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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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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抽身乏术。最后，不知是哪两个好心人，用手臂围成一个圈子，把我“兜”出来，扑扑往前跑。那几百号人喊叫着追来，我一回头看，一把沙子扑进眼睛和嘴。那两个好心人加快脚步，把我塞进路边一辆出租车。人群还是没有罢休，拍窗子、摇车身，有的坐上车顶，有的堵住道路。
眼看无法突围，司机急了，狂按喇叭，猛踩油门，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绕路回到我停车的地方，东张西望，确认没有动静，我才快步走进吉普。“啪”一声锁掉车门，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时候，再有人来爬车也不怕，我已经学会“踩油门、猛刹车”、叫爬车者“扑落扑落”掉下来的本领。
后来还在电视里看见救我的那个好心人，没来得及问人家的名字。另一个搭车随我进城，执意买来果汁，替那些贾巴利亚人道歉。
事后向阿马德讲起，他根本不敢相信。他说，过去大家不是这样的。他说的“过去”，是2000年9月流血冲突爆发前。其实我曾经多次一个人进贾巴利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遭遇。也许爆炸现场的人群变得疯狂，更怪我没有穿上袍子。
几个月后，接摄影师高磊进加沙。路上，一辆哈马斯广播车开过身边，里面躺着个死人，显然将要举行葬礼。追随广播车而去，等我发现尽头是贾巴利亚，握方向盘的手开始颤抖。
这次我心里还算有底，因为黑袍就在后座。然而葬礼刚一开始，孩子们开始向站在一间平房顶上的我扔石子。我知道他们好奇，想看看这个外国女子的反应，所以全不理会，一心只想拍完照片走人。但也没办法躲，不足一平方米的小屋顶，站了4个记者和一部摄像机。石子越来越多，砸到相机，我火了，捡起来回敬几颗。更多石子不断敲打我的腿和后背，我想站到一名巴勒斯坦男记者前面暂避，因为孩子们不敢“欺负”他。慢慢蹭到他跟前，站定，稍稍喘息，那名记者却一把把我推开原来正巧到了礼拜时间，他要跪下磕头！
拍完照片，跳下墙头。一着地，就有孩子跟我比划：“你，戴头巾！”
“是啊，我戴着头巾。”但随着我寻找拍摄角度闪展腾挪，头巾一点点往下滑，一截头发露出来。
不由分说，孩子们手里的石头热烈而至。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提着棍子过来驱赶小孩，试图带我们离开是非之地。贾巴利亚的巷子窄得仅容一人通过，错综复杂好似迷宫。巴勒斯坦人常常骄傲地说，以色列人不敢在这里打巷战。
天黑了，少有路灯。那少年似乎也有些不辨方向，丢石头的小孩子一直跟在后面，见我们“山重水复”，立即重新展开攻势。
“石头雨”来得更猛烈了，高磊用后背挡住一些。他礼貌地用英语跟小孩子讲道理，夺过他们手里的棍子却不还击。他认为打坏了巴勒斯坦小朋友有损中国人形象。
终于，一块大砖头从背后狠狠砍到我的脖子。
此后整整一星期，我转头困难，吃东西会从嘴巴里掉出来，一喝水就痛得龇牙咧嘴。
尽管如此，身为女记者，也有男性无法获得的便利。我曾经采访到巴以流血冲突爆发以来死亡的第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的母亲，当时她刚刚产下一名男婴。我走进她家门时，她正在喂奶一般来说，巴勒斯坦妇女根本不见陌生男子。还有哈马斯精神领袖、创始人亚辛的妻子，如果不是女性身份，大概也不可能听她敞开心扉。参加新闻发布会时，官员们也许会给女记者一个微笑，或是一个提问机会。不过，男记者可就没那么“怜香惜玉”了，别看平时同加沙的巴勒斯坦记者、外国记者打成一片，真正到了拼抢画面的时候，相互用胳膊肘顶是常事。我曾见到美联社女摄影记者，被人从后面揪住一头金发往下按，因为她挡住了背后的摄像机镜头。在阿拉法特官邸的会议上，我也曾因为同样的原因，挨过美联社摄影记者独脚架的一记敲打。
