华，特以今日文章道义之望咸归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游之末，故敢邮寄所梓，上呈乙览。倘中有可采，望赐以序言，导其先路，庶几剞劂之役可溃于成。
同书补遗壹“徐健庵太史过访”五古略云：
亭林余畏友，卓荦儒林奋。三张才并雄，景阳名早晟。酷似舅家风，吾党推渊镜。愍余空槖垂，兼金助雕锓。
由此观之，长孺之书必非一次刻成，助其雕锓者亦必非一人所能为力。但徐氏虽佽镌长孺之书，而不言及杜注，必与之无涉也。
二，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李太史序，若非因避忌删去，则本无其序，长孺之文不过假设此题，借以驳牧斋之笺注耳。其札中所举之注文，如“聊飞燕将书”见钱注拾“收京”诗三首之一“燕将书”注，“豆子雨已熟”见钱注叁“别赞上人”诗“豆子”注，“人生五马贵”见钱注拾“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五马”注。诸条即是例证，可不备引。至书中所云“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牧斋与长孺因注杜而发生之纠纷虽与遵王颇有关涉（见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及牧斋杜诗笺注自序等），钱注本附刻前又如李氏所言“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但其所补当为牧斋所标出，未及记录者非出诸遵王也。（可参下引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愠，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等语。）长孺不便驳斥牧斋，故作此指桑骂槐之举，斯岂长孺所谓“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谲曼衍”者哉？（见愚庵小集贰“西昆发微序。”）
又牧斋杜诗笺注自序云：
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
牧斋借遵王之言以诋斥长孺，今读者取钱朱两注自见。今观朱氏辑注中或全部不著“钱笺”，如朱注伍“洗兵马”即是其例。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长孺以其与少陵原作无甚关系，概从删削，殊失牧斋笺注之微旨。或偶著“钱笺”，但增损其内容，如朱注壹叁秋兴八首中有仅录钱注“笺曰”之一部份，而弃其“又曰”之文，遂将笺注割裂窜易，宜其招致牧斋之不满。又或用其意而改其词，如取朱注壹“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钱笺”与钱注玖此题所笺之原文比较，则知愚庵所改即牧斋托为遵王之言“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等语所指者，此点尤为牧斋所痛恨也。
三，若朱注杜诗卷首原有李序，则长孺此札何以讳太史之名而不书，其中必有待发之覆。颇疑“李太史”乃李天生因笃。据雪桥诗话贰云：“李天生尝以四十韵长律赠曹秋岳，秋岳叹为风雅以来仅有斯制。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宴集，语杜诗应口诵。或谓偶熟，复诘其他，即举全部，且曰吾于诸经史类然，愿诸君叩之。一座咋舌。”天生既熟精杜诗，其为长孺作杜注序自有可能也。
今虽未发现长孺直接于天生有关之诗文，但两人之间错互间接之材料颇复不少。如清史列传陸陸李因笃传略云：
李因笃字天生，陕西富平人。明诸生。康熙间诏举博学鸿儒，因笃夙负重名，公卿交荐，母劝之行，试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疏曰：比者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张云翼等旁采虚声，联呈荐牍，陕西巡抚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困顿床褥，转侧需人。臣止一弟因材，从幼过继。臣年四十有九，并无儿女，跬步难离。屡具呈辞，叠奉部驳。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人子所不忍言者，则风木之悲何及，甁罍之耻奚偿，臣永为名教罪人。不惟始进已乖，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咎，躁进贻讥，则于荐臣亦为有靦面目。