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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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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哪儿是人啊？分明是三块麻将。”太太产生了深深的幻觉。
当晚，四块麻将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几年后，我又回到了北京。下车的瞬间，已经没有一点儿是块麻将的感觉。忙与盲的生活就这样开始，我融入北京奔波操劳的人流中，再提起打麻将的事儿，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力有余而人不足，人有余而时间不足了。
每天起个大早去上班，偶尔会在路上看到几个脸色介于臭豆腐与酱豆腐之间的哥们儿挥手拦出租车，一看就是宵战欲归的情景。抬起眼，又见白色的鸽子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掠过，便会想起那段与麻将为伴的闲适时光。
关于打架的记忆碎片关于打架的记忆碎片你们退席后得承认这个事实：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这是一个慵懒的下午，时在立夏，阳光匝地。俺偷出浮生半日闲，坐在朝阳公园西门的高尚酒吧区。我们待的这个酒吧的名字叫“鹅与鸭”——高尚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暧昧的名称吧？
我在跟一个美女聊天。在这样的高尚社区，当然得聊点儿高雅的事，于是我们谈起了人生的追求。美女说，她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生个孩子，最好是个男孩。然后憧憬起被她高高大大的大儿子挽着胳膊在商场踱步的情景，一脸神往。
没听说哪个男人喜欢陪女人逛商场的，特别是自己的妈妈，除非他需要从老妈那里骗更多的零花钱，或希望女友能够顺利通过老妈的安检。我不好意思拆穿她，只是对她说，你要生了男孩，就要做好让你孩子打架的准备。
美女的大眼睛顿时瞪得更大。
是的，打架。
俺说，打人以及被人打，都行。要是一打都不打，他就长不成个男人。用句文艺点儿的话说，他要不被人施以颜色，他的人生就没有色彩。
一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打架，贯穿于俺整个长大的日子。可能如今的孩子们不这样了，因为他们千顷地一棵苗太宝贝太娇气，而当年我们的父母将我们生下来，也就当个小牲口小野兽养了。
那一代孩子全是一群狼。大白兔？那是奶糖，邻居叔叔出差去趟北京或上海才能带些回来，并且还往往给忘掉，因为左邻右舍需要他带的东西太多，从皮鞋到铝锅浑然一个货郎担。糖并不重要，也不见得多好吃，最要命的是糖纸，那是你讨好女孩或女孩向你讨好的利器。平时我们最梦寐以求的美味是江米条或鸡蛋饼干，以及馒头管饱。冬天，没有一个孩子不把手和脚冻得跟烂柿子一样，不过冻脸的人倒不是全部，因为有些人的鼻涕在脸上结的痂实在是太厚了，足以保护到娇嫩的皮肤不受寒风刮割。
亲爱的弟弟妹妹，请不要为我们哭泣，其实我们很得意。
我们得意于我们的茁壮，没听说有谁感冒发烧还要吃什么药的；我们得意于我们的灵巧，我们自制的精密链子枪，前面再加个钢管绝对能把你的变形金刚轰个稀巴烂；我们得意于我们的强大，谁不是结交四方朋友黑道白道都有；我们得意于我们的剽悍，越寒冷的日子越是我们奋战的舞台，因为衣服厚伤不到身体，因为冬天夜长除了打架实在没什么好消遣的，连露天电影都已经停摆。
我参加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群殴发生在小学四年级，两条街分成两个阵营，冬天的夜里，荒凉的野外，燃起几堆玉米秸，首领发一声喊，便斗将起来，以摔跤为主，间或拿冻得硬梆梆的土坷垃（野外没有砖头）拍之砸之。都是乡里乡亲的，加之烽火熊熊，所以基本不会分不清敌我。因为涉及到两条街的荣誉，所以有的分属不同阵营的亲戚也全然六亲不认，表弟？照打不误；堂哥？你好意思打我吗？趁对方犹豫迟疑的当儿就是一招黑虎掏心。
