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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湾(赵树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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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们笑了一阵。
张永清看着何科长便想起了糊涂涂老婆常有理。他想何科长既然住在他们家，常有理一定要告自己的状——因为自从他顶撞了常有理的几个月以来，每逢新到村里来一个干部，常有理就要告一次状，连看牲口的兽医来了，她都向人家告。他试探着问何科长说：“你住的那一家的老太太向你告过状了没有？”还没等何科长回答，大家几乎是一齐说：“那还用问？”何科长说：“要不是她告状的话，我还不能一直睡到快吃饭才起来呢！”王接喜替张永清问：“告得一定很恶吧？”何科长说：“那老太太固然糊涂一点，可是张永清同志说话的态度恐怕也不太对头。”又向张永清说：“人家说你说过：‘在刀把地上开渠是一定得开的，不论你的思想通不通——通也得开，不通也得开！告状也没有用！我们一边开渠一边和你打官司！告到毛主席那里也挡不住！’这话如果是真的，那就难怪人家告你的状了！”何科长说到这里，别的人都看着张永清笑了。张永清说：“这几句话我说过，可是她就没有说我们是不是也向她说过好的？”何科长说：“只要说过这几句话，任你再说多少好的也没有作用了。”王接喜组里一个组员说：“何科长还不了解前边的事，依我看不能怨永清的态度不好。在永清没有说那几句话以前，大家把什么好话都给她说尽了——她要地给她换地、要租给她出租、要产量包她产量——可是她什么都不要，就是不让开渠，你说气人不？都要像她那样，国家的铁路、公路就都开不成了。依我说她那种像茅厕里的石头一样的又臭又硬的脑子，只有拿永清那个大炮才崩得开！”何科长说：“问题是崩了一阵除没有崩开，反把人家崩得越硬了！要是已经崩开了的话，人家还告他的状吗？为了公共事业征购私人的土地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村子里过日子，如果不把思想打通，以后的麻烦就更多了。她是干属，是军属——是县级干部和志愿军的妈妈，难道不能和我们一道走向社会主义吗？大家要和他对立起来，将来准备把她怎么样？渠可以开，但是说服工作一定还得做！再不要用大炮崩！”张永清说：“对对对！我以后再不崩了！”一开头请何科长修理机器的那个老社员说：“以前崩的那几炮算是走了火了！”大炮能走火的事以前还没有听说过，所以又都笑了。
一个和王接喜年纪差不多的青年组员说：“接喜！你爹那脑子，依我看也得拿永清老叔的大炮崩一崩！”另一个组员纠正他说：“连‘常有理’都不准崩了，怎么还可以去崩‘使不得’？”
何科长见他们这一组热闹得很，数了数人也没有数清，好像大小有二十来个，便问他们说：“你们这一组不觉着太大吗？”张信向他解释说：“这是两个组。一个是社里的，另一个是互助组。”互助组一个组员说：“我们明年就一同入社！”何科长说：“全组都愿意吗？”“都愿意，就是剩组长他爹不愿意了。”何科长又问到组长他爹是个什么想法，张信便把王申那股“使不得”的劲儿向他介绍了一番。以前说要拿大炮崩的那青年说：“依我看那是糊涂涂第二！”张永清说：“可不一样：糊涂涂是财迷，申老汉不财迷。到了扩社时候，我保险说得服他！”
又谈了一阵，张永清看了看水车的阴影说：“该干活了！”那个青年也看了看阴影说：“人家‘武装组’和‘技术组’都有个表，咱们连个表也没有。”张永清说：“不要平均主义吧！咱们也不浸种、也不换岗，暂且可以不要，等咱们把生产发展得更高了，一人买一个都可以！”
