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作业-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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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魏帝对读书人的政策是否狠了点儿，那卢毓巧释法律以救白姓娘子是否值得称道，在此，都是次要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倒应注意卢毓的思考暗示着一个文化现象：古人时常用法律之外的“道道儿说法”，来充实法律的内容。其实，古人的所做所为已经提示：只要法律需要人们的理解，那么，法律便不完全是由白字黑字构成的，它必定还包含了阅读者对其法意的理解与诠释。而深一层的问题是：“理解”与“诠释”而得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三、思古“大门”和“犬门”
　　有书记载，大清乾隆年月，专司法律文书的衙门小吏已开始了舞弊徇私。他们，时常更改一字半词儿，来收点贿赂小钱以饱私囊。这下梁歪了也得怪上梁不正。人人都说，乾隆他爹雍正当初就是偷偷将“十”字改成了“于”字，硬把十四阿哥的皇位，挪在自己屁股之下，以至才有了后来的乾隆。
　　但是，这话还得两方面说。有人也改过法律文书的一个字，可却是做了为人称道的事儿。
　　那时有个小官人，叫胡长龄。长龄聪明，读书俊杰，乾隆五十四年中金科状元。在他做官的地方，有一案子判得“惨不忍睹”。原来，10来个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便跟着一个无赖入门盗窃，进门时没留神儿，从“大门”走了进去。大清刑律蛮狠，规定凡盗窃，只要是从大门入内就算“明火执仗”，因而不分主犯从犯，一律问斩。这样，那伙农民必死无疑。长龄看了一下卷宗，发现他们一被拿获，就从实招认了，既是从犯又是初犯，而且追悔莫及。长龄便对主判官说：“救人一命吧，他们可是罪不当刑，在‘大’字上加个点，变成‘犬门’就行了。这可不是贪赃枉法。”主判官也同情这伙农民，于是就在卷宗“大”字上挥上一点。
　　“犬”门肯定很小，既是小门，说明窃犯胆小，因而不像“明火执仗”那样有严重的危害性，法律是从轻发落的。就这样，10来个农民免遭一死。
　　国人有一习惯，只要遇到“目的”和“结果”值得赞扬的时候，差不多就忘了“手段”和“过程”的问题。所以，读到这类故事，我们喜欢在价值判断上褒扬一番，而不管“大门”改“犬门”的过程实为违反法律的问题。说起来，这习惯不太好，胡长龄没有贪赃，可毕竟是枉法了，哪能明明是“大门”，却愣改成“犬门”？
　　不过，有人喜欢说这故事，又有人喜欢听，这表明在说者和听者那一边总有道理可寻。我想，这道理在今天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法治是需要成本的。说的直一点，就是法治的实现也有代价。有时，法律严明得越是一丝不苟，越会容易僵硬死板，而僵硬死板就会牺牲其他一些有益的东西，甚至法律自己的最终目的（如公平）。现在，谁都知道法治特重要，可有时还是忘了它的双轫性。严格把住“大门”，是以“犬门”意义为代价的。
　　有人会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法治，就不能婆婆妈妈、瞻前顾后。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要是来个一刀切，小孩脏水一起倒，不犹豫就怪了。
