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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孝阳中短篇小说上-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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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说，这回不同，是县里出钱出物资，不用我们投钱。我说不要信他们。但他还是要做，说如果那么多人种了我们家不种，人家会说我们因为懒所以穷。
两个月后弟弟来问我要钱建烟炉。我大骂一场。他说烟都种下去了，你总要帮我的忙，到时我一定一分不少地还你。我给了他两千元。后来就像我预期的那样，弟弟种的烟烤出来都不得等级。
烟草局起初是预借了种子、化肥、柴火等物资，卖烟时全部以高价扣回成本。一个八分钱的薄膜袋，到后面以一元钱卖给农民，其它物资也一样。卖完烟后，不提人工，我家还倒欠两千六百元。这是喝老百姓的血啊。
去年八月底我请长假回家住了六天。乡亲们一个个脸有菜色，说近半年的时间，没一天穿过干净的衣服，天天和烟打交道，一天到晚灰头土脸，开头挑水挑肥，后来采叶烤烟，到头来一斤肉也没得吃，还背上了几千元的债，我们这些泥腿子真是太贱了。
我三哥瘦了二十多斤，本来瘦小的人，现在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六十岁。我不敢再骂他们。平时骂他们懒，现在他们累死累活，结果怎么样呢？ 我那个会吃人的大伯家的四哥也一样受骗。一家人操劳半年，卖烟后得不到一分钱，在广东打工的女儿寄钱来了，要去领钱找不到三块钱车费。四嫂可怜巴巴地来向我弟媳借钱应急。我拿了十元钱，她还假装客气说不要，眼泪往下掉。
乡亲们都说以后不种烟了，谁种大伙就砸谁。可村干部说：十五年合同都订了，上级说如果你们明年不种烟，他们就把上面那条水截断，让你们没法种田。气得有人就喊，到时，我们就拿锄头等着他们！
最让父亲失望的是，弟弟竟然在外面拈起花草。他认识了一个离婚女人。那个女的做生意有点钱，邀弟弟去广东打工，说要帮我弟弟生儿子。我弟只有三个读小学的女儿。我弟卖了家里的猪，打算置结发之妻于不顾，要弃家和那女人走。弟媳叫我打电话去骂我弟弟，说，我若不管，她也要去广东。说我弟讲了，她若走了，几个孩子还有我姐养呢。
我拿起电话来，还没说话，泣不成声。我哪里骂得出口？都是几个孩子的爸啊。
我说，弟啊，这个家这么多年一直是你和我撑着的。你这样做，对得起谁？对得起爸？对得起弟媳？对得起你女儿？也对得起我吗？请你仔细考虑吧。弟弟一句话也没回答。
隔了几天，二姐也回家了。弟媳把弟弟的事说了一遍，二姐当场哐啷哐啷地教训了弟弟一轮。我弟大声吼道：你再说，我就砍了你的头！我二姐更大声地吼他，他的态度才老实下来。
二姐还说了她夫家的一件事。她老公的小叔子和县城一个开微型面包车的女人好了。那女人对小叔说，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你和我好，我就帮你生一个儿子。小婶子信以为真。因为她自己生了二个女儿，没生儿子，不能让这个家绝后啊。后来他们真的生下一个儿子，送来给小婶子养，养到九个多月，那女人说带回县城看看，后来再也不把儿子给回来。小叔子跟着那女人在县城住上了，还要求离婚。小婶子不同意。那女人找来六个姐妹，开车到小婶子家来骂，骂婶子不要脸，想养她的儿子，有本事自己生一个啊，你老公都不爱你了，你还要这样缠着他不放！二婶去撕扯那女人，寡不敌众，反给那群女人打了一顿，之后她们开车跑了。第三天，夫家家族中的七八位嫂子坐车到县城，当众大骂那女人，说以后你再敢下来欺负人，我们就撕碎你。那女人躲在车上不敢下来，默默地听着。她没再找小婶的麻烦，但小叔子更少回家了，也不管他的那两个女儿。