救救孩子。——鲁迅
讨生活的孩子
离开加沙后的某日夜晚，法国巴黎街头，一个醉醺醺的流浪汉敲打车窗，讨根烟抽。朋友摇下车窗，给了他两支。流浪汉眼睛里放出光芒，连声道谢离去。我的眼圈忽然湿了，问
正在开车的朋友：“你知道我想起了谁吗？”“加沙那个卖口香糖的小孩。”
那天，我在路边停车接手机，一个卖口香糖的孩子出现在窗前。给他一个谢克尔（相当于两元人民币），拒绝脏兮兮的口香糖。他却不干了，非给糖不可。他说：“我又不是乞丐。”我肃然起敬。
生意做完，他退回到马路牙子上坐着，突然哭起来。我挂上手机，过去问个究竟。他叫巴士拉，今天只做成了这一笔生意。爸爸原先在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做清洁工，2000年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地带，爸爸失业了。妈妈有糖尿病。他每天从早上6时工作到晚上12时，大概能挣15个谢克尔（约30元人民币）。家里4个兄弟，一个两岁的妹妹。
虽然巴勒斯坦实行义务教育，他却没钱上学。因为4个兄弟的书本费要500谢克尔。巴士拉已经很久没喝到牛奶，几乎没吃过肉。他会写简单的字，但不会读，只会讲加沙方言，不会说阿拉伯普通话。
我问还剩多少口香糖，全买了。他乐坏了，颠颠儿地回了家。我说开车送他，他拒绝：“带陌生人回家，爸爸会揍我的。”
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识。端着4大盒口香糖回家，楼下警卫哈哈笑我。阿马德说，我给巴士拉的钱可能被拿去买炸药，做土制手雷。在加沙，7谢克尔就可以造一个手雷。
过了一个多月，某天在街上走动，看见另一个卖口香糖的孩子，眉眼很象巴士拉，但小了两号。“我是他弟弟，”小孩说。他们兄弟4个散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做同样的营生。小孩知道我买过他哥哥的糖，羞羞地把一整盒没开封的口香糖举到我鼻子底下。
这时，远远地一个身影跑过来，正是巴士拉。一把打开弟弟的手：“别这样！”他低声呵斥。我还是买了一盒。
巴士拉看见我非常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是那种发自内心、抑制不住的高兴。
巴士拉并不在固定地点卖糖，凑巧才能碰上他。一罐奶粉在我汽车后备箱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终于在街上碰见他时送出。有一天正午，大太阳底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在白花花的路上挪动，正是巴士拉。赶紧招呼他坐进空调十足的吉普车，他兴奋地打量车里的一切，却没有碰任何东西。当时他正赶去一个新开张的饭店，在那里卖口香糖生意会好。我再次提出买些糖，帮他完成任务。他拒绝：“你不需要这样做。”
几个月后一天，我的车在红灯前站住。一个卖口香糖的小孩，一脸狂喜飞奔过来，猛拍车窗：“你要找巴士拉吗？他上学去了！”我高兴得眼泪差点掉下来。
加沙街头讨生活的孩子很多，巴士拉是最有尊严的一个。与之相反，一个“恶狠狠”的孩子，也叫我难忘。
每次有车在路口的红灯前停下，他和几个孩子手里转着抹布就过来了。胡乱在挡风玻璃前抹几下，然后一伸手说：“给钱吧”。一次、两次……不能每次都给“买路钱”啊。有人教我，他们一擦车，我就开雨刮器往玻璃上滋水。这招管用，但是太伤人了吧。
