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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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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巷子窄,两边还停满了车。最后一辆警车停在那里不动了,我无法再犹豫,熄火关门走人。管它身后多少辆汽车鸣笛,冲进去拍照。

  尽量用相机挡住脸,不让人发现我没来得及戴头巾就出现在哈马斯核心领导层面前。最后,还是听见一句:“这是什么?”斜刺里冲出一个哈马斯,毫不犹豫伸胳膊把我挡出去。我跌倒在地,最近在西岸摔伤的脚踝不争气地痛起来。

  事实证明,再晚进去一秒钟,什么照片都拍不上了。出亚辛家,美联社记者哈提姆指着我跟别人开玩笑:“她没戴头巾进去了,四肢瘫痪的亚辛甩开埃及官员,从轮椅上站起来说,‘把她赶出去!’……”

  2004年1月7日 

  加沙街头一家肉铺。店主撕下一角报纸包肉,我一眼看见爱德华·赛义德的照片,连忙阻止。

  那是几个月前,美籍巴勒斯坦大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的讣告。

  赛义德是世界级学者、文艺批评家,一部《东方学》被誉为“里程碑式论著”。他始终保持独立姿态,曾经批评阿拉法特,批评《奥斯陆协议》。

  赛义德认为,“未来”存在于巴以人民的共处共融。“我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团队里有阿拉伯乐手和以色列乐手……刚开始,阿以乐手不知如何相处,一个以色列乐手说,‘我结束三星期的表演之后还要回军队打仗,杀阿拉伯人,所以我不跟他们说话’……结果,三星期后,他同一个叙利亚小提琴手相爱了……” 我看过赛义德接受德国记者采访的这段录像,他眼睛亮亮的,手势富有激情。

  赛义德的梦想是回巴勒斯坦教书,教巴勒斯坦孩子欣赏西方音乐。他让我想起战后萨拉热窝,一名大提琴家坐在废墟上演奏的景象。

  我收起这页报纸。肉铺老板说,好像听过“赛义德”这个名字,弄不清是谁。

  2004年2月11日

  凌晨4时睡觉,9时被电话叫醒,说以色列坦克开进来,巴勒斯坦人死了6个。稍息,起身上网,已有10人魂归天外。

  拔腿去现场,房子突然左右晃动,卧室和客厅里的灯有节奏作响。扶墙墙在晃,抓门门在晃。不到一分钟,停了。加沙“自由之声”播音员说:“感谢真主,只是个小地震,真主保佑我们这些已经遭到以色列人进攻的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及周边国家都发生了地震,5级。

  来到冲突现场谢贾耶区,到处是蒙黑面罩的枪手,有的枪上还装了望远镜。小巷门口支着反坦克火箭,一个枪手比划着叫我把车挪开,以免挡了火箭的出路。一群小孩嘻嘻哈哈看着,有个还嚼着雪糕。其中一个过来扯我的衣角:“喂,你的汽车后轮胎被扎了。”

  坦克在前方大约两百米处。巴勒斯坦人向坦克扔石头或开枪。打几枪,停一停;坦克那边开炮还击。

  巷子里几个哈马斯分大饼吃。(图)其中两个交头接耳,商量着怎么进攻。

  头上乌云翻滚,大雨忽而倾盆。汽车收音机里说,一架以色列F-16战斗机在西岸城市希伯伦坠落。

  赶回办公室发稿,播音员说:“马上还有地震!大家关掉煤气!”我抱起笔记本电脑、存着照片的光盘,狂奔下楼。

  2004年3月6日

  无意中从希伯莱语新闻里听懂三个单词:巴勒斯坦、卡桑火箭、埃雷兹。

  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驾驶三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埃雷兹检查站。驻守检查站的巴勒斯坦警察巴士姆与我相熟,赶紧给他打电话。先是占线,后来没人接,我的心一下子悬起来。终于打通,巴士姆说自己额头受伤,但无大碍。爆炸发生前几分钟,他正好有事离开原先站立的地方,躲开了杀身之祸。


