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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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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芳右徽帕沂肯瘢�5谢克尔（相当于人民币10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群众支持率为生存之本的哈马斯向来免费发放这些东西。后来有人告诉我，哈马斯的经济来源被切，穷困潦倒，正呼吁巴勒斯坦人募捐。
灵堂门口，印有亚辛头像的Ｔ恤衫也卖起来了。大多是小号，10岁以下孩子穿的那种，最小的是婴儿尺码，灵堂周围热闹得象个集市。最后一个晚上，夜市的味道更浓了，身背甜水壶的人都进来叫卖。那是中东特有的风景线，锡制水壶一人多高，顶上还插着鲜艳的羽毛或花朵。
扎哈尔和哈尼亚坐在第二排，所有记者只能隔着铁丝网拍摄。他们俩是哈马斯五人核心领导班子中尚在人世的两个。尽管哈马斯没有公开宣布，扎哈尔实际上已经被视为兰提西的接班人。今晚，坐在这里的扎哈尔神情严肃。
4月17日，扎哈尔闻讯赶到舍法医院证实兰提西身亡的消息。他含泪对停尸房外面的人群宣布，“布什与沙龙毁掉了谈判之路。”在第二天举行的兰提西葬礼上，扎哈尔高声说，哈马斯的未来，就在这人海中！
我猜每次闪光灯闪过，记者们心里都在想：这会不会是扎哈尔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舞台上的哈马斯宣布今天将带给大家一个“惊喜”，请大家耐心等待。“惊喜”之前，是哈马斯成员轮番讲话，全都发誓为兰提西报仇。突然，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我是穆罕默德·萨卜拉，7岁，我要用这把手枪里的子弹打死沙龙！”人群齐声回应，铁丝网背后的孩子们更是激动，沸腾热血的音乐也响起来，“我们不会被吓倒，我们不会被吓倒……”
有人把孩子打扮成哈马斯武装人员的样子，让他们穿迷彩服、系绿色头带，扛起火箭模型，或者木头步枪。几个巴勒斯坦记者过去呵斥他们，说这样被人拍照了，有损巴勒斯坦人形象。那些人有点不知所措，悻悻离去，在他们看来，这是向以色列发出的信号：巴勒斯坦人前仆后继。
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倒提玩具步枪，追打同伴。蹲在地上拍摄的我，脑袋上突然被什么东西重重敲了一下，居然是一个大号卡桑火箭模型从孩子肩头滑落人群哄笑起来。
“惊喜”终于开始。那是兰提西遇刺前一天录制的讲话，第一次公开播放。投影机将光束打到白布上，四周安静下来。还是那样倔犟的甩头、铿锵有力的语气，发言人兰提西不用看稿子，滔滔不绝、绝无停顿地讲了20多分钟。这次表态格外强硬，格外分明：“杀死他们（犹太人）、赶走他们，就象当初他们赶走你们……不是我不愿意谈判，但是谈判并不意味着哈马斯会放弃自己的立场，相反，那些愿意加入我们的人，欢迎你们……因为只有哈
马斯才是希望，才是未来……”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在旁边轻轻对我说，这个表态很危险啊，直接攻击巴勒斯坦现政府。来灵堂的路上，这名记者告诉我，几个星期前传闻兰提西与巴勒斯坦前安全部长达赫兰秘密会谈，而以色列军方原本想在兰提西赴会的路上下手。哈马斯今天（4月20日）证实，兰提西遭“巴奸”（巴勒斯坦奸细）出卖。
17日晚，巴奸尾随兰提西的一名保镖到达兰提西藏身的地方。当时兰提西戴上阿拉伯头巾，披着斗篷，化装成老者的样子，但巴奸认出了他的保镖，就确定这个人是兰提西。已经处于严密防范之下的兰提西决定中途换乘一辆汽车。贾拉大街上，当他刚刚进入第二辆汽车、一辆白色“标致”时，“地狱火”导弹赶到。
在生前最后一次讲话的结尾，兰提西说，我很想再看一看罕尤尼斯，美丽的罕尤尼斯村庄，看一看我的家人，但是，我已经选择了圣战，圣战将继续下去。
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3月22日遇刺、悼念三天结束后，兰提西处于完全地下状态，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不断乔装打扮、更换藏身地点。兰提西出生的地方并不在加沙地带南部罕尤尼斯，而是今天以色列城市海法附近。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他随父母逃难至加沙，沦为难民。兰提西曾经是治病救人的儿科医生。
光束收拢，讲话放映完毕，集会结束。许多只手奔向舞台前沿，争抢兰提西画像。我拉过身边一个始终仰头专心听兰提西讲话的孩子问：“听懂了什么？”那孩子大概7、8岁，惊慌地看了我一眼，跑开。