一天我和阿马德下了车，走向路边一家冰淇淋店。那个又胖又高的孩子手里转着抹布又来了：“擦车？”“不用，谢谢，”我明白地告诉他。
他伸胳膊拦住去路——我们一愣——彼此沉默了几秒钟，他突然一把揪住阿马德的衣领，恶狠狠说：“那，给我买个冰淇淋！”
巴勒斯坦实行从小学到高中的义务教育，一般家庭只需交纳书本费、校服费就可以送孩子上学。当地人喜欢大家庭，家里有4、5个孩子不算稀奇，所以贫困家庭无法供养所有孩子上学。另一方面，由于学龄儿童太多，加沙的学校不得不实行上下午分批上课。所以，一些孩子上半天课，另外半天就谋生去了。
有孩子从事一种特殊职业。去往加沙地带南部必须通过一道以军哨所。哨所头上横跨一座公路桥，专供犹太人定居者使用。桥下有警示牌：“不准拍照、不准停留”。过去这里曾经发生过巴勒斯坦人开车冲击以军哨所或试图炸毁公路桥的事情。所以，以色列军方规定，巴勒斯坦人驾车通过这座公路桥下时，至少两人同车；单人独骑，很可能被以色列士兵怀疑，立即遭到火力攻击。
这条规定在巴勒斯坦人中催生出新的职业：陪人过关。那天，我一个人去罕尤尼斯，离公路桥还远，一帮孩子就跑过来了：“两个！两个！”其中一个叫穆罕默德，个头高些，一脸机灵，被我选中。开车门的当口，别的孩子也往上挤。穆罕默德摆手说：“去去去”，自己兴高采烈登上车。
陪同过关，费用一个谢克尔。穆罕默德自称对罕尤尼斯了如指掌，愿意充当向导，赚一点“向导费”。
告别时，他高兴地说：“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就到这里来！我天天在这里。”“不上学吗？”“上午上课，下午就来了；或者下午上课，上午过来赚点钱。”穆罕默德说，家里就靠他一个人赚钱。
2003年6月29日，以色列宣布将这条主要公路的管理权交还给巴勒斯坦人。从那天起，过公路桥不用人陪。巴勒斯坦人在桥下鸣笛庆贺，但我知道有一个孩子会因为“失业”暗自惆怅。
手雷和百事可乐
8月的一个早晨，被整齐的喊号声吵醒。往楼下一看，地中海海滩上冒出几个帐篷，一群赤膊的男孩跟着大人边跑步，边喊口号，最后“扑通通”跳进水里。
原来是巴勒斯坦各派别每年组织18岁以下儿童参加的夏令营。
下楼看个究竟。正在往沙地里插哈马斯绿色旗帜的小孩发现了我，兴奋地回头呼朋唤友。20多个孩子马上围拢在我身边，脸上还沾着黄沙。没等我开口，他们指着相机争先恐后地喊：“给我照一张！给我照一张！”
一个名叫杰哈德的13岁男孩说，夏令营为期一个月，活动内容除了体育锻炼，还有讲授巴勒斯坦历史现状、诵读《古兰经》等“文化课”。 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教过他们使用武器。
2001年有记者公布巴勒斯坦儿童使用武器的照片，各派别因此不再公开对儿童进行军事训练。
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大多来自难民营。一年一度夏令营最吸引他们的是免费吃住和踢足球。
过了一会儿，杰哈德手里多了个手雷，推到我的镜头前。“这是什么？能炸死人吗？”当时我刚到加沙不足一个月，不相信孩子手里这玩意儿是真的。背后过来一个年龄稍大的男孩，推开众人，从杰哈德手里抢过手雷，拽掉拉环，一伸胳膊抛出去，一声巨响在海里爆炸了这，就是对我的回答。
爆炸声一起，头顶以色列飞机轰鸣而至。大家四散奔逃。几分钟后，轰鸣声渐渐远去，又重新聚拢来。
杰哈德家住在加沙地带南端、与埃及交界的拉法难民营，当地武装人员时时同以军发生冲突。白天，他和朋友们制作类似手雷的土制炸弹，晚上向驻守在边境的以色列士兵投掷当然这很冒险。“我们要赶走他们，”杰哈德解释这样做的目的。以色列军方认为，这种土制手雷可以致命。“我们听到这种说法都笑了，”杰哈德说，“其实土制手雷爆炸时声音大，但炸不死人……10米之内炸伤是有可能的。”他说自己总共做过500多个手雷，每个造价7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5元）。卖炸药的商店为了表示支持，往往降低价格。钱从哪来呢？大家自发拼凑。“就象我们凑钱买足球一块踢一样，”杰哈德说。
