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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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着白烟淡去的方向，挨炸的居然就是邮局所在机关大院。一个类似警卫室的小房子被导弹洞穿，藏在里面的一个“通缉犯”灰飞烟灭。巴勒斯坦人拾来导弹残骸叫我拍照，上面是清清楚楚的英文字“部件编号”、“储存温度”、“爆炸温度”……“美国货！美国货！”他们喊。

　　我凑巧成为第一个拍摄现场的记者。离开时，以“　Be　the　first　to　know（第一个知道）”为口号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ＣＮＮ方才赶到。摄像师、南非人阿迪勒经过身边时，我轻轻问了句：“Be　the　first　to　know（第一个知道）？”　阿迪勒是熟人，笑着耸耸肩说：“Not　always（不总是）。”

　　加沙最出名的摄像师

　　塔拉拉是加沙最出名的摄像师。2000年9月30日，他拍下巴勒斯坦少年杜拉身中8弹，死在父亲怀里的全过程。画面震惊世界，塔拉拉也随之大名远扬。

　　提起杜拉的事情，塔拉拉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当地记者们每每饱含嫉妒地说起这段“传奇”，不免影射塔拉拉只是“走运”。对我而言，塔拉拉是教会我在坦克面前直立拍摄的人。

　　2003年1月24日，为报复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城市发射“卡桑”火箭，以色列军队出动坦克、装甲车和推土机，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密集炮火的前奏过后，封锁加沙地带北部公路。

　　汽车轮胎当街燃烧，烈焰滚滚。100多名巴勒斯坦少年奔跑、呼叫，投掷石块，身影随火舌跳跃。三辆土黄色以色列坦克一字排开，把路封死。间隔五六分钟，坦克那边就传来一阵枪声。我赶到拜特哈嫩镇入口时，对抗局面刚刚形成。

　　放眼观望地形：坦克在300米外，前面横着推土机铲起的土堆。一群巴勒斯坦少年以公路两边茂盛的桔子树林和土堆为“基地”，在坦克跟前快速跑动，以示挑衅。他们身后不远停着一辆救护车和阿联酋电视台的防弹车。更多人站在两辆汽车后面观望，伺机向坦克扔一通砖头。巴勒斯坦人一见拿相机的，热情招呼。其中一个指着坦克的方向，让我这就跟他走。这时，枪声大作，其他人向我摆手。

　　距离我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间水泥房子，几个上了年纪的人气闲神定地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像这里是四维空间，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决定慢慢朝水泥房子挪动。刚一迈步，几十个小孩围过来，不知是拿我挡“盾牌”还是想成为拍摄对象。

　　挪动中，地动山摇一声巨响，全体趴下。我的镜头遮光罩差点插进沙地。接着，巴勒斯坦人爬起来撒丫子狂奔。我不知怎么回事，抱起相机跟着跑，背后枪声不断，子弹打在沙地上，溅起粒粒尘土。晒太阳的人们急忙起身，拽起椅子进屋躲避。

　　事后得知，哈马斯试射一枚火箭，枪声是以军坦克上重型机关枪的回应。

　这时，塔拉拉带着助手来到现场。“周，跟我来，”塔拉拉大手一挥。向前走了几步，他发现孩子们亦步亦趋紧随其后，毫不客气地回头怒斥：“谁都不许过来！你们想被打死吗？”冲突现场被“群众”包围是最危险的事。ＣＮＮ记者本·魏德曼曾经在加沙冲突现场受伤，就是因为身穿防弹背心被当成“盾牌”，一粒子弹洞穿后背。

　　“慢点走，让士兵看见我们，”塔拉拉右手拿摄像机，左手提三脚架，往前走了三四步　
　
　
，停下来冲坦克晃晃摄像机。然后支上三脚架，装模作样拍了拍。对方没什么反应，他又往前挪动脚步，不走直线，而是“之”　字线路。这时扔石头的巴勒斯坦人退到树林里，还剩十几个趴在坦克跟前的土堆背后。大路朝天，只有我、塔拉拉和他的助手三个人跟坦克面对面。