二姐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回去了。走时她邀我去她那，我说没时间。我喜欢听二姐摆故事，村里好多人都喜欢，她会讲好多有趣的故事，讲得很生动，常让人破涕为笑，和她在一起从来也不觉得闷。二姐只读过一年级，不识几个字。她大儿子在广东打工打来电话，家里没笔，她懂得用木炭把电话号码记在破碗上，下一次给儿子打电话时，她就带上这个破碗，弄得别人以为她是来讨饭的，笑得前仰后翻。可我不喜欢去她家，不喜欢她儿子。七年前他们家的房子摇摇欲坠，我到开发办帮他们借了五千元贷款，他们才能启动做房子。一年之后起了一层楼房。她大儿子去广东打工，有了几千元钱，却不着急还我，而是买了25寸彩电、音响和VCD，接着就要结婚了，说还要来向我借钱。我差点气疯了。
还有那个不争气的建国，我二哥的儿子，我父亲惟一的男孙，我惟一的亲侄。从小没让家人安然过。六岁之前年年生病，到了读书的年龄又不好读书，处处调皮捣蛋，哄来哄去读到六年级，再怎么说都不读了。我把他带到县城和我儿子一起读书，一起睡觉，一起吃饭，帮他买来衣服与鞋子。可他就像天生的野兽，无论我对他有多好，他都不感动，上课时东张西望，考试时烧试卷，放学之后不回家，到处捡烂铜烂铁。偷家里的米拿到粉店去卖。碰见我的同事，竟然敢开口以我的名义借一百元钱，在一天之内花光。还买了一把尖刀藏在书本里。老师叫去谈话，他满口认错，还主动写了检讨，但过不到一个星期又恢复原样。这样反反复复几次，就再也没学校要他了。于是开始在社会上混，和村子里的六七个烂仔一起，一天到晚打麻将赌钱，偷人家的鸡鸭拎到野外去杀了烤来吃，成群结队地到外村或者到学校去打群架，有时还到村外小路或大路上拦截过往行人要钱……因为这个崽，家里时常闹得人仰马翻、鸡飞蛋打，全村出了名。我二哥不知打断了多少木棒。一些人还说我哥包庇小孩，更多的人说他不会教育小孩。二哥不知有多难受。有一年过七月半，吃饭时找不到二哥，家人四下去找，后来村里的周江佬说看到二哥往村南那条河边走了，脸色不好。我赶紧沿着河边跑，周江佬也跟了去，在村南边出水的岩洞里找到了二哥。他一个人在里面偷偷地哭。
村里不少好心人对我们说，拿建国的八字去给算命先生看看吧，看过解了就会好了。不用他们说，我们都找人看了好几次，衣服也拿去看了。几个先生说的基本相同：这人命犯伤残，有五鬼拦路，死鬼伤鬼水鬼饿鬼短命鬼，哪年到哪年有牢狱之灾。但在如何解的问题上却不大一样，有的说可以解，有的说没法解。说能解的，我们都请他来解了，无论有没有效。其中有个先生说的话耐人寻味，这个八字很难解，这是注定了的，怎么解他都要走这条路。让人心惊而绝望。
建国真是伤残的命。建国和二嫂吵架。二嫂推了一下，他跌到地上就断了左手臂。二哥骂二嫂是个恶毒的女人，把儿子的手都打断了。结果二嫂那晚就吃断肠草，被我弟发现后送到医院洗胃。两条腿全断过了。一条腿是打球断的。另一条是他喝醉酒，我弟教训他，他抓起菜刀要砍我弟，二哥抱住他，结果两人没站稳，顺势倒下。二哥夺走刀，爬起来。建国却躺着起不来，说腿断了。大家还以为他是装的，没理他。过了好久，仍见起来，送到医院拍片，真的断开了。医生说建国的骨头非常脆，小时是不是打针太多了？我二哥说是的啊。
牢狱之灾也应了，建国十六岁就进派出所。到十八岁，伙同村里的六个烂仔深夜翻墙潜入学校女生宿舍行窃。女生惊叫，他们就用棉被蒙住她的头，得到了四块多钱后仓皇逃跑。第二天学校报了案，并告了这伙流氓入室抢劫。公安局的人到村子围了几天。他们都跑出去躲了。我们村有个人在公安局，叫阿光。
