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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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清真寺大约两百米后，第一枚导弹直接命中亚辛。

　　阿里离开清真寺后，直接回家。刚进家门，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他的第一反应是：亚辛被炸！赶紧冲出去救人。等他来到现场，看到满地血肉模糊的时候，第三枚导弹在第一、第二枚发射之后间隔三分钟落下，4名像阿里那样赶来救人的礼拜者当场死亡，更多人受伤。

　　差点陪亚辛挨炸

　　2003年9月15日，美联社的一则报道惊出我一身冷汗。

　　报道说，9月6日暗杀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行动失败后，以色列7日计划再次下手，机会是亚辛当天在住所门前接见加沙伊斯兰大学学生。而当时，我正在现场拍摄照片，蹲在亚辛轮椅右侧……

　　7日上午10时左右，数百名加沙伊斯兰大学学生高举哈马斯绿色旗帜，高喊支持亚辛的口号向加沙城东部亚辛住所进发。

　　我追逐着游行队伍前行，准备在他们抵达亚辛住所前几分钟先行进入现场，抢占拍摄位置。半路上碰到巴勒斯坦摄影记者萨比拉搭车，目的地同样是亚辛住所。

　　亚辛住在加沙城东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那里的房屋简陋破旧，排列毫无规则。亚辛住宅的外观同三个月前我对他进行专访时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墙上又多了几条鲜红的反以标语。

　　窄门一开，一双踏在轮椅上的大脚先伸出来。亚辛现身立即被十多名记者以各种姿势团团围住。所谓“各种姿势”，是记者间达成的默契，最靠近采访对象者蹲下，中间的半蹲，给身后其他记者让出拍摄空间。尽管如此，镜头与镜头之间仍然难免摩擦。起先我站在亚辛左手外围，屡屡遭到其他记者遮挡，于是绕到右边，试图打进“中心圈子”。

　　好容易挤到亚辛近前，一只原本搭在轮椅上的手挡住去路。我拍了拍那只手，头也没抬地喊着：“请让一下，请让一下。”那人回头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稍稍犹豫，还是抬手放我过去。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手的主人是亚辛的贴身保镖。

　　终于蹲在亚辛轮椅右边。由于街道狭窄，我的后背顶到墙上。后来从“半岛”台电视画面上看，我手里那支贴着“新华”标签的银灰色佳能24－85毫米镜头都快贴到他脸上去了。入乡随俗围上的头巾，也在推搡中耷拉下来。



　　亚辛神情泰然，却难免劫后余生的愤慨和得意。面对记者们连珠炮似的提问，他扯着嘶哑的嗓子一一作答，底气十足。亚辛原属哈马斯中的温和派，多次表示可以有条件接受停火。但此次遭遇轰炸后却说：“以色列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一名男生代表伊斯兰大学学生上前亲吻亚辛，他们带来的录音机不断唱着“亚辛，亚辛，我们爱戴你”。拍照、提问持续了大约20分钟，保镖伸手挡开所有镜头，说：“谢赫（对　
　
　
亚辛的尊称）累了”，推着亚辛进入窄门。

　　蒙着头巾，只露两只眼睛的伊斯兰大学女生们还没有散去。面对镜头，她们羞怯地不知所措，纷纷转身。也有一名从头到脚黑纱遮盖、斜披绿色哈马斯绶带的女生“领袖”，对众多镜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看不见她的眼睛她的脸，只有热气急促地扑到话筒上。

　　不远处，萨比拉朝我指了指相机，右掌一划，意思是“拍完了吧”。我们迅速到我的吉普车前汇合。

　　一辆公共汽车停在我的大吉普前，伊斯兰大学女生们陆续上车。萨比拉说，乘公共汽车还没启动，赶紧开出去。

　　美联社的报道中说，以色列军方在最后一刻改变计划的原因是，当时正有两家以色列电视台摄制组在现场拍摄。而这则报道的标题就是：“以色列记者救了亚辛。”

　　我拿这则报道给萨比拉看，他吐了吐舌头说：“我一向不喜欢往那个地方（亚辛住所）跑。”