皇上至仁至孝，远迈前朝，而甘违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査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家无次丁，听其终养。臣身为独子，与例正符。伏祈特沛恩慈，许臣归养。母殁仍不出，因笃性慷直，然尚气节，急人之急。顾炎武在山左被诬陷，因奔走三千里为脱其难。（寅恪案：此事可参亭林诗集肆“子德李子闻余在难，特走燕中告急诸友人，复驰至济南省视。于其行也，作诗赠之”五言排律，及蒋山佣残稿贰“与人书”第贰通“富平李天生因笃者，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疾呼辇上，协计槖亶，驰至济南，不见官长一人而去”等语。）尝著诗说，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炎武是因笃而非奇龄。
亭林文集叁“与李湘北（天馥）书”（并见蒋山佣残稿贰题作“与李湘北学士书”）云：
关中布衣李君因笃，顷承大疏荐扬，既征好士之忱，尤羡拔尤之鉴。但此君母老且病，独子无依，一奉鹤书，相看哽咽。虽趋朝之义已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况年逾七十，久困扶床。路隔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不验，回西景以无期，则甁罍之耻奚偿，风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诚，晋朝听许；元直指其方寸，汉主遣行。求贤虽有国之经，教孝实人伦之本。是用溯风即路，沥血叩阍，伏惟执事宏锡类之仁，悯向隅之泣，俯赐吹嘘，仰徼俞允，俾得归供茮水，入侍刀圭。则自此一日之斑衣，即终身之结草矣。
蒋山佣残稿贰“与梁大司农书”（＇顾＇衍生注：“讳清标，字玉立。”）云：
谨启，关中布衣李君因笃，昔年尝以片言为介，上谒庭墀，得蒙一顾之知，遂预明扬之数。在于流俗，岂非至荣！然而此君母老且病。（衍生注：“下与与李学士书同。”）
同书叁“答李子德（因笃）第贰通云：
老弟宜将令伯陈情表并注中事实录出一通，携之笥中。在己不待书绅，示人可以开墙面也。以不预考为上上，至嘱至嘱！此番入都不妨拜客，既为母陈情，则望门稽首亦不为屈。虽逢门便拜，岂有周颙种放之嫌乎？梁公（原注：“清标。”）有心人，若不得见，可上书深切恳之。（寅恪案：前论牧斋之脱祸与梁氏有关，此亦一旁证也。）外又托韩元少（菼）于馆中诸公前赞成，亦可一拜。旁人佞谀之言塞耳勿听，凡见人但述危苦之情，勿露矜张之色，则向后声名高于征书万万也。又“同年”二字切不可说，说于布衣生监之前犹可，说于两榜之前此恨将不可解。此种风气相传百余年矣，亦当知之。至都数日后，速发一字于提塘慰我。
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壹陸“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五古略云：
关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称。虽赴翘车招，犹知畏友朋。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同登。为言顾彥先，唯办刀与绳。（寅恪案：“关西有二士”指李天生因笃及王山史弘撰。见徐嘉注所引亭林文集叁“与李星来源”第贰通“关中三友，山史辞病不获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别。＇李＇中孚＇颙＇至以死自誓而后免。视老夫为天际之冥鸿矣”等语。）
愚庵小集伍“垂虹亭过徐太史公肃舟中”云：
（诗略。）
同书补遗壹“送潘次耕应举入都”二首云：
（　诗略。）
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可参松陵文献卷首潘柽章传）云：