 
 第一辆汽车离检查站很远就炸了,第二辆炸死两个巴勒斯坦警察,第三辆乘乱越过巴勒斯坦警察防线,冲向以色列一边,但没能炸死以色列士兵。

  “那些人是疯子,”巴士姆说,“他们连自己人都炸。”

 
 
 

 每次一过埃雷兹检查站,把加沙甩在身后,就嗅到自由空气。沿途是插满鲜花的水桶,收音机可以收到英语歌曲。路面上终于有了分道线,指示牌上有了希伯莱、阿拉伯和英文三种文字。

  有时路上堵车,以色列直升机从头顶呼啸而过,路人便知前方发现疑似爆炸物,当然最后可能发现只是汽车追尾。

 
 
 
  在加沙最怕听到“阿帕奇”的声音,在耶路撒冷最怕救护车笛声响起。

  耶路撒冷归属是巴以问题中最核心、最难解决的争端之一。这座全世界最特殊的城市,一神教的中心,3000多年来,37次被占领或遭战火蹂躏,18次摧毁而后重建。耶路撒冷城头喷溅过亚布斯人、犹太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英国人的血。

  历史记载耶路撒冷最早的居民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从阿拉伯半岛迁徙至此的亚摩利人,公元前1006年,犹太人的祖先一路争战,进入耶路撒冷,并在这里建立圣殿,此后经历分分合合,直到巴比伦之囚,犹太人开始了在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命运,却始终没有忘记重返耶路撒冷。

  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处于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兴起。

  300多年以后,阿拉伯大军从阿拉伯半岛远征耶路撒冷,哈里发和平进入耶路撒冷,在相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登宵并留有足迹的“圣石”上修建清真寺,耶路撒冷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圣地。

  19世纪中叶犹太人大量回归耶路撒冷,1948年以来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爆发数次中东战争,争夺耶路撒冷是战争主要目的之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宣布耶路撒冷是其永久首都,联合国先后通过120多项决议呼吁以色列结束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并禁止改变这座城市的地理、人口统计和历史特征等,但是这些决议对以色列撤出范围缺乏严格限定和实施细节,自1967年至今,耶路撒冷处于以色列行政管理之下。

  从加沙地带到耶路撒冷,不过80多公里路程,却是两个世界。或许,还是一个世界,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塞满纸条的哭墙,据说把心愿写在纸条上,塞进墙缝,上帝就会收到。
  认识以色列人,从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班机开始。

  2002年8月1日。北京首都机场一角,隔离栏杆圈出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几张小桌子依次排开供开包检查,穿黑色制服的安检人员穿梭忙碌,神情严峻。没有人大声说话。我知道以色列航空公司安检区到了。

 
 
 
  以航的种种传说早已烂熟于胸:严格的检查、严谨的盘问,世界上受威胁最多但最安全的航班。亲身感受之前,还真有点兴奋。刚在“非以色列护照”队尾站定,一个推行李车的女孩过来问我:“去以色列吗?跟我来,这样他们可以看到你。”定睛一看,她至多1米60,一头黄发,行李车里仅仅放了只双肩背包,一身黑色制服说明了她的身份。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她一扯右侧衣领,对隐藏在里面的对讲机讲了几句,另一名黑制服女安检员过来(以航安检员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女子),把持经济舱机票的我领到尚无人排队的公务舱等候区。整个过程中,“推行李车女孩”的目光从未在我脸上停留,跟我讲话时,她的眼睛也一直扫视着隔离圈附近每一个角落。

  接管我的女孩叫盖丽耶·斯顿。引人注目的是她紧贴头皮的短发和以色列国徽大卫星形状的项链坠。对于新华社记者,斯顿在允许的范围内以礼相待没有开包,只是触摸一遍箱体外部。尽管她声音悦耳,笑容迷人,“盘查”的问题我也早有心理准备,但仍然如坐针毡。也许是因为她的眼神,具有穿透力的眼神,一直看到你的大脑后部,犹如今天以航安检标记的化身两只并肩立在树梢上的猫头鹰,四目如电。