　　洋人也遇到过这类烦恼。他们处理的办法，通常是在法律之内找个灵活的方式，以求情理公平的实现，不大会硬将“大”字改成“犬”字，在法律之外再立权威。洋人和胡长龄在一点上是一致的：“情理公平”是不能忘记的。至于两者的“手段”何者高明，读者自有结论。
　　三、思古“清官”的再议论
　　中国古代有个皇帝叫刘秀。他有个姐姐，号称湖阳公主。
　　这公主骄横跋户，目空一切。东汉那年，就连她的一个家奴也是狗仗人势，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平民一人，甚为嚣张。官府闻报此事，立马遣人缉拿。家奴相信大树之下好乘晾，便一溜烟儿躲进公主家内。官兵赶到，公主居然双手奔腰一插，大声喝到：“谁敢进去？！”
　　当时京城洛阳官府大人是董宣。董宣听说那死家奴如此放肆，气得眼冒金星，心想：“兔崽子，敢假公主之威在本官辖区之内玩儿邪的，定叫你尸首分家！”
　　次日，董宣率精兵数十人，在公主家大门外扇形排开，威然站立。那家奴是公主的贴身佣人，与公主形影不离。这日，公主恰巧有事出门，家奴依惯例伴随左右。岂料，就在公主马车刚出大门之际，官兵突然将车队团团围住，董宣箭步冲上，将贼家奴一把拉于马下。董宣对公主道：“失礼了！没办法，此浅奴滥杀无辜，必须回官府定罪问斩！”公主斜眼儿视董宣，说：“此奴为家奴，故此事为家事，您不便插手吧？！”家奴也趁势挣脱。董宣怒火万丈，吼道：“此案已人证物证俱在，今儿本官非将他就地正法不可！”随后舞刀下去，将家奴劈为两段！百姓见此光景，无不拍手称快。
　　湖阳公主瞧董宣如此“张狂”，即刻前往皇宫哭见刘秀，告董宣一大状。刘秀脾气大发，叫手下将董宣乱棍打死。董宣坦然自若，说：“皇上，您圣明德行，刘家天下才如日中天。今湖阳公主放纵家奴为非作歹，您不予纠正，反而怪罪下官，这将如何令众人信服？大好江山必因此而断送！”说罢将头直撞皇宫圆柱寻死。刘秀听后猛省，马上叫太监拉住董宣。此时，湖阳公主已满面怒容。刘秀见状灵机一动，对董宣说：“你就给公主磕头赔礼吧，这事儿就这么了了。”但董宣不管那么多，仍然屹立不动。刘秀叫人用手按其头下磕，董宣就是宁死不从，并大叫：“大丈夫宁折不弯！”刘秀暗自翘起母指，想：“是条汉子，行！”接着下令：“董宣出宫继续司职，赏银三十万。”并将公主晒在一旁。
　　打这开始，董宣真是了不得，见豪强犯罪便痛打痛杀，其名威震京城，人称“卧虎”。也从那时开始，国人更加轰轰烈烈地传颂为民之吏的故事。于是，我们的法律文化中，出现了描述“卧虎”甚至“包公”、“海瑞”等被民称道的“清官”字眼儿。
　　百姓喜欢“清官”。时至今日，百姓还是如此。但专家则说，国人这个传统实在不可夸耀，因为，它把希望寄托在“人”（官）的自律而非法律的他律上，终究是一个人治的陪衬嫁妆。
　　可是，百姓的观念总是来自直觉，而直觉，有时就是在情在理。想想看，在法治的社会里，法院总要依法监管其他“官府衙门”，它里面的人也叫“官”──法官。说法律是最高权威，实际上有时便是说法官具有最高权威，在法律被违反或对法律有争议时，尤其如此。而如果法官不是“清官”，怎么办？有人兴许说，让另一“官”（如立法者）来监管。可后一“官”仍然不是“清官”，怎么办？而且，法治的一个要义也在于“司法独立不受任何干预”。让他者监管法官，就是干预。这又有违法治的初衷。这般讲来，法官的自律问题还是不能回避。
　　所以，不论在人治还是法治中，“清官”的企盼，一定是永恒的主题。
　　三、思古顾左右而言他
　　在日常用语中，“顾左右而言他”是个使用频率蛮高的词句。意思，世人皆知。出处，见于《孟子》。其前缀主语是“王”。“王”，是指春秋战国那阵儿齐国的齐宣王。人说话做事，在遇到诘难而没辙儿的时候，常常会“顾左右而言他”。
　　典故修辞的问题，与本文无关。略说两句，只是作引子而已。
　　孟子与齐宣王有段精妙乖巧的对话，其场景，载《孟子》中《梁惠王下》一章，读来有意思。而“顾左右而言他”出于其中。现摆在下面：孟子问齐宣王：大王，您有一些臣子，他们去楚国游山玩水，走前将自己妻小托付给朋友照看，一“拜拜”了事。等从楚国回来时，才发现自己妻子儿女却在忍饥受冻。您说，这人多缺德，对这样的人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还用问，把他们晒在一边，甭理他们！