第二天，一些脑袋见血的孩子的家长找到学校。校长恼羞成怒，将全体学生集合到操场上，问都是谁参加打架了。我们中间可没有那种敢做不敢当的脓包，呼啦啦举起了一片胳膊，棉袄袖沾满了尘土和牛屎。
“你们打！你们给我接着打！！”校长大吼。
性格耿直的我们哪里听得出校长话中的深意？二话不说，又捉对厮杀起来。俺撂倒一个又准备再去俘虏一个，抽空看了看战场——呀！征尘蔽日，龙腾虎跃，好一派北国风光。
校长这次不再卖弄学问，收回双关这种高级修辞，而是直接用“住手”两字制止了我们。
《中南海保镖》是我的偶像李连杰演的一部时装片，他演的中南海保镖林正阳不去保护首长南巡，却去给大款的小蜜卖命，看得人好不气闷。不过李在片中的扮相真叫一个酷，特别是百货公司那一段，他右手执“五四”，如执鲜花枝，左手将钟丽缇的曼妙身体抡来转去，如抡面口袋，表情平静地将一干傻蛋敌人全部放倒，一身西装纤尘不染，一脑袋头发纹丝不乱。
当然不会乱，人家留的就是一个平头。
当年我看了《中南海保镖》，对杰哥的发型羡慕不已，也把自己搞了个平头，穿了套西装，还把自己搞得不许笑。
很快就有人好奇地问我，头上那几个白点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是小时候打架破了相，受伤的地方再也长不出头发来，于是像个癞痢头阿三。
这么说，显得俺的打架生涯多么牛逼，伤疤就像勋章一样闪亮。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我在步入四年级后，被一个男生欺负了。欺负的原因有二，一是这小子人高马大，俺实在不敢跟他过招；二是我把人家一本小人书《渔岛怒潮》中的一页给撕坏了，赔本新的他都不干，非要原来那样的，俺实在赔不起。
欺负的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我的作业做完后得先给他，让他抄一遍。幸亏这小子不聪明，想不出让我替他写作业这种办法；二是中午的长篇快板书《西游记》这小子听不明白，每天都得逼着俺再给他讲一遍，把他逗得嘿嘿傻乐为止。
镜头又转向“鹅与鸭”酒吧，我对美女说，其实一个男人被人欺负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你看我讲的故事吸引得你连咖啡都顾不上喝，就是因为通过给那小子讲《西游记》，磨练出了俺高超的叙事技巧。
这种压榨一直持续到初中时，我考上了一个重点中学，他歇了菜，再见到我，已是一脸羡慕的表情。
如果按照一个大快人心的说法、一种阴暗的复仇心理，结局应该是这样的：等俺考上大学，以后又成了一个上等人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被我逼得找地缝就钻了。
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上大学时他在北京当兵，来学校找我。一路公共汽车坐下来，一口外地口音被北京人好一个欺负，我没有一点痛快的感觉，反倒觉得就跟欺负了自己个儿一样。复员后他做起了小买卖，从豆腐丝到炸油条无所不卖，我父母从他那里占到的便宜比俺这里都多。如今他有了大胖儿子，一见到还没挂上果的我，就是一阵不怀好意的嘲弄。
总而言之，上帝是公平的，每个人得到的屈辱与荣耀、得意与失意，大抵相当。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用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在《番石榴飘香》中对话时用的那个字眼，就是，社会的抗体。
我对政府的最大不满就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让人没有兄弟姐妹。
别用什么大道理来反驳我，俺就是看不得这个。一个人，如果不能享受到兄弟姐妹间的感情，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缺憾。
