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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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时过去了，我已经没力气再问什么，从包里抽出一本《天才米开朗基罗》看起来。“你好，我叫基拉德，有些问题需要问你，请跟我来，”抬头，面前是个黄衬衣、咖啡色领带，圆头圆脑的中年男子，腋下夹着公文包，一男一女两名助手分立两厢。我什么都没说，站起身来。“米开朗基罗？啊，他的确是个天才，不是吗？”基拉德的眼睛已经开始工作，还千方百计逗我说话。

　　转了几个弯，走过一道狭长的走廊，在一扇门前立住。基拉德拿起脖子上的磁卡，在门边的电子仪器上扫了一下，门开了。一连穿过三道这样的门，终于进入一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屋子。基拉德魁梧的身躯在小桌子背后落座，我在他对面，助手们坐在我左手边，形成“半包围”结构。

　　桌上，白炽灯照得一块铁牌闪闪发光：以色列国防部。此时看来，该翻译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问讯开始。基拉德的语速时快时慢，忽而又将问过的问题再问一遍，忽而又用希伯莱语同助手说上几句。他眼神犀利，或者说刻意犀利，试图射穿我脑子里的杂念。

　　多久去一次加沙？多久去西岸？为什么去加沙去得比去西岸勤？去西岸见谁？我答“阿拉法特”，但是没有人笑。

　　跟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有联系吗？答“采访过亚辛”。基拉德低头作不屑状“别的呢？”

　　唯一让他们发笑的，是我一个月前没有通过以色列汽车驾驶执照考试。

　　我的手机响了好几次，机场外接我的朋友不耐烦了。另外，我的行李还在传送带上。

　　“认识以色列朋友吗？服过兵役的？警察？”大概是“国防部”铁牌起了作用，我马上想到伊扎克。“电话号码？”没想到，基拉德要了号码之后，立即拨通伊扎克的电话。他们俩用希伯莱语说了一通，基拉德把手机递给我，“他要跟你讲话。”


“怎么啦？”伊扎克笑着问。基拉德目不转睛直视着我，我不得不轻描淡写说：“他们要问些问题。”“不让你入境吗？”“已经两个小时了，我有朋友在机场外面等……”“嗯，我帮你找个人……”在我连连点头、挂掉电话之后，基拉德立即跟进：“伊扎克说什么？”

　　几分钟后，基拉德的手机响起来。他犀利的眼神突然收敛，几乎弯下腰去对着听筒，“　
　
　
好，好，好……”收起电话，基拉德瞪了我一眼，“伊扎克比你想象得厉害多了！现在，‘这个人’让我赶紧结束问题，我不得不照办……”“谁？”“一个职位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人，你不要问了，”基拉德一口气说了几个“非常”，满脸沮丧。

　　他不再问话，向我亮出“底牌”：只有记者可以自由往来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担心有巴勒斯坦人利用我携带东西，其中可能混有武器，或者其它足以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的东西。我告诉他，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传递东西的请求，但我连一张纸都没带过，因为“我有我的原则”。显然，这个回答令他满意。“保持你的原则，”说完这句话，基拉德起身送行。

　　走出一道又一道门，终于看见我的两只行李箱孤零零躺在传送带上。

　　伊扎克很高兴我终于入境，但是他至今都没有告诉我，打电话给基拉德的到底是谁。

“扫里，扫里”是以色列犹太人萨拉模仿阿拉伯人说英语“对不起sorry”的口音。那天，她做了个恶梦：欧洲旅游途中，一个阿拉伯人突然跳下汽车，用报纸卷成筒，猛打站在路边的她，嘴里喊着：“扫里，扫里”。

　　在梦以外的真实里，萨拉对阿拉伯人充满“恐惧”。“走进那家超市，伙计过来跟我讲丹麦语，我用英语回答‘听不懂’……但我突然发现那个伙计和店主都是阿拉伯人，偌大一　
　
　
个超市，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一次晚饭，她讲起在丹麦的经历，“我往冰柜那里走，紧张极了……他们听见我讲英语，一定会接着问，‘你是哪国人’？”果然，付款时，那两个阿拉伯人问，“小姐，你是哪国人啊？”萨拉眼睛不敢正视他们，含混地说了句“English（英国人）”。结果对方说：“Indian（印度人）？印度人好……”

