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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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多已言及之。唯牧斋不称“天宝之难”而言“开宝之难”者，盖天宝指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取北京，在此以前即清室并呑辽左，亦即第壹章所引“宴誉堂话旧”诗“东虏游魂三十年”之意也。“海录”“谷音”者，“谷音”指杜本“谷音”而言，其书今已收入涵芬楼四部丛刊中，世所习知，“海录”指龚开“桑海遗录”而言，见吴莱渊颖集壹贰“桑海遗录序”，其书寅恪未得见也。牧斋于序中详言其编列朝诗集虽仿中州集，然不依中州集迄于癸之例而止于丁，实寓期望明室中兴之意。（可参有学集壹柒“江田陈氏家集序”。）
前论牧斋“次韵盛集陶”诗已择录金堡遍行堂集捌“列朝诗传序”之文为释，茲再移录其他一节以证之。
文云：
覆瓿犁眉分为二集，即以青田分为二人。其于佐命之勋，名与而实不与，以为其迹非其心耳。心至，而迹不至，则其言长。迹至，而心不至，则其言短。观于言之长短，而见其心之所存。故曰：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其浅深者，斯亦千秋之笃论也。析青田为二人，一以为元之遗民，一以为明之功臣。则凡为功臣者，皆不害为遗民。虞山其为今之后死者宽假欤？为今之后死者兴起欤？吾不得而知，而特知其意不在诗。于是萧子孟昉取其传而舍其诗。诗者，讼之聚也。虞山之论以北地为兵气，以竟陵为鬼趣，诗道变，而国运衰，其狱词甚厉。夫国运随乎政本，王李钟谭非当轴者，既不受狱，狱无所归。虞山平生游好，皆取其雄俊激发，留意用世，思得当，而扼于无所试，一传之中三致意焉。即如王逢戴良之于元，陈基张宪之于淮，王翰之于闽，表章不遗余力。其终也恻怆于朝鲜郑梦周之冤，辨核严正，将使属国陪臣九京吐气，是皆败亡之余，而未尝移狱于其诗。则虞山之意果不在于诗也。或谓虞山不能坚党人之壁垒，而为诗人建鼓旗，若欲争胜负于声律者。人固不易知，书亦岂易读耶？
寅恪案：道隐论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就寅恪所见诸家评列朝诗集之言，唯澹归最能得其款要。萧孟昉所抄当与今传世之钱陆燦本相同，皆不加删削悉存牧斋之旧文者。偶检牧斋尺牍中“与陆敕先”九通之七云：“承示娄东顾君论文书序，深讶其胸次繁富，识见超越。又复记存衰朽，不惜告之话言，赐以箴砭，其用意良厚，惜乎仆已灰心空门，拨弃文字，向所撰述流布人间者，不特味同嚼蜡，抑且贱比土梗，不复能扳附当世俊贤，相与掸弄翰墨，而上下其议论也。列朝诗人小传得加删削，幸甚。然古之神仙但有点铁成金者，若欲点粪溲为金银，虽钟吕不能，吾恐其劳而无功也。聊及之，以发足下一笑耳。日来从事华严疏钞，谢客之禁甚厉，虽足下相过，亦不能数数延见，辄书此以道意，不悉。”可知牧斋甚重视其列朝诗集小传，而不以顾氏之删节为然。（寅恪检阅周容春酒堂诗话，知鄮山手录列朝诗传亦稍加删节。特附记于此。）盖其书之主旨在修史，此点可与道隐之说互相印证也。至列朝诗集论诗之语虽多，茲以非本文之范围并主旨所在，故概从省略。读者可取原书观之，不须赘引。惟择录牧斋之文一二于下，以其言及陈子龙李雯黄淳耀，而此三人与河东君直接间接皆相关涉，饶有兴趣也。
有学集肆柒“题徐季白诗卷后”云：