  答完十几个问题之后,以提问为工作的我忍不住问了斯顿一句:“到中国多久了?”她看了我一眼,低头说:“两年。”“开心吗?”“挺开心,但有时会想家。”斯顿轻轻叹了口气。

  登上班机,一时间我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跟刚才安静有序的隔离圈相比,机舱内简直就象个菜市场。那些等候盘查时默默无语的以色列人此刻高声谈笑,舱头舱尾挥手致意。有婴儿在哭,妈妈不停地摇晃他,嘴里哼着歌曲。有人遇到老朋友,拥抱亲吻,那股子矜持劲不知哪里去了。有人向同伴展示中国之行的“收获”手腕上一排景泰蓝的镯子:“你猜猜多少钱?”冷不丁,我被什么东西扫了一下,回头一看,有人正举着一个长长的纸盒往头顶的行李箱放,纸盒上印着“中国二胡”。

  忙乱中,屏幕上亮起介绍机舱设备使用的短片。与我看过的其它航班短片不同,以航片中的主人公不是空中小姐,而是一对卡通父子和儿子的玩具熊。整个片子轻松诙谐,没想到几分钟的宣传片可以这样好看。我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坐在我左边的是一名以色列妇女,从她的行李来看,应该是随旅行团游览中国后回家。起初的一个多小时,我们没有搭讪,只微笑点头而已。午餐上来了,大饼、酱和咖喱鸡饭。我吃了点饭,没碰大饼。左边的以色列妇女和同伴嘀咕几句,然后用英语问我:“请问,你不吃大饼和霍木斯酱吗?”“中国人平时不吃这些。”她俩又嘀咕一阵,转向我说:“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教你。”不由分说,我左边的这位撕下一小块饼:“看,先撕一小块,卷一卷,蘸点酱这是以色列人最爱的美味。”我照做了,味道还不错,于是问:“希伯莱语中‘大饼’怎么说?”“比大!”她口型夸张得跟大饼差不多大,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接着,她把餐盘里所有的东西能吃的和不能吃的都用希伯莱语教了我一遍。进入以色列之前,我的第一堂希伯莱语课就这样开始了。

  乘务员收走餐盘之后,左边这位叫撒拉的妇女意犹未尽,拿出纸笔,继续给我上课。一会儿我已经会介绍自己的身份了。撒拉高兴极了,呼朋唤友,过来一个朋友,她就对暗号般问我:“你是谁?”我非常配合地用希伯莱语回答:“中国记者。”对方惊喜地对撒拉说:“太棒了!”我就接着说:“谢谢!”然后大家一起笑起来。旅途中,我这样表演了十几次。

  撒拉想到什么,就教我什么,还让朋友们帮着想应该教些什么。正学着,一个人从机舱后部“蹬蹬蹬”跑过来对撒拉叽里哇里一通,然后又跑回去。撒拉翻译给我:“她说你做记者要拍照片,教你‘相机’!”。

  有几个“关键词”我很想问,但又怕触到撒拉的痛处。比如,“炸弹”、“恐怖”、“定居点”。想了想,我问:“撒拉,有个词我很想知道,‘和平’希伯莱语怎么讲?”“就是‘你好’那个词,你刚才学过的。”“和平”就是“你好”?以色列人岂不是见面就互道“和平”吗?每天要讲多少次“和平”?