　　听故事的人哄笑起来。对我来说，这不是第一次听萨拉讲“恐阿”（恐惧阿拉伯人）故事了。

　　萨拉曾经在以色列“工人热线”工作，接听外国劳工投诉电话，用法律手段帮助他们讨回合法权益。她说自己与许多阿拉伯人打过交道，有求助于她的工人，有希伯莱大学的同学，“但没有朋友，”她最怕与阿拉伯人谈论时事。

　　萨拉28岁了，从没去过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我对那些地方非常好奇，想看看巴勒斯坦人怎样生活，”她说，“但是我的两个朋友在希伯伦被打死……”萨拉不敢涉足巴勒斯坦城市，她的两个来自美国的犹太人朋友，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遭当地导游“出卖”，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打死。我建议她裹上头巾、坐在我的车里去。“可是，如果有人讲一句希伯莱语，我会下意识看他，这样就暴露了身份……”“即使戴头巾，他们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我是犹太人；就象我走在耶路撒冷街头，一眼就能分出谁是阿拉伯人，谁是犹太人；只有在大学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那是唯一可以叫我忘记身份的地方……”她顾虑重重。

　　萨拉对阿拉伯人的排斥和恐惧，会到令我发笑的程度。一次，我从加沙的固定电话而非通常使用的以色列手机给她打电话，她万分惊恐地问：“你从加沙给以色列人打电话，不会有哈马斯突然闯进来吗？”萨拉那时候的男友也是一名经常往加沙跑的外国记者，她一再要我发誓，不能向任何巴勒斯坦人透露那名记者的女友是“犹太人”。

　　尽管“恐阿”，萨拉是所有在以色列的中国朋友公认、对待巴以问题态度最温和的以色列人。

　　那天，萨拉请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中国朋友、两个以色列朋友一起吃晚饭。茶余饭后，免不了“谈国事”。以色列人伊兰认为，“巴勒斯坦国”不可以是两个区域，把以色列夹在中间，“他们只能挑选其中一块，当然是大的那块，西岸……”“那么加沙人怎么办？”萨拉打断他。“既然我们已经没有土地可以让，我们的邻居、比如埃及，应该帮忙……”伊兰说。“阿拉伯人曾经要把我们赶进大海，现在我们‘夹在中间’总比进大海好吧，”这是萨拉的观点。

　　接着，我们三个中国人看三个犹太人争执起来。伊兰说：“巴勒斯坦已经有了国，那就是约旦，70％的约旦公民都是巴勒斯坦人……”他的女友达芙纳抢过话头说：“不，约旦之所以有这么多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被我们赶到那里，是难民……”“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是被我们赶走的？”伊兰瞥了达芙纳一眼说，“‘巴勒斯坦’这个称谓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萨拉连忙解释：“过去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一部分，后来……”

　　三个中国人的眼睛随着三个犹太人的“交锋”转动，我默默回味着“夹在中间总比进大海好”的含义。

　　看到我在加沙拍摄的一张照片：巴勒斯坦孩子没有什么游乐场，只能坐坐当地铁匠打造的铁摇椅，萨拉说“心都快碎了”。伊兰也感慨冲突对双方经济的影响：“冲突爆发前，以色列的社会治安非常好，但是今天，大家都穷了，再加上外来移民等因素，治安差多了，偷车的多起来……”说到这里，他忽然笑起来：“一个当兵的朋友，开着坦克去巴勒斯坦城市杰宁执行任务，突然看到自己的吉普车停在那里，他跳下坦克过去开车，招呼同事把坦克开走，自己开车先走一步……”他的吉普车遭窃，还被卖到杰宁！