余少不能诗，老而不复论诗，丧乱之后搜采遗忘，都为一集，间有评论，举所闻于先生长者之绪言，略为标目，以就正于君子。不自意颇得当于法眼，杂然叹赏，称为艺苑之金鎞。而一二诟厉者又将吹毛刻肤，以为大僇。老归空门，深知一切皆幻，付之卢胡而已。偶游云间，徐子季白持行卷来谒，再拜而乞言，犹以余为足与言者也。余窃心愧之。余之评诗，与当世觝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卮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戎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撰、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嗟夫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极盛矣，后来才俊比肩接踵，莫不异曲同工，光前绝后。季白则其超乘绝出者也。生才不尽，来者难诬，必欲以一人一家之见评泊古今，牛羊之眼，但别方隅，岂不可笑哉？余绝口论诗久矣，以季白虚心请益，偶有棖触，聊发其狂言，亦欲因季白以錞于云间之后贤也。
牧斋尺牍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之四十五云：
蕴生诗自佳，非午溪辈之比。（寅恪案：“午溪”指元陈镒而言。镒有午溪集。可参四库提要壹陸柒。此集为孔旸编选，刘基校正。牧斋盖以孔旸目子晋，而自比于刘基也。）须少待时日，与陈卧子诸公死节者并传，已有人先为料理矣。其他则一切以金城汤池御之。此间聒噪者不少，置之不答而已。
又关于列朝诗集小传，复有正钱录一书，不得不略述之于下。
钱陆燦“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略云：
〔康熙〕八年冬，汪钝庵〔琬〕招余与计甫草〔东〕黄俞邰〔虞稷〕倪暗公〔燦〕夜饮，论诗于户部公署。（寅恪案：“户部公署”指江陵西新关署。盖是时尧峰正榷此关税务也。见清史列传柒拾文苑传汪琬传。）出其集中有与梁侍御〔日缉〕论吴氏正钱录书。（此书见尧峰文钞叁贰。）钱则心知其为牧斋公，未知吴氏何人也。比余去金陵，馆常州董侍御易农〔文骥〕家。易农为余言，吴氏名殳，字修龄，工于诗，深于禅，其雅游也。（寅恪案：吴氏一名乔，其事迹及著述诸书所载颇亦不少，但光绪修昆新两县合志叁肆人物游寓门吴殳传，似较详备，读者可取参阅也。）遂就求其是录观之，大抵吴氏之论文专主欧苏，故讥弹诗集传不遗余力，亦不知吴君盖有为言之。一时走笔，代宾戏客难，驳正若干条。驳正者，驳其正也。（寅恪案：陆燦驳正之文共六条，茲不备引，读者苟取湘灵全文观之，则知修龄所正牧斋之言皆吹毛求疵者也。）当是时，余犹未识吴君也，十七年始与君会于东海尚书相国之家。（寅恪案：“尚书”指徐乾学，“相国”指徐元文。）易农适亦以事至，置酒相欢也。君慨然曰：曩殳以诗文谒牧斋公于虞山，不见答，不平之鸣，抨击过当，亦窃不意公等议其后矣。易农曰：无庸。是书具在，窃虞学者之择焉而不精，存吴氏之正，则读书家之心眼日细。又虞学者之语焉而不详，存钱氏之驳，则著作家之风气日上。一时以为笃论。
云间蔡练江澄鸡窗丛话云：
钝翁太史好排斥前辈，而于虞山尤甚。一日其密友吴江计孝廉东谓之曰：我昔登泰山顶，欲遗矢，若下山有四十里之遥，不可忍，遂于岩畔溺焉，而泰山不加秽也。汪知其刺己，跳跃谩骂，几至攘臂。
吴乔围炉诗话陸论陈卧子明诗选，推崇牧斋甚至。如：“献吉高声大气，于鳞绚烂铿锵，遇凑手题，则能作殻硬浮华之语以震眩无识，题不凑手，便如优人扮生旦，而身披绮纱袍子，口唱大江东去。为牧斋所鄙笑，由其但学盛唐皮毛，全不知诗故也。”“嘉定以震川故，文章有唐叔达诸公；常熟以牧斋故，士人学问都有根本。乡先达之关系，顾不重哉？”“宏嘉诗文为钱牧斋艾千子所抨击，丑态毕露矣。以彼家门径，易知易行，便于应酬，而又冒班马盛唐之名，所以屡仆屡起。”“全唐诗何可胜计，于鳞抽取几篇，以为唐诗尽于此矣。何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而盗择（攫？）