　　巧遇亚辛夫人

　　2003年11月19日晚9时左右，100多名记者团团守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家所在的巷子里，等待采访前来拜访亚辛的埃及代表团。我身穿亚辛办公室“发”的黑袍、头系围巾，与一帮亚辛邻家小孩闲扯。

　　我随口问了一句：“谁是亚辛的妻子啊？”“乌姆·穆罕默德（意为‘穆罕默德的母亲’，阿拉伯妇女生下第一个男孩之后，就被人以长子的名字称呼），”12岁的哈马德用手一指，“就是站在车库门边的那个女人。”

　　一个蒙头巾、穿绿袍、戴圆眼镜的女人站在记者圈之外的暗影里，扶着车库门往外张望。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后来才知道是“哈马斯”四号人物伊实梅尔·哈尼亚的儿子）　正跟她说话，回头看见我，招呼过来认识。乌姆·穆罕默德的长相毫无值得称道之处，像大街上某个巴勒斯坦农妇，平常得让人过目就忘：肤色黝黑、牙齿发黄，不化妆，似乎从没化过妆。

　　没想到亚辛夫人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甚至有些傻气的妇女。她连自己的年龄都记不得，只知道1948年犹太人打过来的时候她两岁，和亚辛结婚已经40年，现在有8个女孩，3个男孩。“我应该有更多子女，但是安拉夺走了一半，”她说。她和亚辛是堂兄妹，“他姓亚辛，我也姓亚辛，”乌姆·穆罕默德拍着胸脯自豪地说。她是亚辛惟一的妻子。

　　我想拐弯抹角地问她为什么乐意一辈子照顾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最后终于直接发问：“你爱谢赫吗？”周围的小孩听到后笑作一团。

　　“当然爱，不爱能嫁给他吗？”乌姆·穆罕默德回答得很爽快。

　　“为什么爱呢？”“因为他是个好人，他每天做5次礼拜，很诚实。”

　　不难想像，跟亚辛生活在一起很难。乌姆·穆罕默德成天提心吊胆，一听到飞机的声音就睡不着觉。“我总是担心突然有一颗炸弹掉在房顶上，”她说。

　　9月10日亚辛遭到以色列炸弹袭击，侥幸脱险后，乌姆·穆罕默德整个晚上象其他“卫兵”一样，在街上站岗放哨，生怕再遭不测。当然她也知道，对于导弹袭击而言，放哨是多余的。

　　“幸好谢赫上次没出事，像兰提西（哈马斯发言人，2003年6月逃脱一次导弹袭击）一样，他们这些人，安拉保佑着呢，”乌姆·穆罕默德说。

　　“那阿布·沙纳布呢？他就不受保佑了吗？”8月21日，哈马斯三号人物阿布·沙纳布遭以色列“定点清除”死亡。

　　“他成烈士了，但安拉补偿了他，后来他们（哈马斯）自杀爆炸炸死了犹太人，这就是补偿。”

　　“他平时去哪里我都不知道的，什么游行、讲经，我都不知道，”乌姆·穆罕默德说她从不过问亚辛的“事业”。她说自己只是每天亲自给亚辛做饭。“但他只吃这么些，”她比划出半个手掌。“因为谢赫身体不好，只吃大饼和汤，有时都不怎么吃东西。”

　　一个小孩补充说：“我们在清真寺里见谢赫的机会比她在家见得还多。”我猜想乌姆·穆罕默德平时没人说话，所以见到陌生女子如此健谈。直到我不得不随埃及代表团进现场拍摄，我们的对话才告一段落。

　　给亚辛和埃及代表们拍完照片出来，乌姆·穆罕默德还在那里。我给她看数码相机上刚刚拍到的亚辛，她觉得非常新奇：“太棒了，太棒了！”我提出给她拍照，她连连摇头。最后看看四下无人，把我拽进车库，关上门，允许拍照。

　　面对镜头，她显然很拘谨。走出车库，一名当地男记者拿着全套摄像器材也过来了，问我们刚才是不是照相了？乌姆·穆罕默德头也不抬地回答：“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聊聊天……”

