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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中短篇小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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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悲歌”。《时代的作品》则收集了有关他的自传性文章、日记以及重要的政论共八十八篇，是研究这位文学大师的重要文献。
席勒是托马斯·曼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早于一九○五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中，他就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刻画这位大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呕心沥血、备尝艰辛的形象。在长篇小说《魔山》、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和《颠倒错乱和早年的伤痛》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借主人公之口赞扬席勒和他的名剧《唐·卡洛斯》。为了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作家于一九五五年夏逝世前不久分别在两个德国宣读他所撰写的《试论席勒》一文。他说：“人类要求道德与秩序，正义与和平，而不是互相辱骂，野蛮欺诈和残忍仇恨。”在《试论席勒》的结尾部分，托马斯·曼号召德国人民“要相爱，和平，珍惜自己的品德”，反对现代军国主义者。
托马斯·曼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在酝酿新的文艺作品。但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就以八十岁的高龄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与世长辞。
托马斯·曼最大的成就，无疑是《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举世瞩目的长篇小说，但他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早期的中篇小说写得非常出色，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托马斯·曼在十九岁时发表的中篇小说《堕落》是使他崭露头角的处女作，第一次发表在一八九四年十月的《社会》杂志上。小说的布局和写法上可以看出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痕迹，文笔简洁、流畅，结构严谨，故事性强。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女演员，两人热恋了一阵后，女演员因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而堕落，大学生失恋之余，愤世嫉俗，痛苦不堪。作者告诉人们，在金钱万能的社会中，艺术家要洁身自好是难以做到的，而女艺人则更加处处受压抑，遭欺凌，在金钱的淫威下屈服。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妇女解放”。托马斯·曼对女演员韦尔特纳的堕落既有谴责的意味，也有同情的成分。
由于托马斯·曼受叔本华、尼采及某些作家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明显地流露出悲观的色彩，从一八九六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幻灭》和一八九七年发表的《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幻灭》里，作者以不大的篇幅刻画了一个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屡遭不幸，郁郁不得志，因此灰心丧气，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这篇故事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也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小人物苦闷彷徨的心情。《死》中描写的那个病人，情绪则更加阴暗，整篇小说笼罩着一片惨雾愁云，使人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一八九七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矮个儿弗里特曼先生》，是托马斯·曼早期作品中的力作之一。作者在《三十年故事集》的序文中，也称它是“我早期作品中的有典型意义的成就”。在作者笔下，矮个儿弗里特曼不但是个生理上有缺陷的畸形人，而且思想上也是“畸形”的。他误以为美丽动人的林林根夫人钟情于他，于是利用在溪边散步的机会向她求爱，不料这位冷若冰霜的贵妇人轻蔑地把他推倒在地，扬长而去，矮个儿经不起这一冲击，万念俱灰，就让自己沉入水中，与世永别。显然，作者对病弱而命运坎坷的主人公是寄予同情的，而对林林根太太之流的上层人物则持鄙夷态度。从这里，我们也可隐约窥见托马斯·曼人道主义思想的萌芽。
译者前言（5）
托马斯·曼在许多早期作品中，着力表现“局外人”的处境以及他们的孤独感。他笔下的一些所谓“局外人”，有的像上面提到的弗里特曼那样，是发育不健全的畸形人，有的则是酗酒成性或贫苦失意的小人物。《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中的主人公和《去墓地的路》中的罗布哥德·匹普桑姆就是这样的人。在前一篇中，生性怪僻、落落寡合的敏德尼克尔由于生活困顿，在灰心绝望之余竟亲手杀死他所宠爱的一条小狗；而后一篇中，匹普桑姆因为一件小事与别人争执，最后落得疯疯癫癫的下场。这两篇小说虽然字数不多，但作者向人们展示了社会的一幅阴暗画面，读后心情异常沉重，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小说。一九○三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饥饿的人们》，同样描写了摈弃于生活之外的那种“局外人”：这是一个生活富裕、孤芳自赏而渴求真理的知识分子，整篇小说通过他的内心独白，展示了他复杂而矛盾的精神世界。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他遇上了一个饥饿的穷人，这个穷人在寒风中缩成一团，用红炎炎的眼睛瞅着他，这时他忽然认识到他们彼此是“同病相怜的兄弟”，对方的饥饿是在肉体方面，而自己的饥饿则在精神方面。最后，主人公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得不到安宁的受苦难的人啊；……需要另一种爱，另一种。”显然，这也正是托马斯·曼本人的观点。