海滩上还有其它派别的训练营。插着黑旗的是“圣战”组织，黄旗的是法塔赫。每个训练营前都有几十个孩子，年龄不超过18岁，最小的只有8岁。
两个年龄大些的男孩走过来攀谈。20岁的哈立德和22岁的穆撒在这里协助教练管理夏令营。他们的家在加沙北部比特·拉海亚难民营，难得到海边，很开心。聊天时，时不时有小孩跑过来要求照相。哈立德和穆撒商量了一下，决定邀请我到海滩边的“鱼”饭店坐坐，以便交谈。我知道那家饭店很贵，婉言谢绝，但来自难民营的两个小伙子似乎毫不知情，执意相请。
坐下来后，他们对服务员说，不要别的，三杯百事可乐。服务员有些为难地看了我们一眼。
他们俩都在学校里被发展成哈马斯成员，但不属于哈马斯军事组织。“军事训练营是全封闭的，我们也不能进去，”哈立德说。
哈马斯领导机构由七人委员会组成，分管政治、军事、保安、组织、宣传和监狱等部门。正式成员约2万多人，分“公开”、“秘密”和“军事”三部分。公开部分包括具有合法身份的人员，秘密部分指负责组织、动员游行和斗争的领导成员，军事部分则是训练有素、专门从事暴力活动的武装分子。哈立德和穆撒属于“公开”的哈马斯成员。
哈立德说，哈马斯物色军事成员时最看重他的心理素质，看他有没有准备好成为“烈士”。多起自杀爆炸被挫败或中途流产主要原因是执行者心理准备不足，关键时候退缩或乱了手脚。
“你们将来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呢？难道不想生活在‘和平’中吗？”我问这两个20出头的青年。穆撒坚定地看着我说：“我们从小就知道，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永远没有和平，直到世界末日。”“为什么要杀平民呢，他们和你们一样啊……”“因为以色列人杀巴勒斯坦平民，” 哈立德说，“还有，袭击军人难度更大。”
服务员递过来12谢克尔（约人民币25元）的帐单，他俩的表情有些意外。“街上一大瓶才4谢克尔，”哈立德对穆撒嘟囔了一句，转过来请我先到门外等候。我猜，他们要凑钱，不想让我看见。
萨达姆与萨达姆
杜拉家墙上由上至下挂着三张像：亚西尔·阿拉法特、萨达姆·侯赛因和穆罕默德·杜拉。萨达姆那张下面写着“伟大领袖萨达姆：和平缔造者”。
杜拉家庭在巴勒斯坦无人不知。2000年9月30日，巴以流血冲突爆发的第二天，巴勒斯坦警察同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南部尼茨萨利姆犹太人定居点路口交火。年仅12岁的穆罕默德·杜拉和父亲路过此地，不巧遭遇激战。情急之下，父亲拽着杜拉缩在路边果园墙根下的一个水泥管后，躲避右前方以军岗楼的枪弹。但是，直径80公分、高不足1米的水泥管，没能挡住子弹。最后，杜拉连中8弹，死在父亲膝盖上。
一名记者拍下了杜拉遇害的全过程，画面传开，震惊世界。为了纪念少年杜拉，阿拉伯国家联盟决定把每年10月1日定为“阿拉伯儿童日”。
2002年11月29日，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日”这一天，杜拉家又一个小生命诞生。为了怀念遇害的杜拉，父母再次以“穆罕默德·杜拉”命名新生儿。母亲艾玛尔说，“这是穆罕默德·杜拉生命的延续。”
而杜拉家的另一个儿子，正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向特拉维夫发射导弹那天出生，父母起名“萨达姆”。我请“萨达姆”站到萨达姆的画像下面，拍了一张“萨达姆
与萨达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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