　　访艾哈迈德·伊实梅尔·亚辛

　　2003年6月9日起的5天内，以色列连续7次袭击加沙城内哈马斯目标。以国防部长莫法兹宣布，所有哈马斯成员，“从低级成员到领导人”，均为以军打击对象。哈马斯的回应指出，以色列已经向他们发起了“全面战争”。

我提出采访哈马斯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阿马德瞪大眼睛问：“你真的要去吗？真的要去吗？”他说，这个时候导弹随时可能落到亚辛头上。在我的坚持下，尽管不情不愿，阿马德还是开始联系亚辛办公室。14日下午一时，我们突然得到准许：一小时后在加沙城南部亚辛家中进行采访。消息传来的当时，阿马德的声音里充满兴奋，这也将是他第一次专访亚辛。然而临出门前一分钟，他却哭丧着脸说：“真希望他们拒绝采访……我有老婆孩子……”我说，那你留下吧，我自己去。阿马德的自尊心立即占了上风，执意陪同。

　
　
　
　　亚辛家位于城南贫穷的居民区，只有一段公路水泥铺就，其余路程都在土路上颠簸。过去听说亚辛家周围戒备森严，夜间靠近住宅者都将遭到开枪警告。因此我想象，亚辛住在一个类似城堡的地方。下车后才发现只是几间普通平房，外墙上写着“武装斗争”和一些赞美哈马斯的标语，门口贴着被捕巴勒斯坦人画像，几名孩童赤脚在周围玩耍……与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情景没有区别。

　　门很小，只开了半扇。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子把我们安排到进门左侧的一间小屋里等候。“谢赫在开会，”他说。“谢赫”在阿拉伯语中指有较高伊斯兰教学识及德高望重的人。

　　以色列总理沙龙办公室13日向巴民族权力机构递交了一份建议，提出以色列将连续3天停止一切针对巴武装人员的“清除”行动，但巴激进组织必须同时停止自杀式袭击，停止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也许亚辛正在与手下讨论是否接受停火？

　　大约半小时后，四五个留着大胡子的男子从亚辛的办公室鱼贯而出，礼节性地一一与阿马德握手，却根本不看我一眼。“哈马斯不跟女子握手，”有人提醒过我。

　　亚辛办公室大约20平方米，四周墙壁上挂着烈士像、金顶清真寺照片、巴以地区地图，还有一面大大的绿色哈马斯旗帜。正对着门的一排橱窗里有翻开的《古兰经》、金顶清真寺模型和一些书籍。

　　亚辛的助手示意我们紧挨着“谢赫”坐下。我很惊讶，在事先没有接受任何检查的情况下，竟然可以如此近距离接触这名“高危”人物，难道助手们不考虑他的人身安全？亚辛一开口，我才明白，如果距离超过1米就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长年的牢狱生涯毁坏了他的嗓子。亚辛的声音听起来好象一把刀片刮在玻璃上，尖锐却难以听清。他的听力也遭到严重损伤，不提高嗓门他是听不清问题的。“不设防”的另一种解释是，既然随时可能遭到“定点清除”，亚辛不愿躲避。

　　终于见到“具象”的人时，我们此前“抽象”的恐惧减少了许多，一心只想着如何与他交流。直至采访结束时，阿马德几乎小跑着离开，我们一口气把车开出去很远，才击掌互道：“出来了！”

　　见到亚辛的第一眼，我犹豫了一下。对自己说，是他吗？一排宽大的书柜前，缩在白袍里的他显得那么弱，那么小。两只大手僵硬地垂下，左腕戴着一块有点可笑的方型大手表。白袍遮盖住他已经萎缩的腿脚，但脚上一双黑鞋大得不成比例。除了一把几乎没有杂色的银灰胡须和凌厉的鹰钩鼻，第一眼，你感觉不到他的威严或者想象中的神秘，他只是一个四肢瘫痪、坐轮椅的病人。