两个组又都干起活来了，何科长和张信看他们割了一阵谷子，就又向黄沙沟口柳树林那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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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黄沙沟口
何科长看见黄沙沟口柳树林那里那伙捆谷的青年不在地里了，另外有个人驾着一犋牛在里边耙地，就问张信说：“怎么谷捆子还在地里就耙起地来了？”张信说：“远地都是等担完了谷子才耙，近地只要先担了一溜就可以耙——耙的耙、担的担也赶得上。”何科长说：“收秋这一段不是包工吗？”张信说：“包工。谷子地连犁耙、种麦子都包在内；晚秋地不种麦子，不过秋杀地也包在内。犁耙地的，每组都有专人——一收开秋，他们不管别的事，只管耙地、犁地。”他们正说着，武装组的十个小伙子又扛着尖头扁担从场里返回地里来了。这十个人顺着地畛散开，一个个好像练把式，先穿起一捆谷子来，一手握着扁担紧挨那一捆谷子的地方，另一只手握着那个空扁担尖，跟打旗一样把它举到另一捆谷子的地方，把那一个空扁担尖往里一插，然后扛在肩膀上往前用力一顶，就挑起来了。不到五分钟工夫，他们便又连成一行挑往场里去。
何科长和张信又走了不多远，便听见在这柳树林边另一块地里割谷子的青年妇女们，用不高不低的嗓门，非正式地唱着本地的“小落子”戏，另有个十五六岁的小男青年，用嘴念着锣鼓点儿给她们帮忙。何科长他们走近了，那个小男青年一发现，便向妇女们打了个招呼，妇女们也都站起来了。小男青年布置了一下，大家齐喊：“欢、迎、何、科、长！”接着便鼓了一阵掌。何科长向大家打过招呼，大家又恢复了工作。
那十个担谷的又扛着空担子来了。他们向何科长打过招呼，又要散开，组长魏占奎说：“你们且走着，我同何科长看一下，马上就去！”一个爱向他开玩笑的青年说：“来不来由你！反正三趟一分工！”何科长说：“你们忙你们的吧！我和张信同志随便遛遛！”魏占奎说：“我应该给你介绍一下情况！”张信也和他开玩笑说：“误三担就是一分工，算你的呀算社的？”魏占奎说：“一担也误不了！到不了晌午我就能赶出来！”
说着他便和何科长他们走向柳树林边的大沙岗旁边。
魏占奎指着几十步长、一人多高的一段沙岗说：“这沙是从这五六亩地里起出来的。在去年建社的时候，这五亩地还压在沙底，每亩地只算了三斗产量，只能种大麻也长不好，现在五亩地割了四十多担谷子。”何科长说：“这样土地产量该按多少分红？”张信说：“土地分红不增加，因为起沙是社的工。所有的地增了产，土地分红都不增加，因为增产不是土地增的。”何科长点了点头，又问：“土地多的户也同意吗？”魏占奎说：“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让他们自己种他们又增不了多少产，社里增了产每一个劳动日都分得多，自然也有他们的份儿。就像这块地，要不是用社里的工起沙，他一家哪有这力量？”
沙岗中间有用石头修成的一个水口，让山洪打这水口上流进来。何科长问：“这样不怕再进沙吗？”张信说：“沙给上边的柳篱笆挡住了。”他们一同登上水口去看柳篱笆。柳篱笆是用粗柳枝作骨干，用细柳枝编织在这骨干上的。柳枝是活的，是埋在地下浇上水然后才编的，所以都是栽活了可以生长的。从大柳树林边到地边，共有四层篱笆，前边的一层，骨干都有碗口粗，外边的沙已经和篱笆平了，沙上生满了荆条、蓬蒿；后边的三层，一层比一层小，可也都是青枝绿叶的。魏占奎指着说：“这就是玉生发明的活篱笆。”何科长说：“就是这样？我从前在报上看过，上一次来了没有顾上来看。这很有意思！看这一排大的已经长成树了！”魏占奎说：“这是一九四九年栽的，当年秋天沙就积满了，以后才又在它的后边栽，一年栽一层，一层比一层高。现在这些沙上边的荆榾棙和草已经锈成一片，沙已经不来了。”