光线昏暗，人潮开始往外涌，跌跌撞撞。一个孩子骑在墙头，举着印有兰提西与亚辛合影的海报，高叫“一谢克尔（相当于人民币2元）一张，一谢克尔一张！”
不知道兰提西听不听得见这滚滚市声。
回办公室的路上，听到“自由之声”电台报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难民营向人群开火。
加沙累了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名哈马斯顶层人物遭到以色列“定点清除”。加沙街头有愤怒，更有疲惫。
凌晨3时半，发完最后一条有关兰提西遇刺的消息稿和新闻分析，准备在拍摄葬礼之前小睡一会儿。电话响。心头一跳。
一段时间以来，“午夜”时分“凶铃”响，我就害怕，怕拿起电话又听到哪里爆炸的消息。
幸好是国内编辑。
9时到达加沙城舍法医院。停尸间里还是那几只锃亮、冰冷的冰箱。一个人跟大夫说，冰箱没“弗里昂”了，尸体恐怕冻不了多久。
哈马斯的纪律还是严明，无论我进停尸间还是出来，都没有遭到非礼待遇。出来时，甚至有人主动为我开道，告诉那些挤来挤去的人：“我们的宗教规范教你们这样尊重妇女吗？”
美联社摄影记者凯文满脸倦意，给我看腿上又深又长的伤口，“（记者）这活儿是猴子干的！”在兰提西汽车爆炸现场，他的腿不小心插进汽车里，巴勒斯坦人正好要把汽车翻转，碎片割开了他的腿，“回到办公室我一摸，全是血。”巴勒斯坦记者马哈茂德·哈斯的摄影包差点在现场被人摸走。
葬礼就要开始，各路摄影记者抢占位置。路透社苏哈布出现在我对面的房顶上，胯下正是停尸间大门。凯文和我一起站在停尸间对面一辆汽车顶上。他说，只要眼前没有遮挡，我们就能拍到尸体被抬出来的一瞬间。他的同事哈提姆站在对面屋顶，准备“补台”。凯文说，今天到场的人很多，但比不上亚辛遇刺那天的规模。当时，医院里他根本没有地方站。
门开了，尸体往外抬，一群一群绿色哈马斯旗帜突然出现在我和凯文眼前，将我们的视线挡得严严实实。“哈提姆”凯文绝望呼喊，我们“噌噌”跳车，从人群里挤向尸体担架。
迎着冲过来的尸体担架按了几张，不够理想，最好还是站在高处。这时，我幸运地看到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爬上去，“噌”又滑下来，便抓住人家的雨刷再上去。
行至医院门口，有人从空中抛撒红色花瓣。一抬头，我看见路透社另一名摄影记者正骑在医院大门上拍摄。
兰提西遇刺之后，以色列关闭了加沙所有对外通道，以防巴勒斯坦人报复性袭击。18日起，我就收不到报纸。20日，西岸印制的《天天报》、《圣城报》终于进了加沙；修车的工人又过不来，因为连接加沙地带南北的公路也被以军切断。
城里那家据说老板是哈马斯的菜店居然没有关门。我问：“为什么没有参加罢市？”伙计说卖菜是城里最主要的营生，不能关，老百姓要吃菜的。他说：“但我们肯定会参加罢市，你看店里有我们首领的相片……”“怎么没有兰提西的呢？”“明天就到货，明天就到。”
一家杂货店老板在拖地板。我探头问：“开着吗？”他说，“当然，请进。”
“为什么不罢市？”“头两天参加了，第三天了，算了吧……”
平日买菜的那家小店半掩门户，里面却是照常营业。“你没有参加罢市吗？”“参加啊，所以我只开了半扇门，”老板穆罕默德说。谈话间，一名妇女进来张望了一下，嘱咐穆罕默德留一棵新鲜生菜。“你看，有人要吃菜，我也得把店里的菜卖了啊。”
除却疲惫，街头一片肃杀。以色列的打击已经没有禁区，巴勒斯坦人有种大难将至的惶恐。也是在这段时间，已经在加沙当了两年记者的我第一次感到不安。
大监狱
画示意图
地图上看，面积365平方公里的加沙地带是一条狭长的补丁。西临地中海，巴勒斯坦渔船只能出海9公里作业，一旦安全形势紧张，以色列军舰就封锁整个海面；东线，犹太人定居
点形成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之间的天然阻隔；一道铁制隔离墙切断加沙南端与埃及的联系。北部，埃雷兹检查站轻轻一合铁钳，150万巴勒斯坦人就在大监狱中了。
加沙地带是哈马斯、杰哈德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大本营，是遭到历届以色列国防部长诅咒的地方，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阿拉伯语中“加沙”就是“征服”、“侵略”的意思。
嫁到此地的北京姑娘曲阳常说：“过去，哪有什么埃雷兹啊，早晨开车出加沙，中午在特拉维夫吃饭……”；加沙以外十几公里的城市阿什克隆，一个以色列驾驶教练说：“过去经常到加沙吃饭，还有许多巴勒斯坦朋友，现在都断了联系……”
他们说的“过去”，是2000年9月底巴以流血冲突（即“因提法达”，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之前。