　　曾经多次在哈马斯集会上见到他，他总是最后一个出场。远远地，人群突然骚动起来，一定是亚辛到了。除了保镖，还有忠实的追随者们，七手八脚把他和轮椅抬进会场。轮椅刚放下，无数话筒、镜头凑上去，记者们挡住了他的身体，只露出一张心满意足的笑脸。要么就是在游行队伍中，他坐在自己的专车里。车子行进得极慢，好让亚辛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这时候，他脸上仍然是那种心满意足的神态，洞悉一切，掌握一切的得意。

　　“心满意足”有时会突然变成另外一种表情：呆滞。别人发言的时候，他微微向后仰头，眼神空洞，嘴角轻轻张开。助手过来帮他戴助听器，还一次一次扶正。14岁那年在海边摔断颈椎，导致四肢瘫痪。长期牢狱生涯，损坏了他的听力，拷打造成他右眼弱视　。据说，亚辛的身体状况还在恶化。马格纳图片社曾经发过一张照片，亚辛瘦小的身躯缩在床上，近处是他每天必须服用的药水。助手们穿戴他、推动他，他要转去哪个方向，都需要别人帮忙。能否见亚辛、见多少分钟，都成为助手与记者们之间的“交易”。

　　现在他正用一种彬彬有礼而又漫不经心的眼神迎接我。助手事先强调，必须穿长袍、戴头巾，否则不得采访。但亚辛的眼神告诉我，他对一名女记者来访根本不在意。后来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我的头巾戴得很不“地道”，一截头发露在前额。巴勒斯坦女记者塔赫里特曾经告诉我，一次她去采访亚辛，辫子从头巾里露出来，助手惊呼：“头发！”而亚辛本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连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高级助理大卫·巴尔·伊兰都承认，亚辛有“教皇般的号召力”。在加沙地带采访时，25岁的伊斯兰大学学生哈桑·维夏姆眼睛亮亮地对我说，亚辛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侵略的象征，我崇拜他，愿意为他献身。2001年、2002年，巴民族权力机构两次准备软禁亚辛，遭遇其追随者的强烈反抗。几乎所有加沙人都说他“好”，尤其是最近以色列连续7次袭击哈马斯目标之后。也有人不敢说不好。1988至1991年间，哈马斯处决了571个被控“通敌”的巴勒斯坦“奸细”。加沙一家钱庄老板在回答我的问题“如何看待亚辛”之前犹豫了半天，最后深吸一口气说：“如果有人闯进你家、抢走你的东西，还把你赶出去，你会怎么做？”只有一名学者对我说，亚辛是个疯子，他为什么不送自己的孩子去做“人体炸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ＣＮＮ曾经问一名哈马斯官员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哈马斯从来不“强迫”任何人实施自杀爆炸。

一个四肢瘫痪的人，哪里来的号召力？“亚辛”的名字前冠有“谢赫”称号。“谢赫”在阿拉伯语中指有较高伊斯兰教学识及德高望重的人。亚辛身患残疾后，坚持念完高中，毕业后在一家学校教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法，尽管他从没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之后，他转到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学习，因病肄业，却在那里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73年亚辛回到加沙，兴建伊斯兰福利社团，成为当地最有名的“讲经人”之一。“谢赫”作为尊称，可以指任何人，但名符其实的“谢赫”屈指可数，亚辛就是其中之一。阿拉伯人家族间的　
　
　
矛盾往往不是靠法院解决，而是“谢赫”说了算，可见“谢赫”的地位。

　　哈马斯对外发动袭击，对内斥巨资兴建医院、学校，还不定期向穷人发放食品和救济金。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阿拉法特的支持率整体上高于亚辛，但在难民营的穷人当中，却是亚辛领先。

　　他的嗓音象刀片刮在玻璃上一样，又尖又细，一米开外就可能听不清。但是他语言流畅，思路清晰。他说话时需要挺直腰板，向外送气。助手总是提醒我们“谢赫累了”。因为“累了”，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实际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因为“累了”，不等我们采访完毕，助手就安排两家欧洲电视台进来拍摄。

　　亚辛措词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