升斗，以为尽王家之蓄积哉？唐人之诗工，所失虽多，所收自好。卧子选明诗，亦每人一二篇。非独学于鳞，乃是惟取高声大气，重绿浓红，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诗不工，所取皆陈浊肤殻无味之物。若牧斋列朝诗早出，此选或不发刻耳。于鳞仿汉人乐府为牧斋所攻者，直是笑具（寅恪案：此条可参春酒堂诗话论李于鳞改古诗“枕郞左边，随郞转侧”之“左”为“右”条）”等条，皆是其例。（并可参同书叁论高棅唐诗品汇引牧斋之说条。）修龄之正钱录，乃正牧斋列朝诗传中其文不合于欧曾者，若论诗之旨，则全与牧斋相同。特标出此点，以免世人言正钱录者之误会。
复次，牧斋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论诗乃属次要者。据上所引资料已足证明。茲并附述牧斋与朱长孺鹤龄注杜诗一重公案于此，以其亦与史事相关也。
新唐书贰佰壹文艺上杜审言传附甫传赞曰：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牧斋笺注杜工部集首载诸家诗话引古今诗话一事云：
章圣（指宋真宗）问侍臣：唐时酒每斗价几何？丁晋公（指丁谓）奏曰：唐时酒每斗三百文。举杜诗以证。章圣大喜曰：杜甫诗自可为一代之史也。
可知牧斋之注引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至其与朱长孺之争论，以资料过烦，又非本文之主旨，故不必备述，仅录牧斋尺牍中“与遵王”三十通之二十三于下，以见一斑。（可参牧斋尺牍上“与朱长孺”三通之二。）
文云：
杜笺闻已开板，殊非吾不欲流传之意。正欲病起面商行止，长孺来云松陵本已付梓矣。缪相引重，必欲糠秕前列，此尤大非吾意。再三苦辞，而坚不可固，只得听之。仆所以不欲居其首者，其说甚长。往时以笺本付长孺，见其苦心搜掇，少规正意，欲其将笺本稍稍补葺，勿令为未成之书可耳。不谓其学问繁富，心思周折，成书之后，绝非吾本来面目。又欲劝其少少裁正，如昨所标举云云。而今本已付剞劂，如不可待，则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晚年学道，深知一切皆空，呼牛呼马，岂惮作石林替身。以此但任其两行，不复更措一词。若笺本已刻，须更加功治定。既已卖身佛奴，翻阅疏钞，又欲参会宗镜，二六时中无晷刻偷闲。世间文字近时看得更如嚼蜡矣，杜注之佳否亦殊不足道也。或待深秋初冬此刻竣事，再作一序，申明所以不敢注杜与不欲流传之故，庶可以有辞于艺林也。昨石公云，义山注改窜后又有纰缪许多。彼能为义山功臣，独不肯移少分于少陵乎？治定之役，令分任之何如？热毒欲死，挥汗作字，阅过毁之。
足见牧斋初意本以所注杜诗尚未全备，于令长孺续补成之。后见长孺之书，始知其反客为主，以己身之著作为己陈之刍狗，故痛恨不置，乃使遵王别刊所著，与朱书并行。前于第叁章论宋辕文上牧斋书，曾详引朱长孺致梅村书。朱氏此札作于牧斋身后，虽力排辕文之谬说，持论甚正，但亦阴为己身辩护前此注杜与朱长袭用牧斋旧作之故也。今梅村家藏稿中未见关涉长孺此书之文，不知是否骏公置之不答，抑或后来因涉及牧斋，遂被删削耶？考乾隆三十四年后清廷禁毁牧斋著述，梅村集虽撤去牧斋之序可以流通，颇疑其诗文中仍有删去与牧斋有关之篇什不少。如今梅村家藏稿内未见有挽钱悼柳之作，殊不近事理。或因清高宗早岁所撰乐善堂全集曾赋题吴梅村集诗，赞赏备至，倘梅村集内复发现关涉称誉牧斋之作，则此独裁者将无地自容。岂当日诸臣及吴氏后人遂于家藏稿中删削此类篇什，借以保全帝王之颜面欤？久蓄此疑，未敢自信，特附于此，以俟更考。
复次，朱长孺愚庵小集拾“与李太保囗囗论杜注书”略云：