　　“走，喝咖啡去！”“走，去酒吧！”萨拉往往不由分说，拉我去那些需要“冒生命危险的地方”。边读研究生边打工的她，没有钱可以节余，却不会省去喝咖啡、喝热红酒的部分。我问，你不敢去巴勒斯坦城市，倒敢天天泡酒吧，两者都是你可以选择的事情啊。萨拉痛快地说：“酒吧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城市不是。”

　　2003年12月8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与政府在开罗的停火会谈破裂，这可能成为“人体炸弹”行动的导火线。萨拉毫不在意，坚持要去酒吧。我把300多米长的酒吧街从头至尾、来回来去检查几遍，确认放进什么疯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之后，勉强同意。“如果你感觉不好，告诉我，我也不想那么倒霉，”萨拉说。

　　有家酒吧新开张，萨拉蠢蠢欲动，被我死死拽住。“看看那个门卫手里的冲锋枪，”我说，“别的保安只用手枪。”没有保安不行；保安太严，枪太大，也叫我害怕。

　大多数以色列人对自杀爆炸的恐惧，并不如外界想象得严重。餐馆、酒吧，生意不比过去，主要是因为2000年9月底巴以流血冲突爆发以后，外国游客骤减。普通以色列人的生活仍然在继续，他们普遍认为遭遇自杀袭击的机率小于车祸，每年以色列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高于自杀爆炸死难者。另外，“习以为常”也是人们忽视自杀爆炸的原因之一，“咖啡馆、酒吧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萨拉的说法正是大多数以色列人所想。

　
　
　
　　2004年3月22日亚辛遇刺后，萨拉着实紧张了一阵，酒吧去得少了。“自从耶路撒冷发生阿拉伯人行刺过路人、替亚辛复仇的事件，我越来越害怕，”MSN上碰到萨拉，她说这些天如果天色已晚，一定会找个男士陪她回家，“不过遇袭的那个人，最后被发现是个以色列阿拉伯人……哈哈，”她写到。

　一个人就是一扇门。结识一个人，看到门后的一片世界。因为德维，我觉得自己与耶路撒冷老城之间有了更深的联系。

　　德维来自宗教气氛较浓的家庭，他却只在汽车里放一顶犹太小圆帽，“见到我爸的时候得戴上，”他说。德维的父亲是个满脸胡子、一身黑衣的拉比。

　
　
　
　　父亲参加过1967年中东战争。当时，他和6名战友遭到伏击，只有他一人侥幸生还。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回耶路撒冷老城，从此犹太人又可以在哭墙前祷告。

　　战场归来，父亲的宗教情结浓重起来，非要在耶路撒冷老城买房。经商多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在老城犹太区住下，还取得了拉比资格。“你知道老城的房子多少钱吗，我父亲买的时候就200万美元了……”每次说到这里，德维都要认真地将房价换算成当前价格，除以家里兄弟的数目，计算自己将来可以继承多少。

　　终于有一天，德维说要带我参观他家，并且有一个“惊喜”。路灯幽幽，石板街面反射出清冷的光。德维家是犹太区里一栋三层小楼，屋里满墙经书，挂毯和装饰画都是耶路撒冷城墙或九烛台图案。妈妈穿长裙、戴圆边帽子犹太已婚妇女的标志；10岁的弟弟，头上也顶着犹太小帽。

　　从供奉经书的柜子里，德维取出一只深蓝色丝绒袋子。里面是两块每边长大约5厘米的正六方体，系着长长的黑色皮带。六方体的每一面上都刻有金字，德维说，这些字的含义是“上帝是全以色列独一无二的神”。打开六方体，里面是一块黑色“印章”。只一面刻着一个凸起的希伯莱字母“上帝”。这个字母的样子好象由一点发出、等角度伸向三个方向的斜线。德维把一个六方体戴在额头，用皮带固定，在下巴上系扣。另一个系在左胳膊内侧，黑皮带一圈一圈缠绕下来，最后在手背上系出一个“上帝”字母的图形（从一点拉出三股皮带）。