托马斯·曼生长在上流社会，对其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耳闻目睹，十分熟悉。他对这些现象切齿痛恨，因而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用讽喻的笔调加以谴责。在短篇小说《路易丝姑娘》中，作者在描写雅各布律师、律师妻子安玛洛亚和安玛洛亚的情夫洛伊特纳以及三者的爱情纠葛时，用的都是揶揄的语调，在他犀利的笔锋下，这三个人各自的丑态（雅各布的怯弱、颟顸；安玛洛亚的淫荡、任性；洛伊特纳的轻浮、自负）都显得活龙活现。寥寥三四千字的《神童》也是一部绝妙的讽刺作品。弹钢琴的“神童”彼彼尽管还是一个孩子，却懂得惺惺作态，哗众取宠；听到他的演奏后，商人想的只是生意经，认为这场演出“净余足足有一千个马克”，把艺术看作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业；在一个妙龄女郎的心目中，他演奏的主题不外乎是爱情，希望他像小弟弟那样吻她；一个钢琴女教师听了后，心中则不无妒忌，认为神童的演奏缺乏创造性，应当“拿戒尺来对付他”。在《在预言家的屋子里》，写的是各式各样病态的人物，这里有小说家、画家、音乐家及爱出风头的贵妇人等，他们大多是不满现实的文人，妄想改革社会，但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与出路，反映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在这篇作品里，作者对那位小说家的讽刺尤为辛辣，此人思想空虚，作风浮夸，他前来预言家的屋子里集会的目的，无非是见见世面，找寻一些刺激，并通过贵妇人跟她的女儿谈情说爱。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文人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另一篇《火车事故》是他脍炙人口的佳作之一，这里，作者的讽刺手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小说虽短，却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一个上流人物的嘴脸。这位高贵的绅士刚上火车时，显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竟违反禁令把小狗带入卧车车厢，一不如意，就骂别人“兔崽子”，但火车一出事故，他却高呼救命，还口口声声叫“伟大的上帝”、“万能的上帝”，真是丑态十足！
下面我们要谈谈托马斯·曼三个以艺术家为主题的重要中篇小说。
《托尼奥·克勒格尔》是托马斯·曼二十八岁时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三年。据说这是作者最喜爱的作品之一，或多或少带有个人自传的成分。托尼奥的家庭出身和经历，有许多地方同作家本人的情况相似。小说揭示了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理性与生活的关系，表达了一个正直的艺术家的心声，指出了一个作家应当选择的道路。作者借托尼奥之口道出了他的艺术观：“如果说，有什么能使我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一个作家，那正是我这种对人性、对生活、对普通事物的平民式的爱。一切温暖、善良和诙谐都来自这种爱。”这说明了托马斯·曼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是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人民的。
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特里斯坦》，也是一部描写艺术与生活之间相互关系的光彩夺目的作品。故事以一座疗养院为背景，通过德特雷夫·史平奈尔与科勒特扬夫人之间的暧昧关系的描写，反映了一些上层社会的人的病态生活的一个侧面。这里，作者一面借商人科勒特扬之口，揭示了人们崇拜金钱、蔑视艺术的丑恶本质，另一方面则精心刻画了作家史平奈尔的形象，把上世纪末那种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艺术家的本质生动地勾勒出来。托马斯·曼是以冷嘲热讽的笔调来描写这些人物的，对这种无病呻吟的唯美主义艺术家显然持否定态度。艺术家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生活——这就是我们在读这篇小说后应当仔细思索的问题。
译者前言（6）
托马斯·曼写了不少中篇小说，其中最负盛名的首推《死于威尼斯》。像《托尼奥·克勒格尔》和《特里斯坦》一样，它也是一部以艺术家为题材的作品，不过它所反映的社会面更加广阔，主题思想也更加深刻。西方文学界很推崇这篇小说，目为世界文学名著，而托马斯·曼本人也认为是自己的得意杰作。他曾说：“《死于威尼斯》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结晶品，这是一种结构，一个形象，从许许多多的晶面上放射出光辉。它蕴含着无数隐喻；当作品成型时，连作者本人也不禁为之目眩。”这篇作品是他于一九一一年从意大利归国后所写，一九一二年问世。故事的主人公阿申巴赫是一个正直清高的名作家，他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献身于创作，一心想攀登艺术的高峰。长年累月辛勤的劳动使他心力交瘁，他很想松一口气，到国外调剂一下疲惫的身心。他选中威尼斯作为目的地，在那儿度过了不少炎热的夏日。他在饭店里遇见一个非常俊美的波兰籍男孩，他认为孩子就是美的化身，因而陷在一种反常的情爱里，不能自拔，甚至为他神魂颠倒。不久，威尼斯疫疠横行，外侨纷纷回国，而阿申巴赫明知有染疾身亡的危险，却偏偏不肯离开，宁愿守在孩子身边，最后终于死在海滩旁。许多评论家都认为阿申巴赫的原型就是作者本人，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他孤芳自赏，远离人民群众，但写作态度十分严谨，对当时的社会抱批判态度。他对社会上种种庸俗、浅薄的东西都看不入眼，对那个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更感到疾首痛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在托马斯·曼的心灵上打下了烙印。战后，欧洲普遍出现了经济萧条，德国当然也不例外。马克贬值，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而青年们在动荡不安的现实下显得十分消沉。