杜注刻成，蒙先生惠以大序，重比毬琳。子美非知道者，此语似唐突子美。然子美自言之矣：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此语正可与子美相视莫逆于千载之上也。杜诗注错出无伦，未有为之剪截而整齐之者，所以识者不能无深憾也。近人多知其非，新注林立，尽以为子美之真面目在是矣。然好异者失真，繁称者寡要，如“聊飞燕将书”，乃西京初复，史思明以河北诸州来降，故用聊城射书事。今引安禄山降哥舒翰，令以书招诸将，诸将复书责之。此于收京何涉也。“豆子雨已熟”，本佛书，譬如春月下诸豆子，得暖气色寻便出土。伪苏注以豆子为目睛，既可笑矣。今却云赞公来秦州，已见豆熟。夫“杨枝”用佛经，“豆子”亦必用佛书。若云已见豆熟，乃陆士衡所讥挈甁屡空者，子美必不然也。“旷原延冥捜”原出穆天子传，今妄益云原昆仑东北脚名，此出何典乎？“何人为觅郑瓜州”，瓜州见张礼游城南记。今云郑审大历中为袁州刺史，审刺袁州安知不在子美没后乎？地理山川古迹，须考原始及新旧唐書元和郡县志，不得已乃引寰宇记长安志以及近代书耳。“春风回首仲宣楼”，应据盛弘之荊州记甚明。今乃引方舆胜览高季兴事。季兴五代人也。季兴之仲宣楼岂即当阳县仲宣作赋之城楼乎？以上特略举其概，他若黄河十月冰，三车肯载书，危沙折花当诸解皆凿而无取。虽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
寅恪案：长孺此札有数问题，一为朱氏杜工部诗辑注付印之时间，二为此札是否拟作，三为李太史究为何人。茲分别略论之。
一，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共为三十通，其第贰壹通至第叁拾通皆关于注杜之事，前已略引，其中屡有言及钱朱二注开版事，但不知何故，于康熙三年甲辰牧斋逝世之前两书俱未曾全部付梓。
今据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观之，卷首补钞钱谦益序，后附牧斋手札云：
杜注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秕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两行也。草复。
其后又有朱鹤龄附记云：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粹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顺治十二年）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卒业请序，箧藏而已。壬寅（康熙元年）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今先生往矣，函丈从容，遂成千古，能无西州之痛。松陵朱鹤龄书。
季振宜钱注杜诗序略云：
丙午（康熙五年）冬予渡江访虞山剑门诸胜，得识遵王。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余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凡笺注中未及记录，特标之曰具出某书某书。往往非人间所有，独遵王有之。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年未具。丁未（康熙六年）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遵王又矻矻数月，而后托梓人以传焉。康熙六年仲夏泰兴季振宜序。
寅恪案：钱注杜诗全部刻成于康熙六年，朱注杜诗则未知于何时全部刻成。鹤龄附记作于牧斋去世之后，但未署年月，其愚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