张信说：“这一边是挡住了，要是不想根本办法，迟几年沟口的沙堆满了，还要往别的地方去。今年在正沟里也试栽了两行，沙也早积满了。要是将来全村都入了社的话，一道黄沙沟每隔十步栽一排，那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了。”魏占奎说：“那一定能解决问题！听王兴老汉说，从前一道黄沙沟都是树林和荒地，沟里的水时常可以流出来。”接着他指了指两边山脚下说：“那一片地名叫‘苇地洼’。王兴老汉说他刚刚记事那时候，苇地洼还有不多一点水，也还长着些苇，后来沟口住着的那十几户人家来了，把沟后的地一开，水就慢慢没有了。”正说着，担谷的那几个人又来了，和魏占奎开玩笑的那个青年喊着说：“魏占奎！三厘三！”魏占奎看了他们一眼，回头辞了何科长，就和他们一同去了。
在魏占奎和何科长他们说话的时候，有几个妇女只顾看他们的活动，忘记了割谷子，那个十五六岁的小男青年喊：“军干属同志们！加油呀！”这些妇女，差不多都是民兵和青年干部的家属，所以他那样喊。可是里边有一个姑娘向他提出抗议。这姑娘说：“你分清楚一点！都是军干属吗？”小男青年是个调皮一点的孩子，趁她这一问，便向她开玩笑说：“现在不是，将来还不是吗？——军干属，候补军干属！大家……”“呸！你这个小调皮鬼！你这个小女婿！你这个圆蛋蛋！”因为这小青年姓袁，叫小旦，在村里演戏时候扮演过“小女婿”这个角色，所以她那样还口逗他。
何科长和张信离开这些一边做活一边玩笑的青年们，走进重重密密的柳树林中去。何科长问张信：“玉生究竟属哪个组？怎么园里也有他的工作，这里也有他的工作？”张信说：“他不参加包工，所以没有参加劳动小姐。社里就有好多不参加劳动小组的人——像粉房老师、放牛的、放羊的、管驴骡的、会计——都不在这四个组里。这些人要是有了多余的工夫，光社里的杂活——像出圈、垫圈、割蒿积肥……——就够做了。”何科长问：“社里的技术员不是有好几个吗？”张信说：“每组一个，玉生是总的。”“平常他都管些什么事？”“他是个百家子弟，什么事也能伸手。他分内的事是那些药剂拌种，调配杀虫药，安装、修理新式农具，决定下种时期、稀密，决定间苗尺寸……一些农业技术上的事，不过实际上作的要多得多——粉房的炉灶、家具也是他设计的，牲口圈也是他设计的，黄沙沟后沟几百根柿树也是他接的……在生产技术上每出一件新事，大家就好找他出主意。他聪明，肯用思想，琢磨出来的新东西很多。”……
他们谈论着玉生，就穿过柳树林，走到黄沙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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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站得高、看得遍
黄沙沟口的北岸上有一片杂树，从下边望上去，树干后边露出了几个屋檐角，在岸边上的槐树下睡着一头大花狗，听见下边有人走过去，抬头看了一眼又睡下去。张信向岸上指着给何科长介绍说：“山地组的十几户人家就住在这里。他们都是上一辈子才来的外来户。沟里、山上的地都是他们开的，原来给刘家出租，到刘老五当了汉奸以后这地才归他们所有。”
这条路是通后山村的大路，从这沟口庄门前往西北，路基就渐渐高起来。何科长和张信说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已经离开河沟走到半山腰里。张信指着前边说：“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后走，恐怕到中午赶不回来，不如回过头来爬到这山上看看。这山叫‘青龙背’，到了山顶，往西可以看到沟里，往东可以看到河滩，看罢了也不用再到这边来，从金生他们那窑脑上的一条路上就回村去了。”何科长同意了。