阿光对我二哥说，阿叔啊，上面是要真要抓人了，像建国这样脾气的人，到了里面，哪天被打死了都有可能。于是二哥把建国送到一个远房表哥那里。建国到表哥家，表哥帮他买衣买鞋，他老实了两天，到第三天，就忍不住出去和表哥单位的闲人打起麻将，打到深夜就从一楼阳台爬上二楼的表哥家。表哥骂他。他卷了两件衣服跑回来，住在他朋友家。第二天出来吃早餐，公安局的人过来把他拎走了。那时是十一月，天冷了，看守所让我送棉被。我打听建国的情况。管理人员说，建国犯的是抢劫罪，虽然只是四块多钱，行为已构成了抢劫，而且是入室抢劫，最轻也是十年。我听了大吃一惊。我知道这些小流氓必须得管，关他两三年也不为过。他们是犯罪了，但没有打伤打残人，性质并不严重，数额也不大，才区区四块钱。七个人每人分得六毛钱。若因此被判十年，那真是太冤枉了，罪不至此。
我去找阿光。阿光叫我们争取在审理之前把建国弄出来，说，若这事进了程序，就不好办。阿光还举例说，某年有个人，因为人家欠了他的钱不还，他就找人闯入那个人的家，把那人绑在柱子上，然后逼那人拿钱。结果反过来被那个人告上法院，被公安局抓去了，判了五年，他不服提出上诉，结果还被二审判了十五年，定的就是抢劫罪。
听阿光这么说，我都绝望了，去求自己的夫君。他对我家的这一摊子烂事早已恶心透了。我求了半天，他才答应。那年，我夫君还在镇上做书记，和派出所的人也熟，匆匆去找了他们，找了两三次，终于有结果，他们说就罚他五百元吧。
建国出来后，说要去广东打工，二哥凑了五百元做路费。不久，有人带信回来说他赌钱被老板开除了。很快他就回了家，在村里呆了个把星期，又嚷着再去。二哥又凑了三百元。出去不到一年回来了，说上班太苦，每天要做十三个小时的工，吃不消。这次在村里呆了几个月，又不安份了，到外婆家找他的表哥们。表哥们说那你就跟我们走吧，这次再学坏，以后就死路一条。他和表哥们在中山的某建筑工地做了一年，比在厂里还要苦，每天要在烈日下面干十几个小时，每个月一千元。钱都是表哥帮收起的。一年后积了五千元。我们都以为浪子回头了。一天，他几个狐朋狗友找到他，在那里住了十多天。他叫表哥拿存折来领钱。表哥不给。他发牢骚说，朋友现在没有饭吃了，你让我看着他们饿死吗？表哥让他拿存折去领钱。他拿到存折后和那些狗朋友在外面租房吃吃喝喝一个多月，直到把钱花光，再回去向表哥认罪，借路费回家。回到家后也不做工，还是赌钱，家里人骂他，他就摔东西。然后又去浙江，去江苏。到江苏不到一个月，来电说病了，叫我寄三百元回家看病，在外面是看不起病的。我给了他五百元。
说起来，上帝对这个烂仔也是太残忍了，他再坏，充其量不过是败家仔。他回来后，跑到县医院做检查，拿到化验单一看，说是癌症晚期。他崩溃了，不敢对我们说，跑到小酒馆喝酒，喝得颠三倒四，拿了把匕首去找曾经在看守所打过他的公安。他哪里是膀阔腰圆的公安的对手？被人家一记擒拿拧断手臂，逮起来。我们跑过去问他咋要做这样的傻事。他就哭，说，反正自己没几天好活了。我们不相信，他拿出那张化验单。我接过单子。字迹龙飞凤舞，一个癌字我是认识的，可得癌的人多半是上了年纪的人，建国才二十二岁呀。我疑疑惑惑地把单子拿到医院一问，才知道是医生填错单子。就这样，建国被判了七年。
你，我的生命之树，我心灵之树，我的梦中之树。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我真是活腻了，真是想死，真是不想坚持了。我不是女强人，我是个脆弱的女人。我不断地阅读你的作品，反来覆去读，从中汲取活下去的勇气与力量。若没有你陪伴我，我可能早完蛋了，自我结束了。我在你书中哭，在你书中笑，被你的柔情打动，被你的深刻惊醒，被你绝望的坚持到底的态度感动。我在向你诉说我的命运。你愿意听吗？你如果觉得烦，就把这封信删掉。可我现在仍然忍不住想说，要说。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憎恨自己。