杜诗新解不欲署名，曾与长孺再三往复。日来翻阅华严，漏刻不遑，都无闲心理此长语。顷承翰教，拳拳付嘱，似有意为疏通证明之者。不直，则道不见，请讼言而无诛可乎？仆之笺杜诗发端于卢德水、程孟阳诸老云：何不遂举其全？遂有小笺之役，大意专为刊削有宋诸人伪注谬解，烦仍春驳之文，冀少存杜陵面目。偶有诠释，但据目前文史，提纲撮要，宁略无烦，宁疏无漏。深知注杜之难，不敢以削稿自任，置之箧衍，聊代荟蕞而已。长孺授书江村，知其笃志注杜积有岁年，便元本相付曰：幸为我遂成之。略为发凡起例，敗�抉向来沿袭俗学之误。别去数年，来告成事，且请为序。妄意昔年讲授大指，尚未辽远，欣然命笔，极言注诗之难与所以不敢注杜之本意，其微指具在也。既而以成书见示，见其引事释文楦釀杂出，间资嗢噱，令人喷饭，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慍，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亦不能不心折而去。亡何，又以定本来，谓已经次第芟改，同里诸公商榷详定，醵金授梓，灼然可以悬诸国门矣。乘间窃窥其稿，向所指纰谬者约略抹去，其削而未尽者，疮瘢痂盖，尚落落卷帙间。杜诗非易注之书，注杜非聊尔之事，固不（此处八字不清），终不（此处五字不清），冀幸举世两目尽夹，而以为予雄也。诸公既共订此事，必将探珠搜玉，尽美极玄，为少陵重开生面。鄙人所期望者如是足矣，又何容支离攘臂于其间乎？来教谓愚贱姓氏，挂名简端，不惟长孺不忘渊源，亦诸公推轂盛意。词坛文府，或推或挽，鹊巢鸠居，实有厚幸。仆所以不愿厕名者，扪心抚己，引份自安，不欲抑没矜慎注杜之初意，非敢倔强执拗，甘自外于众君子也。来教申言前序九鼎已冠首简。斯言也，殆虑仆懹泻笱裕�而执为要质者。若是，老夫亦有词矣。未见成书先事奖许，失人失言，自当二罪并案。及其见闻违互，编摩庞杂，虽复两耳耸听，亦自有眼有口，安能糊心敉目，护前遮过，而喑不吐一字耶？荒村暇日，复视旧笺，改正错误凡数十条。推广略例，胪陈近代注杜得失，又二十条。别作一叙，发明本末。里中已杀青缮写，仆以耻于抗行，止之。今以前序为息壤，而借以监谤，则此序正可作忏悔文，又何能终锢之勿出乎？仆生平痴肠热血，勇于为人，于长孺之注杜郑重披剥、期期不可者，良欲以古义相勖勉，冀其自致不朽耳。老耄昏忘，有言不信，不得已而求免厕名，少欲自列，而诸公咸不以为然，居然以岐舌相规，以口血相责。匹夫不可夺志，有闵默窃叹而已。少年时观刘子骏与杨子云书从取方书入箓贡之县官，而子云答书曰君不欲胁之以威、凌之以武，则缢死以从命。私心窃怪其过当。由今言之，古人矜重著作，不受要迫，可谓子云老不晓事哉？余生残劫，道心不坚，稍有棖触，习气迸发。兄为我忘年知己，想见老人痴顽、茹物欲吐之状。传示茂伦兄，（寅恪案：“茂伦”为吴江顾有孝之字。卢纮所刻江左三大家诗钞中之牧斋诗钞，即有孝与吴江赵沄同辑者。）当开堂一笑也。
寅恪案：依上引资料，可知长孺与亭林及徐潘二氏兄弟殊有关系，而诸人与天生尤为密切。长孺本与曹秋岳交好（可参愚庵小集补遗壹“献曹秋岳侍郞三十韵”诗并曹秋岳溶静惕堂诗集叁陸“朱长孺以尚书埤穿见贻，因伤右吉”诗，及同书同卷“李天生以修明史授简讨不拜请养归秦寄怀四首”），若不因曹氏，亦可由诸人间接请天生作序。至其所以不著“李太史”之名者，疑长孺不欲子德牵入注杜之纠纷也。牧斋“复吴江潘力田书”乃其平生所作文中妙品之一，盖钱朱注杜公案错综复杂，牧斋叙述此事首尾曲折，明白晓畅，世之考论此问题者苟取而细绎之，则知钱朱两人及常熟吴江两地文人之派别异同，可不须寅恪于此饶舌矣。故不避繁琐之讥详尽录之，通人君子或不以为可厌可笑也。
总而言之，上列三问题皆为假设，实无确证，姑备一说于此云尔。
复有可附论者，觚剩壹吴觚上“力田遗诗”条云：
潘柽章著述甚富，悉于被系时遗亡，间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辄废匿之。如杜诗博议一书，引据考证，纠讹辟舛，可谓少陵功臣，朱长孺笺诗多所采取，竟讳而不著其姓氏矣。
寅恪案：长孺袭用力田之语而不著其名，不知所指何条，但长孺康熙间刻杜诗辑注时牧斋尚非清廷之罪人，故其注中引用牧斋之语可不避忌。至若柽章，则先以御于庄氏史案为清廷所杀害，其引潘说而不著其名，盖有所不得已。玉樵之说未免太苛而不适合当时之情事也。
又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五通，其第叁通云：
都中书至，言次耕奉母远行，不知所往。中孚即作书相庆。绵山之谷弗获介推，汶上之疆堪容闵子，知必有以处此也。
蒋山佣残稿叁“与次耕”云：
曲周接取中之报，颇为惜之。吾弟今日迎养都门，既必不可，茮水之供谁能代之？宜托一亲人照管，无使有尸饔之叹。不记在太原时相与读寅旭书中语乎？（寅恪案：王锡阐字寅旭，江苏吴江人，事迹见清史列传陸捌本船。）又既在京邸，当寻一的信与嫂侄相闻。即延津在系，亦须自往一看。此皆吾辈情事，亦清议所关，不可阙略也。（寅恪案：“嫂侄”二字可参亭林文集伍“山阳王君墓志铭”“余有潘力田死于杭，系累其妻子以北”等语。）
寅恪案：亭林之不欲次耕得中博学鸿词科，观此二札可知。但何以天生之举鸿博，亭林虽托友人代请清廷许其归家养母，并不如其对次耕之痛惜者，盖天生与次耕之情事有所不同。晋书捌捌王裒传略云：“王裒字伟元，元城阳营人也。父仪，高亮雅直，为文帝司马。东关之役，帝问于众曰：近日之事睡任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