　　一点一点，往前挪动着。每走几步，塔拉拉就停下来拍点什么。这举动更多是为了让对面的坦克兵看清楚我们是记者，让他们“放心”。间或有小孩凑过来看热闹，塔拉拉便恶狠狠地叫他们“滚开！”

　　助手帮他扛了会儿三脚架。距离坦克只有100米时，塔拉拉要回三脚架，攥在自己手里，边走边晃动。

　　坦克近处的巴勒斯坦小孩突然蹿出来。枪声骤起，向我们跑来的孩子，趴倒一片。我也应声倒地，却发现塔拉拉岿然不动。“周，他们向你跑过来的时候，画面最好！”

　　“你不怕被打中吗？”他笑了笑，说以色列士兵已经看清他，“如果刻意打你，怎么也躲不开的。”

　　枪声再起。我站直了没趴下，拍到两个匍匐在地的巴勒斯坦少年。回去一看照片，气得七窍冒烟：倒地一刹那还惊恐万状的巴勒斯坦少年，一眼看见我的镜头，竟笑出一嘴白牙！

　　当天，三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被打伤。

　　三个女记者

　　2003年7月9日晚，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家门口。小巷子里挤挤挨挨100多号记者，照相机、摄像机磕磕碰碰，等待着埃及代表团前来商讨停火事宜。

　　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只手，一把搭在我肩头：“你来了真好，这里就不止我一个女的了！”塔赫里特是加沙屈指可数的几个女记者之一，为黎巴嫩电视台出镜，同时也为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供文字稿。

　　去年第一次见面时，塔赫里特就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以后我们一起采访，一起聊天，一起健身……”女记者塔赫里特不戴头巾、不穿长袍，常着西服长裤，“街坊们都习惯我了，”她这样解释自己在加沙不被视为“异类”的原因。然而身为未婚女性，她也不可能真正进入男记者们的圈子。

　　最叫塔赫里特烦心的，是三十好几待字闺中。“加沙男人只想找个煮饭婆，”她说。妇女独立工作，而且是电视记者那样每天抛头露脸的工作，确实很难为当地男性接受。“你交往的圈子比当地妇女广，没想过嫁个外国人吗？”“对方也必须是穆斯林才行。”

　　隔天，她一个电话把我叫去喝咖啡，原来是“阿布扎比“电视台负责以色列报道的女记者谢琳第一次来加沙采访。三个女记者在一起，不讨论新闻，而是“‘半岛’台的那个谢琳，她结婚了吗？”“没有啊，难着呢。”“那贾瓦拉呢？”“贾瓦拉上次接受杂志采访时说，想自己办个电视台，我的一个男同事看了报道，一撇嘴说，这个女人，谁都不想嫁！”

　　最后她们一起“教育”同座的伊斯兰大学新闻系女生阿米拉：“要在加沙当女记者，首先做好嫁不出去的准备！”

　　加沙个子最高的摄影记者

　　路透社马哈茂德是全加沙个子最高的摄影记者。仗着1米90的身高，他的镜头常常越过所有人头顶，拍到最佳角度。20出头的马哈茂德满口土语，说话时略带腼腆。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竞争，但我毕竟是个外国记者，马哈茂德、哈提姆还有萨比拉还是非常热情地提供消息。在人多混乱的场合，我们往往用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照顾彼此，不致走散或相互提醒。

　　一次拍摄哈马斯大型集会。现场坐了几千名哈马斯支持者，武装人员在舞台上表演。我的头巾有点松了，旁边不知是谁，递过来一顶绿色的哈马斯帽子叫我戴上，遮挡头发。妇女在公开场合露出头发，有违伊斯兰教规，我不想招惹麻烦，赶紧扣上帽子。这个动作正被马哈茂德看在眼里，他瞪大眼睛，给了我一个眼神。我立即领悟：身为记者头戴哈马斯帽子，意味着什么？而这个场合人多眼杂……我赶紧摘下帽子，整理头巾，心怀感激地还了他一眼。