快到山顶，听到牛铃“叮咚玲咚”响着，红牛、黑牛散成一片，毛色光滑得发亮，正夹在荆棘丛里吃草。残废了一条胳膊的“牛倌”马如龙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吸旱烟，见他们上去了便向他们打招呼。张信向何科长说：“让他给你介绍一下沟里的情况。他比我清楚得多。”他们走到马如龙跟前，马如龙让他们坐下，然后指着西边谈起沟里和山上的情况。马如龙说：“这一带山上和沟里，一共才有一百二十亩地，还有好多是沙陂，产量都不多。这里主要的出产是核桃和柿子，不过都是私人的——入社不带已经结果的果树。社的地里也养了果树，不过都还小。对面山头上不是有一群羊吗？”张信插话说：“那羊也是社的。”马如龙接着说：“那羊群南边的洼里山地组正在那里割谷子的那几块谷地里，不是有好多长黄了的柿子吗？那是私人的。再往下那一垛豆地里不是有好多像酸枣树一样小的小树吗？那就是社里去年移栽进去的黑枣树，今年都已经接成柿树了，再有四五年才能结柿子。沟岸上那些玉蜀黍地后堰根都有小核桃树，现在还没有玉蜀黍高，我们看不见。社里的计划是多多发展果树，等到大家都入了社，慢慢把这一百二十亩地一齐栽成树。”何科长说：“对！那样子，沟里的沙就不会再流出去了。”马如龙说：“还不止为那个：种这一亩山沟地，平均每年误二十二个工；种一亩河滩地，只误十二个工，将来开了水渠，全村再都入了社，用很少数的人管理果树，剩下来的人工一齐加到上下滩的两千多亩地上，增的产量要比种这一百二十亩地的产量多得多。”
何科长问马如龙放牛的工怎么算，马如龙说：“我的工已经超出三百六十五天以外了。放一个牛一年顶二十个工，我放了二十一个，一共四百二十个工。”张信说：“社里有好多活是这样包的——放牛、放羊、做粉、喂猪、担土垫圈……好多好多都是。”又谈了一会，何科长和张信就又往山顶的最高处去。
刚上到山顶，看见河对岸的东山；又往前走走，就看见东山根通南彻北的一条河从北边的山缝里钻出来，又钻进南边的山缝里去；河的西边，便是三里湾的滩地，一道没有水的黄沙沟把这滩地分成两段，沟北边的三分之一便是上滩，南边的三分之二便是下滩；上滩的西南角上，靠黄沙沟口的北边山根便是三里湾村，在将近晌午的太阳下看来，村里的房子，好像事先做好了一座一座摆在稀密不匀的杂树林下，摆成大大小小的院子一样。山顶离村子虽然还有一里多路，可是就连碾、磨、骡、驴、鸡、狗、大人、小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张信把何科长领到一株古柏树下坐了，慢慢给他说明上下滩的全面情况。他说：“咱们坐的这地方地名叫‘青龙背’。顺着这山一直往东北快到河边低下去那地方叫‘龙脖上’。龙脖上北边那个弯到西边去的大沙滩叫‘回龙湾’。龙脖上南边叫……”何科长说：“哪来这么多的地名？叫人记也记不住！”张信说：“我说的都是大地名，每个大地名指的地方还有好多小地名——像从这青龙背往龙脖上走，中间就还要经过什么‘柿树腰’、‘羊圈门口’、‘红土坡’、‘刘家坟’、‘山神庙’……他们这一带，不论在哪个村子里，地名似乎都要比人名还多，我乍来了也记不住，久了也就都熟悉了。”何科长说：“我们家乡的地名可没有……唔！也不少，也不少！”说着便笑起来——因为他也想起了家乡农村里的一大串地名。接着他又问：“你刚才说‘龙’这个‘龙’那个，那么哪里算龙头呢？”张信说：“河这边的龙脖上不是越往河边越低，低到和河平了吗？那里的对岸，不是也有厚薄和这边差不多的一段薄石岸又高起去了吗？那也叫‘龙脖上’。和那连着再往东北跟河这边的回龙湾相对的地方，不是有个好像和东山连不到一块的小山头吗？那地方就叫‘青龙脑’。”何科长说：“原来这条青龙是把头伸到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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