我父亲以前做过队长，因为贫农出身，解放前在地主家做长工，后来又参加红军，又打过日本，根正苗红。小时候我参加过几次村里的忆苦思甜大会，吃过那些没放盐煮的野菜，还听我大伯娘声泪俱下地在大会上讲旧社会的苦难历史和新社会的幸福，看着父亲领着大家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父亲在文革时保了不少人。上面下来的人叫他揭发，被揭发有罪的人要被打死。父亲一口咬定他们无罪。不久，父亲因为阶级立场不坚定，被撤消队长职务。一队队的红卫兵拿着小红旗从我家门前经过，一路高呼着打倒我爸的口号。父亲只是叹气。
这些年，曾经受过我爸恩惠的人，有的发达了，有的做了村干，常常欺负我们家，甚至扣押县里发下来的救济物资。我二哥找他们算帐，说从前我爸救了你爸的命，现在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我们家了。他们呷着酒也不理。
一个叫吴强仁的，他家是富农。不知他偷了队里的什么东西，结果被抓起来批斗会。村里好多男人都参加了。女人们在外面从窗户看，吴强仁的两个女儿也在外面看。吴强仁一个劲地喊冤，接着被打倒在地，像一个皮球一样被大家踢来踢去。众人还不断地高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吴强仁不老实交待，我们坚决斗争他！”打昏之后，几个人把他拖出来，拖下台阶，拖到河边，在人们平常洗菜舀水的地方，扔下去。吴强仁的两个女儿始终站在那里呜呜地痛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时我父亲已经不是队长，没人听他的。但看着不忍，偷偷把吴强仁捞起来，看见他口鼻前还有一口热气，没敢惊动别人，摸黑背到村后的山洞，藏起来，送饭送菜，救下他一条命。可就是这样的活命之恩，吴强仁也忘掉了。他后来做木头生意发了财，成了我们村最有钱的人，还盖起三层楼。我家火灾那年，我妈跑去向他借点钱，他说手头紧，周转不过来。气得我父亲直骂自己瞎了眼。
还有一个寡妇。当年她老公得传染病死的时候，亲戚没一个人敢靠近。我父亲和另一个人从医院把尸体抬回来，抬进棺材。在生活中也是颇多照应。可有一次，我二姐偷了队里几根玉米棒，被她揭发了。这个烂女人，自己偷那么多次，人家看她可怜不揭发她，她倒揭发起别人。害得我二姐吃断肠草，幸好被人救下。
不提外人。
我大姐夫是文革时来到我家做上门女婿的，因为我家这块贫农的牌子，才得以活命。他家是地主出身，祖上有人考中过进士。他爸爸在反右的时候被抓去坐牢，文革时死在监狱里，到底是病死还是被打死，至今还是一团谜。二十多年来他们一直未能找到他的尸骨，只得在家中立一块牌位。姐夫的二哥被造反派抓着了，被押到山洞，用麻绳吊起来拷打，打死后丢在山洞，后来家里四处寻访，访出结果，捡回尸骨。
大姐夫不会种田，却学会一门砌石的手艺，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小工头，还挺有钱的。可我大姐死后，他也懒得理我们，又另娶了老婆，还在县里放出风声，冤枉大姐把他赚来的钱都贴补娘家了，直至他逐渐衰败后，才又搭下脸与我们说话。大姐夫的几个孩子都不成材。老大高中没考上，托关系当了兵，复员后在县里跑短途客运，却迷上足彩，一年到头赌足球，结果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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