一九二五年的《颠倒错乱和早年的伤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作者除真实地描写了当时青年一代的思想动态外，还以精湛的艺术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书中的历史教授科内利乌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故事环绕青年们一次家庭舞会层层展开，这里既有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又有发人深思的哲理。作者本人很欣赏这篇小说，认为它是自己中篇小说中最佳的作品之一。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引起了托马斯·曼的关注与忧虑。他曾说过：“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组成统一战线，使战争狂人不敢轻举妄动。”一九三○年初发表的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就是作者投向法西斯的一把利刃。小说以作者的一次意大利旅行为素材，描写正直、朴实的侍者马里奥与魔术师奇博拉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奇博拉魔鞭的呼啸声中，群众只能俯首帖耳，一切听凭他的摆布，马里奥最初也中了他的魔法，但不久就清醒过来，认识了对方的狰狞面目，毅然把他一枪打死。很明显，魔术师奇博拉是法西斯分子的象征，而马里奥则代表人民。小说的结尾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民开始时很容易受法西斯的蛊惑和愚弄，但一旦清醒过来，就威力无穷，并起而反抗，置它于死地。由于这是一篇意味深长的政治小说，出版后不久即被墨索里尼政府列入禁书名单。这个中篇小说不但有鲜明的政治内容，也有较高的艺术性。作者对许多场景都作了绘声绘色的处理，读来扣人心弦。可以说，《马里奥和魔术师》使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托马斯·曼深受叔本华、尼采、瓦格纳等人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影响，早期创作上难免有一些唯美主义的痕迹和其消极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艺术家，看来我是异乎寻常地早熟的……可是就政治而论，我敢断言我的成熟十分缓慢。”但在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中，他的头脑日趋清醒，逐渐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三十年代后则更为进步，能用他的文章和演说同法西斯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社会主义也有一定认识，曾撰有《反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一文，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尚持保留态度。他以真知灼见和敏锐的观察力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并通过各种体裁的小说和文章对帝国主义敲响了丧钟，不愧为二十世纪德国继往开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
译者前言（7）
托马斯·曼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以及受某些古典作家的影响，他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是抽象的，消极的，其表现形式仅仅是同情弱者和不幸者及谴责恶势力，这在他早期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中历历可见。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他的人道主义有了积极的、进步的内涵：他支持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政权，还尖锐批评某些国家在慕尼黑的出卖行为。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在纽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和平力量应当强大，为的是能给那些除暴力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暴徒们以反击……自由应当强大，它应当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权自卫……一切希望德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人，应在这个自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在演讲中说：“德国的听众们，欧洲一旦解放，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欧洲。社会的人道主义已提上议事日程，当法西斯主义的丑脸刚在世界上露头，它便已出现在优秀的人们的眼前。它，这个人道主义，是真正新的、年轻的和革命的事物，一旦它砸烂了恶棍的脑袋，它便将决定欧洲外在和内在的面貌。”在他七十五岁寿辰之前举行的一次讲演会上，他也强调要在这“反人道精神的时代”中“保卫人道主义”。
在创作上，托马斯·曼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他的中、短篇小说的结构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在情节、构思及人物的塑造上均下过一番功夫，每个词都经过仔细的斟酌，文笔细腻生动，人物形象也十分鲜明，被公认为二十世纪德国的语言大师。传记作家德·德·门德尔松把他誉为“语言的魔术师”，也许并不过分。他的中、短篇小说既保留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某些优秀传统，有完整的故事性，情节纳入一目了然的时间与空间范畴之内，又采用了现代派的某些写作技巧（如意识流、内心独白、象征和隐喻等），因而能赢得世界各国广大的读者群。例如在《死于威尼斯》中，作者善于把现实与梦境、真实与幻觉、记忆与印象交织在一起，其中还穿插了主人公阿申巴赫对人生与美学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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