好在我的父母及时做人，在政策推行之前让我拥有了两个弟弟。
有两个弟弟的最大好处是，我被熏陶了一身贱脾气。比如小弟弟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基本没有让他为钱发过愁，总能赶在他的口袋空之前把钱及时送到。
另一个好处是，我让弟弟得到了自己没有享受过的东西，比如，有一个哥哥，打架的时候腰杆会硬许多。
谁不希望有个哥哥，保护自己，不必害怕，不必遭人打？
我上学的时候，父母那一辈人全都一窝一窝地生，没有人是独生子，而那些有哥哥的人就成了最让人羡慕的人。哥哥越多，被羡慕指数越高。
我身为长子，从来没有得到过哥哥的保护。
有一次，我与俺们班兔子发生了口角。这小子有两个哥哥在高年级，我并不想惹他，但给逼到那个份儿上，也只能硬着头皮打。
那是一个课间，我们俩被一群人围着，操练起来。一开始打得很文明，你来一拳我还一掌，谁都不愿把对方逼急。特别是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兔子哥哥站到旁边时，心里更是哆嗦，拳头也越来越没有力道，只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期待上课铃快响，好结束战事全身而退。
兔子却兔仗人势，出手越来越重，最后与俺摔起跤来。我一边与他在地上翻滚，一边委屈得直想哭。我其实能打过他的，但是我怕。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将兔子按在身下。这种结果首先吓着了我自己个儿。还没等旁边的人喝彩，兔子哥哥便飞起一脚，踢向了俺的耳朵，我顺势倒地。
这时，上课铃响，大家散去。
我从地上爬起来，眼泪像趵突泉的水，汩汩流淌，怎么拦都拦不住。
疼倒没感觉到，但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让人真能体会到生存在世界上的那种荒谬和绝望感。
若干年后，听到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我首先想到的，却是这一幕。
泪水再次糊住了俺的眼。
二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上中学之后，我的脸上冒出了青春痘，嘴上滋出了胡子茬，喉咙上长出了肉疙瘩，也算介入成人社会，打架便有了成人色彩。
已经有过无数的诗人作家愤青艺青怒骂成了人的世界、长大了的傻蛋，咱就少凑这个热闹吧，但人长大了，确实不太好玩，特别是在打架这件事儿上。
小学时的架，你说打就打了，中学以后的架，你说着说着就不打了。
一个不大的由头，两个人伸手较量一下也就得了。但，偏不，一句“你等着”，然后就开始到处拉赞助，无论是人头还是武器装备，都够大战规模的了，但越拉人越多，不想打的人也越来越多，相互熟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扭头再一看，原来打架的缘由却是那么微不足道，随便谁的面子一抹就打不起来，于是到最后便不了了之。
这时候，打架的真正魅力便在于约架后的枕戈待旦、打架前的剑拔弩张、劝架时的舌剑唇枪、散架后的觥筹交错、以后再见面时的义薄云天、再打架时的并肩战斗。如此循环往复，和平主义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苹果价钱卖得没以前高或许现在味道变得不好就像那彩色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娘的，打架的成本越来越高，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金钱上，打架的成功率却越来越低，于是只能过过干瘾了，比如在想像中把别人捅个血直冒、在吹牛中把别人打个满地找牙。
这就像我们的梦，提供了生活的无限种可能，而真正付诸实现的就是可怜巴巴的几种。
你说人为什么要做梦？
因为现实实在是太过单调乏味。你努力努力地过啊，最多也只能活出六种花样来，而在想像中，你可以经历至少六十六种。
你深爱却不能相爱的女人，你迈脚却无从下脚的道路，你酿出却释放不出的激情，全跟你会合在梦想中。