　　孟子又问：专司刑法的一批官员吊儿啷当，不尽职，根本没招儿处置一帮缺德无良、寻衅滋事的人，该怎么办？
　　齐宣王想都没想，答：革职查办呵！
　　孟子绕了一下又问：整个国家一片混乱，所有做官的都反了，又该怎么着？
　　齐宣王卡住了，此时“顾左右而言他”，不知如何是好。
　　原文是文言，没这么大白话。为着读来方便，笔者就这样处理了。
　　如果将对话和场景放在法律的语境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已经下意识地点到了法理学的一些要害问题。显然，孟子提问颇为机巧。其言外之意是想说明，假如所有官吏都清一色地反了天，或者，紧要部门的官吏都闹事儿了，国家机器也就无从谈起了。而法律特别依赖国家机器，机器零件一散，法律便是呆在空架子里，毫无实效。
　　设想一下，司掌刑罚的官吏对孟子提到的那班不顾妻儿的人睁只眼闭只眼，而且，监督刑官的官吏也是杵在一旁，啥事都是看热闹，那么，刑法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人们会说，那是一堆废纸。其实，即便其他法律比如民法，其内在的机制，也是一样。
　　法律是要一批官人支撑的。官人是啥表现，对法律十分打紧。官人要尽职，要有德。对一般官人来说是如此，对把持法律要害部门的官人来说，更是如此。孟子一类的古圣人，对法律管束官人以及小民百姓的一举一动，不太在乎，喜欢唠叨“君子之德，风也”。与法家分子强调以法治吏不同，孟子蛮注意官人的道德自觉式的操守。相形之下，恐怕还是孟子一路人所思所想到位。起码，对关键位置的官人而言，是这样。
　　前面小文提过“清官”的问题。我们说了，“清官”问题回避不了，它是永恒的主题。经过对孟子与齐宣王谈话的解读，这应该是更加明确的了。如果死心眼，认定德教对官人没啥意义，只有法律才管用，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三、思古槐树•；猪腿
　　法律有无好坏之分？应该有的。
　　虽说“好”与“坏”总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但是，在一个特定社区，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好坏”也会打下大多数人意见的烙印，并由此显得客观。法律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的好坏。这对于立法、执法、司法来说，再明显不过了。
　　这里，我们说个有关法律制定好坏的故事，然后，看看里边的引申问题。
　　古书《晏子春秋》讲，春秋那会儿的齐国，有个君王叫齐景公。齐景公有许多奇怪的嗜好，性格执拗、跳跃、不拘一格，有点大小孩儿的味道。他喜欢槐树，原因不得而知。一次，这大王叫人栽下一个槐树，还命手下仔细看管。为了万无一失，使人看得真切明白，景公又立下一个木桩，将一块牌子挂在上面。牌子上的字儿是：“碰槐树者刑，伤槐树者死”。
　　有一个酒徒不知这回事，一日喝醉了酒，撞到了这棵槐树。槐树看上去有些损伤。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官兵把他拿住了。官兵问景公该如何处置，景公说：“这还用问？照已颁布的国法处置，拉下去。”
　　君王的具有“普遍性”的令，也属一种国家法律。这是不言而喻的。
　　酒徒有个女儿，漂亮而又聪明。听说父亲犯事了，她觉得冤枉，想帮一把，于是托人传话给齐国有名的宰相晏子，说：“我是城外一个小女子，特别向往服侍相国，愿在相府后宅充数做个小妾。”