  撒拉显然明白我想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和平,生活在恐惧中,”她说。一次她参加的旅行团和一群大胡子、穿长袍的人同机,撒拉说自己当时紧张坏了。一个长袍人问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撒拉的同伴如实相告,结果被大家狠狠批评一通。我问她有没有考虑过到移民其他国。她说:“我没有地方可去,其他国家的人不喜欢我们。”

  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姑娘转过来对我们说:“我就不怕被人知道我是以色列人,看这个!”她指着项链上悬挂的以色列国徽大卫星,“这会保佑我。”

也许是为了岔开话题,撒拉叫来乘务员,让我用刚学的希伯莱语请他给我一杯水。我忘记“请”怎么说,撒拉就在旁边小声提示,引得乘务员阿米特·卡赫拉赫笑起来。他不仅给我端来了水,还额外“奖励”我一块巧克力蛋糕。

  这时机上广播:“20分钟后飞机将抵达特拉维夫”。撒拉兴奋地对我说,“飞机降落时,你看看以色列人会怎么做……对了,今天我儿子会来接我,他刚刚服满3年兵役。”

 
 
 
  完成10小时5分钟的飞行之后,飞机平稳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乘客全体鼓掌,齐声高唱“把和平带给每个人”。

  8月2日,看耶路撒冷的第一眼,始于星期五下午5时。日头渐渐西斜,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进入安息日。犹太教规定,每个星期五日落之后到星期六日落之前,犹太教徒不得从事任何工作包括买卖、上班、使用电器、生火等等。

  耶路撒冷市中心乔治王大街上车水马龙,却井然有序。以色列人忙着采购,赶在安息日开始之前完成所有工作。

  乔治王大街人流量大,是自杀爆炸的重灾区。过去一年里,已经发生6、7起爆炸和枪击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大街与另一条干道雅法路交接的路口,一家比萨饼店遭到人体炸弹袭击,16人死亡。

  一个穿白裙子的姑娘手捧玫瑰花走过这个路口,自顾自微笑。星期五卖花生意最好,随处可见插着鲜花的水桶。一辆绿色小跑车在路口红灯前嘎然停下,后座两个穿吊带背心的以色列女孩互相打闹。

  而那些高级住宅区此时非常安静,好象在等待宣布进入安息日的号角声。同是山城的耶路撒冷,道路蜿蜒起伏,房屋错落其间,很象中国重庆。一个遮阳棚,一条长凳,一块黄色站牌就构成一个公共汽车站。大大小小的车站散布在山路上,三三两两的以色列人在候车,手里提着满满的超市购物袋。一个头戴黑圆边帽的正统教派人士利用等车空隙,手捧《圣经》默默诵读。公共汽车是自杀爆炸的“重点”袭击对象,过去只在长途车上发生,如今扩展到市内短途车。

  放眼望去,耶路撒冷是绿色和白色的世界,不知名的红花点缀其间。“绿色”是树木成荫虽然上帝没有给以色列一棵树,以色列人依靠滴灌技术种植出每一星绿色。“白色”是耶路撒冷石的颜色,这种石头在英国统治时期被指定为市内所有建筑外墙用石。

  远处山坡上,犹太定居点红顶白墙的房屋排列得整整齐齐,好象列队的士兵。

  阳光渐渐柔和,好像不忍离去的手最后一抚。金光笼罩耶路撒冷。

  从以航到第一眼见耶路撒冷,我嗅到了活生生人的味道。

安息日,犹太人麦克带我们去哭墙。麦克自己不祷告,他说,全在心里了。

  麦克问,要不要在夜色中穿越老城犹太区?

 
 
 
  围墙里,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老城,是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心目中的圣地。老城分四个区域:阿拉伯区、犹太区、基督教区,还有亚美尼亚区。

  路灯下,犹太区幽静、美丽,不时有鲜花朝我们眨眼睛。街道很窄,有点地方仅容一人通过。耶路撒冷的路牌一般用希伯莱和阿拉伯两种文字或希、阿、英三种文字标明,但犹太区里,阿拉伯文路名全被不干胶覆盖,不干胶上用希伯莱文写着:“戈兰高地和人民在一起”、“撤定居点就是摧毁人民”……甚至还贴上了沙斯党(以色列宗教党派)党魁相片。

  出犹太区就是警察局,监视着区内外的一切。犹太区连接着穆斯林区,老城最大的一个区域。一个阿拉伯青年拉着我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

  麦克说,这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关系不好,他个人认为,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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