上帝就是这么仁慈，让你至少还有梦，不至于在现实中窒死。
打架的成功率越来越低，是因为打架的后果越来越重，谁都承受不起。小时候的架，恨不得断条胳膊都能像壁虎一样再长出来，而长大了的架，手稍稍重点儿可能就是终身印记，大家都感觉越来越玩不起，于是找台阶下就成了一致的心愿。
我经历的一次比较危险的架发生在劝架时。人是一种很贱的动物，许多架友属于那种人来疯，越劝他越来劲，还没完了。我当时劝的那头猪手里拿着刀子，别人越劝他越比划，力气随着拉他的人增多而加大，等看到劝架的人都伸出了手拉他，都张开了嘴求他，再没有后备力量，才善罢甘休，收起了刀子。
大伙正在彼此介绍说些“久仰”之类的话，突然有人冲我高呼一声：“你的脖子！”
我用手一摸，一手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挂的彩。
这个伤口后来成了我炫耀的资本，因为离右颈动脉不到五厘米的距离，谁见谁抽凉气。
可当时我就剩下了一个后怕，并从此特别烦那种嚷嚷半天也不打、一见人多就诈唬的人。
打架真正的快感是在丧失理智疯狂出手的时候，红了眼，咬着牙，不知道疼，不知道轻重，全身都兴奋得直哆嗦。我曾经有一回跟哥几个追打一个人，真是越打越过瘾。这时的人，甚至比野兽还野兽，因为那股兽性是憋了许久的陈年佳酿，表现出来的简直就不能叫兽性，叫人性得了。
王朔在他的小说《动物凶猛》中吹牛逼，说一帮小屁孩如何靠自己的勇猛镇住了黑老大，因为老大知道这种下手不知轻重的孩子最不好惹。可谁知道一个孩子面对江湖老大时那种屁滚尿流的恐惧呢？
高中时，我对门宿舍的王小眼去邻近化工厂洗澡，得罪了一帮人，被人家追上门来，纠缠了好几天。我当时正处于对这种不痛快打架就知道粘乎的人的反感中，加之他们宿舍的人都噤若寒蝉，见那帮人来就躲出去把人家王小眼一人扔在那里，就动了蛮性，假装有事儿进了他们宿舍——不过要写成小说，就会变成俺径直推门进去——听了他们一会儿，然后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嘛？是想打他一顿，还是想让他赔钱？”
这几句话其实挺面的，但我确是鼓足一万分勇气才说出来——要写小说的话，俺会构思几句更体面的话。
我已经记不清他们撂下了什么话，反正他们走了之后，我马上就得到一个情报，他们跟“三儿”特熟，而这个三儿，是八街的著名角色。
从那以后好几天，我就没有睡过好觉，总是想着如何被他们折磨摧残，心灵在种种可怖的幻想中颤抖，手心里的汗就没断过，甚至都动过写遗书的念头。
等见到三儿的时候，是经我们班郭子介绍而认识的，而化工厂那桩事儿早就不了了之，这愈发印证了那帮江湖好汉也多是虎头蛇尾。
郭子尽管是学生，但他爸是某集团军空降师师长，指挥得动千军万马，他这个师长之子简称“师子”，没人敢不给师子面子。郭子特崇拜我的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几乎所有考试全是满分。一个民族的崛起靠的是实力，俺也是。知识改变命运，俺就是。
我不知道说这种事儿是荣耀还是耻辱，反正在郭子的隆重推出后，三儿就拿我当兄弟了。
三儿一家兄弟四个，全属于在街面上混的人。他自己开了个饭馆，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饭馆也就是卖个炒饼蒸饺鸡蛋汤之流，没多大出息。他家二哥就在我们学校食堂当伙夫，经他介绍，从此我都是在二哥的窗口排队买饭，往饭盆里扣得特多，有时候给一毛还找三毛。
很明显，他们家扬名立万靠的不是一手粗糙的做饭手艺，而是全靠刀口舔血打拼出来，以及仗义疏财买来的面子。
认识三儿没多久，他送给我一份礼物，是手抄本的《少女之心》，用六十四开铁灰色封面“工作日记”抄就，扉页用保尔？柯察金那段很著名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来掩人耳目，倒也贴切。《少女之心》的内容如今满世界都能找到，但这个小本子意义实在重大，就是它，令五中的几个初中生进行了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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