　　2004年4月17日哈马斯二号人物兰提西遭以色列“定点清除”，第二天他的葬礼在加沙举行。葬礼开始前，我挤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进入停尸间拍摄。马哈茂德也在那里。我们相互点了一下头，算是问好，随后各拍各的。巴勒斯坦人分批进入不足10平方米的停尸间，吻别兰提西尸体。突然，乘人进人出的间隙，马哈茂德飞快地对我说了一句：“给我照一张！”我下意识地朝他按动快门，才发现他俯身亲吻了兰提西的尸体。“别让人看见！”他低低说了一句。巴勒斯坦记者大多如此，在工作中隐藏自己的立场，实际上他们有着和普通巴勒斯坦人一样的情感。

　　一星期之后，5月5日，我离开加沙在耶路撒冷待命。打开以色列《国土报》网站：“两名巴勒斯坦青年爬上以色列坦克顶部……路透社摄影记者马哈茂德·哈姆斯腿部中弹……”


　马哈茂德！我的脑袋里“嗡”了一下，无法想象又高又瘦的他腿部中弹、轰然倒下！马上请雇员阿马德买了花篮，看望马哈茂德。再打电话过去，我说了一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安慰话，马哈茂德只平静地加了一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他两条腿都打着绷带，刚出院，不能走动。当时以色列坦克掩护推土机进入加沙，推倒巴勒斯坦人的果园。7、8个记者在那里拍照，本以为以色列士兵不会开火，两个巴勒斯坦青　
　
　
年突然爬到坦克顶部，形势失控，以色列士兵开枪猛扫一通。

　　除了担忧，我知道自己给马哈茂德打电话还有一份羞愧说不出口。本该是并肩作战的场合，独独少了新华社记者。真希望自己在那里。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

　　——　《木兰诗》

　　长袍加头巾的体验

　
　
　
　　当初学阿拉伯语的时候，没想过穿长袍戴头巾是很热的。

　　进加沙没几天，我就得出结论：必须置备一套特殊工作服长袍加头巾。

　　真主在《古兰经》中启示说：“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根据伊斯兰教的礼仪，穆斯林女子应戴上头巾，遮盖头发、头颈和胸部，与长衣结合，遮盖全身，只有面部和双手可以外露。比较保守的妇女，还戴手套、用面纱挡住脸。

　　我在加沙所见，头巾长袍并没有减少穆斯林妇女的美丽，反而增添了一丝端庄和谐。她们注重袍子、头巾、拎包和鞋子的颜色配搭，袍子多为一色，头巾可以斑斓。

　　考虑到频频拍摄葬礼，我的工作服不能花哨，索性全部黑色。黑衣飘飘走在加沙街头，我偶尔会想起“阿拉伯的劳伦斯”。当英国军官劳伦斯一身白袍出现在同僚们面前时，被讥笑为“做作”，然而不把自己的灵魂放进袍子，你就无法了解阿拉伯人。

　　奇怪的是，哪怕我包裹得只剩两只眼睛，甚至坐在飞驰而过的汽车里，加沙人永远能够在第一眼认出我是异族，并高喊：“外国人！”

　　为法新社供稿的自由女摄影师尼古拉斯喜欢在拍摄葬礼和游行时包裹头巾，她说这样可以使自己听不见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对空鸣枪的喧闹。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阮次山先生来加沙采访时，说我快速包头巾的动作“很专业”。其实我的包法完全不同于当地妇女，她们用许多漂亮的别针固定，为了方便，我只在脖子后面打个死结，不掉下来就行。

　　虽然面朝大海，但是因为当地妇女游泳也需穿黑袍，两年之中我从来没有在加沙地中海畅游。终于有一天，我兴冲冲决定清晨6时海边无人时下水。黑袍罩着泳衣，瞒过看楼的警卫，游到水深处再脱下袍子系在腰间。一切按计划顺利实施，直至我把袍子系在腰间，才发现阻力太大，根本游不动了，悻悻而归。

　　两个星期后，碰到一名住在隔壁高楼的巴勒斯坦记者。他认真地问：“你有什么烦恼吗？那天清晨我看见你一个人下海！”