　　这就是犹太男子年满13岁、举行成年礼时使用的经文盒子。根据他们的习俗，在额头和手臂缠绕经文盒子，表示遵行《申命记》11章18节的经训：“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会在意中，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盒子虽小，里面却刻着大量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经文。经文盒子的价钱不一而足，取决于质地和做工。

　　德维使用的这个牛角制成，价值100美金，属于高档。父亲说，这是留存一生的印记，一定要买好的。

　　我伸手想拿过盒子看个究竟，被德维一把打开。即使在完成成年礼之后，女性也不准触摸这个盒子。他母亲收起经文盒子时，也只能隔着丝绒袋操作，不得碰到盒子本身。

　　不过，神秘的经文盒子，还不是德维所谓的“惊喜”。“跟我来，”他一招手，跑上楼梯。

　　楼顶。毫无阻挡之下，岩石清真寺巨大的金顶“轰”一声出现在我面前。黄金铺就的拱顶，在淡蓝色烟雾里闪耀，夜幕浩瀚，繁星点点；万千丝竹之声骤然响起，定神凝望，金顶还是沉默着。

　　脑子遭到轰炸，只剩下两个字：登宵。

　　近在咫尺。传说中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听从真主召唤，登上九重霄的地方，清真寺内至今保存着穆罕默德踏脚的那块岩石。“这是穆斯林的……”话还没说完，德维就打断我，“你疯了吗？穆斯林？寺里的东西都属于犹太人！”想起来了，穆罕默德登宵踏的那块岩石，也是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向神祭献独子的地方。

　　无论祭献还是登宵，当时都还没有这清真寺，没有这金顶，只有那黑色岩石。可是这圣城，这烟雾，这夜幕和星星，闪耀了千年。

　　“这里，就是犹太区的尽头，”　德维指点不远处一堵院墙，把我拉回现实。而他家对面，3米开外，就是穆斯林区。“5年前，对面的巴勒斯坦小孩朝我家吐口水、扔石头，我就把石头扔回去，砸到那孩子的脸……然后我闯到他家里吼，‘再敢这样就杀你们全家’……后来我们相安无事，一直到现在……”　“威慑”向来是德维的处世哲学。上小学时遭同学欺负，他居然用酒瓶戳伤对方的肚子。虽然遭到停课处分，但从此无人再敢招惹他，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疯子”。“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谁敢欺负我们，就加倍报复，”德维说。

　　俯瞰老城的房子，挤挤挨挨，层层叠叠，穆斯林区、犹太区、基督徒区和亚美尼亚区，犬牙交错，纠缠不清。分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却要争它个“泾渭分明”。

　　德维家晚饭吃“库丝库丝”，据我所知，这也是北非阿拉伯人的传统食品。黑衣黑帽的父亲看见我时，用手捂住眼睛喊起来：“天哪，这是什么？”德维说，父亲在开玩笑。

　　道别时，德维指着隔壁人家紧闭的门说，这家的女儿去年死于巴勒斯坦人实施的自杀式爆炸，“她父母从此不跟别人说话了。”

　　一个星期五，德维请我去他伯父家过安息日。太阳落山，先去犹太教堂祷告。我以为自己的休闲打扮去不了，德维说，不去那些“非常宗教”的教堂就行。来到一个小石头房子前，拉比披着白底蓝条的祷巾，在里面高声诵经。男人们象模象样坐在里面，哪怕穿着脏兮兮的短裤。女子只能坐在外间走廊里，或干脆站到门外，面朝里，都穿着漂亮的长裙。


　我站在门外观看。快要结束时，前面的一个女子突然后退半步，随后又前进、向右向左下蹲、鞠躬。这是祷告结束前的仪式。

　　最后，所有人高呼什么，向空中飞吻。拉比脱去祷巾，人潮往外涌。

　　德维的伯母已经点燃蜡烛，安息日晚饭开始。大家围着桌子起立，德维的伯父发给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