　　可晏子更是一个明白人。他琢磨：“我一来不好色，二来人老了，身材五短，为人又不谋取私利，为啥她乐意给我做妾？里面定有文章。”
　　两人见面，晏子还未发话，小女子已是抢先说道：“这景公因为一棵槐树，便立下不仁的法令。我爹嗜酒，时常糊涂，不小心撞上了那棵槐树。现在，官兵非要治罪。听说，英明君王时刻为小民着想，不为禽兽伤害百姓，不为禾苗伤害禽兽，不为野草伤害禾苗。这不应该是假的。可景公却要为一棵槐树惩罚家父，要我成为孤儿。父亲受罚事小，因罚损害君王名声道义事大。您说，是不？”
　　晏子一听，心想：这小女子文化不高，可居然能说会道儿，而且说的在理。
　　第二天，见到景公，经一番推心置腹的劝说，晏子愣是叫景公心服口服地废掉了那法令。有书记载，晏子叫晏婴，才华横溢、治国有方。景公啥事都听晏子的。现在晏子吭声了，景公自然没有二话，废掉法令之后又放了小女子她爹。
　　这故事，显然说明了法律有好坏的问题，而且，暗喻了人之德性对法律的重要。
　　德性从何而来，大体只能来自教化了。现在人们乐意以为，对人的操守，法律要比教育来得更有效率。对君王，也可以用法律来制约。这话顶多一半是对的。如果一国之法是由君王来做主，或者即便不是君王，是由一些人来制定，那么，制定者的德性将是至关重要。他们的好坏，决定了法律的好坏。而且，即使可以说说对他们的法律制约，最终还是无法逃脱“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制约”的问题（像在现代国家里法官对其他官员的制约，前面《“清官”的再议论》小文提过这点）。前一部分人，依然有德性教化这一茬儿。难怪人们会疑惑地问：谁来制约“制约者”？
　　古人传说有趣，不仅提到处于法律要害之位的君王的德性教化，而且，还提到说德性教化的人的自我教化。
　　也是那个《晏子春秋》，又讲了一个猪腿的传说。传说意思是，晏子一次吃早餐，送来的食物里面有蒸熟的小猪。小猪躺在盘里被送来时，俩腿应该露在外边。这是一个伺候规矩。可是，晏子惟独不吃猪腿，觉得那东西放在嘴里不舒服。有意思的是，晏子心里对这不踏实。因为，不吃不算，送来后又送走，这是明摆着浪费，又叫别人看见了。于是，晏子对伺候的人说，明儿送早餐，猪腿不要露在外边。
　　谁知，第二天，小猪俩腿不仅没“露面”，而且根本就“跑”了。
　　晏子皱起了眉头。伺候的人见状，连声说到：“真是对不住，猪腿丢了。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晏子却说：“甭查了。”伺候的人不明白，心里直打鼓。晏子一笑，唠叨了两句：“东西多出来了，自己不用，自然应该分给别人。藏着掖着，甚至浪费掉，别人当然要偷了。您应教我不要藏着掖着，不应教我寻觅窃猪腿的人才是。”
　　古人有时明白事理，而且极有反思意识。传诵这些段子，其潜在目的，不仅想要点明法律运作关键位置上的人物需要德性教化，而且想要点明，对这些人物说教的那些人，也应时时检省自身。这就于不经意之际，深入到了法律文化构建的根处，提升了法律的人文基础。
　　三、思古“父母官”和“公仆”
　　现在，舞文弄墨者越来越着迷日常词汇的文化意义。因为，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社群对词汇的使用大有区别，而词汇使用的背后，总是显现了说话者的意识、观念，以及文化背景。甚至有人说，在“听其言观其行”中，最重要的倒应是“听其言”，而不是“观其行”。一句话，词汇是文化变迁的“标签”。
　　我们就当这是真的，来看看“父母官”和“公仆”这俩词儿。
　　在一般日常语汇中，“父母官”一词儿使用率蛮高，“公仆”一词儿可能低点。对于特定档次的一个“干部”、一个“领导”、一个“负责人”，或者干脆一个“官”，我们首先会想到“父母官”，其次才会想到“公仆”。如果此官特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