　　更痛苦的是，40多摄氏度的天气下戴头巾，还要不断跑动拍摄。一次汗流成溪，冲走了我的一只隐形眼镜。睁一眼闭一眼开车回来时，同车的巴勒斯坦警察坚决不许我摘掉头巾，因为他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跟一个“没戴头巾”的女人坐在一起。

　　长袍虽然飘逸，跑起来常常绊倒自己。有时候我不得不拎起下摆塞进腰带，后来干脆用线缝起来。

　　冒险爬电线杆

　　2003年2月18日夜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城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1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稿子发了一夜，19日凌晨5时半，脑袋终于沾了枕头，提醒自己9时无论如何要起来拍摄巴勒斯坦人葬礼。不到8时，被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弄醒，挣扎着起来去葬礼游行起始点市中心大清真寺。

　　狭窄的街道上，已经有记者站在一间店铺顶上，架好镜头，等尸体从对面的清真寺抬出来。绕店铺一周，没有发现通向顶层的梯子，原来记者们都是攀电线杆爬上去的。见我犹豫，他们说，没选择，上来吧。一横心，我把相机往后甩，斜挎摄影包，把袍子的下摆提起来，在腰间打了个结，喊一声“闪开了”，蹿上电线杆。

　　幸好电线杆不是实心水泥的那种，而是有菱形镂空图案的铁柱子。小时候爬树是弱项，现在一个劲后悔没勤学苦练。绝大部分巴勒斯坦妇女比较保守，不穿短上衣、紧身裤，不单独上街，不高声谈笑。现在，几千个巴勒斯坦男子看一个袍子下面露出牛仔裤、装模作样裹了条头巾的外国女人爬电线杆，这可比葬礼有意思多了。一个小孩带头，大家一齐鼓掌、喊号，给我加油。连电视记者都把摄像机镜头转过来。

　　房顶上没有栏杆，我就站在屋檐伸出来的那个部分。虽然没有“恐高症”，脑子里一个劲想着“共振”，真怕谁一不小心把房顶踩塌了。葬礼开始，哈马斯对空鸣枪，震耳欲聋。距离太近，我看见黄铜弹壳一梭梭蹦出来。怕掉下去，怕机枪偏离方向，就这样我颤颤巍巍地站在人群上方举起相机。

　　这个屋顶终于在2004年3月22日哈马斯创始人亚辛葬礼上被踩塌，几名巴勒斯坦人受了轻伤。在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2003年8月26日傍晚，加沙地带北部贾巴利亚难民营入口处发生爆炸。我飞速赶到现场，下车时习惯性地打开后座车门，心里一凉：钢盔和防弹背心旁边没有黑袍！

　　这才想起来，前几天吉普车送修理厂，我把车里的东西全部卸下来，怎么偏偏忘记把行头放回去！

　　天色渐暗，我硬着头皮挤进现场。一伙小孩追着喊：“外国人、外国人”，我心下便知凶多吉少。

　　人山人海。背后不知挨了多少推搡，终于挤到被炸车子跟前，焦油味刺鼻。有人鲁莽地把我的脑袋摁进车里，指点着说：“拍这个，拍那个”。背后开始有手伸过来。一个好心人拉开摁着我脑袋的人，他们两个竟打作一团。

　　贾巴利亚难民营是加沙最大最贫穷的难民营，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人群越围越紧，我想还是走为上，可已经插翅难飞。不知是谁，问我是否要站到旁边一辆车的车顶躲一躲，那里“阿拉比亚”电视台的记者正在做现场直播。似乎别无选择，我登上车顶，站在摄像师背后。人群却疯了一般，向空中挥舞手臂，胡乱喊叫，要把我们脚下的汽车掀翻。又有一个拎着铁棍的好心人过来驱赶他们。

　　电视记者也慌了神，做完节目后，不顾我“让我走中间”的请求，先跳车跑了。等我下　
　
　
车时，真正的骚乱开始。

　　一只胳膊已经递给“阿拉比亚”摄像师，我的脚却着不了地，无数只手野蛮而准确地袭来。我腾出手，推开一个男孩，又踢了一个戴眼睛的一脚，还是抽身乏术。最后，不知是哪两个好心人，用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