讲埃雷兹的故事，必须先交代通过这个检查站的大致路线。从以色列一侧数，入口便是进入埃雷兹的第一道岗，在此递上护照、记者证，接受初步检查；以色列士兵将来者身份通报有关方面，得到允许后，步入几十米开外的检查大厅；检查大厅为外国人办理“出关条”，凭此条才能从检查站出口离开。出检查大厅，路分两股，左边拐进巴勒斯坦工人通道，由以色列士兵“押解”至水泥掩体，递上“出关条”；掩体并排两个，里面都坐着狙击手，枪口冲着巴方一侧；士兵收条放行，电钮按开一道长长的铁栅栏门；跨过栅栏门，是十字转门A，然后是电磁门，再后是十字转门B，转门的开合都由以色列士兵遥控。过了转门B，你就到了埃雷兹的巴勒斯坦一侧。
出检查大厅，向右直行，是贵宾通道。外交牌照的车辆可以进出；而我这样的记者，只能徒步穿越。向一个铁皮围成的值勤室递上“出关条”，获准离开，再绕过一座碉堡，一道电磁门，视线越过铁丝网和水泥路障，就望见加沙地带北部巴勒斯坦村庄。
这还只是从以色列一侧数过来，要是从巴勒斯坦一方说过去，就更复杂了。每一道门、每一道关口之前都要停留，等待下一道关口同意放行，还要接受异常严格的安全检查。
工人通道与贵宾通道平行，只隔了一堵高墙。一个窄，一个宽；一个机关重重，一个顺顺当当；一个全封闭，另一个大路朝天。2004年3月6日三辆满载炸药的巴勒斯坦汽车从“贵宾通道”冲击埃雷兹检查站之后，以色列方面规定，除外交人员，所有外国人必须从工人通道进出。
以色列大兵素描（1）：施罗莫
以色列是个全民皆兵的国家。以色列公民年满18岁服义务兵役，男兵三年，女兵21个月。
“周，我明天就走了！”2002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埃雷兹检查大厅遇到大兵施罗莫，他一脸兴奋。在这里服役半年，明天他将转到以色列南部旅游城市埃拉特继续军旅生涯。施罗莫正向检查站其他士兵告别看上去，高兴的只有他一个。
陪我走出大厅，施罗莫说，“总算要走了，这里太恐怖！”对于服义务兵役的以色列青年来说，分到埃雷兹可谓“背运”。埃雷兹和犹太人定居点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最直接的攻击目标，枪击、自杀爆炸、卡桑火箭……都是家常便饭。
“上星期，我的好朋友在这里被巴勒斯坦人打死，”施罗莫指着狭长幽暗的“工人通道”说。“为什么要杀我的朋友？他们根本不认识，”施罗莫难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对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个体”的仇恨，“我不恨那些想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巴勒斯坦人，我恨那些‘恐怖分子’。”这倒让我想起经常听巴勒斯坦人讲的一句话，“我们不是恐怖分子，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怒火。”
根据施罗莫的说法，士兵一般在同一地点服完兵役，但如果想调换岗位，可以打报告，国防部“酌情考虑”。
说起埃拉特，施罗莫露出笑容。这座城市离巴勒斯坦区域较远，几乎没有遭受过“恐怖袭击”。以色列有个地下赌场，专赌下次自杀爆炸在哪里发生。耶路撒冷“一赔二”，埃拉特“一赔二十”，可见后者安全系数较高。
道别时，施罗莫塞给我一瓶可口可乐，分享他远离是非之地的快乐。我从摄影包上解下“中国结”回赠，说这也许比防弹背心管用，但最管用的还是“和平”。
以色列大兵素描（2）：莫蒂
初冬夜晚，提着4只大包，我摇摇晃晃走向埃雷兹最后一间值勤室。递上出关条，里面一个士兵正抱着膝盖上的收音机前后摇摆。起身收条，他没有照例放行，而是要求我出示护照。“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去加沙？呆多久？”这个士兵20岁左右，下巴刚冒出胡子茬，脸上青春痘正旺。耐着性子回答十几个问题之后，我提包的手都抬不起来了。“要不要放下行李歇歇？我想和你聊一会儿……”原来如此。
他叫莫蒂，20岁，孤独，抽烟，听音乐。最后一项违反值勤规定。莫蒂把收音机塞进地上的黑书包：“长官看不见就行。”风吹过，很冷，他要值班到午夜12时。
值勤室是一间薄薄的铁皮房，面积不足两平方米，门总是开着，日光灯坏了。借着路灯，我看见地上躺着一台车载电瓶似的跳频步话机和一只手掌大小的对讲机。莫蒂用步话机和整个检查站联系，通过对讲机与几米开外的碉堡对话。
莫蒂讨厌埃雷兹，因为“没有自由，没有音乐”。他随口唱了几句“泰坦尼克”。他不喜欢这里的女兵，因为她们穿军装、拿枪，“象男人一样”。作为男兵，莫蒂必须在相对危
险的外围岗哨值勤，女兵们则在岗哨环抱、明亮温暖的检查大厅里查查证件、盖盖图章。有规定男女士兵不许谈恋爱，但是他挤挤眼睛说：“长官看不见就行。”
值勤室里只有一把塑料椅子，他很“绅士”地让给我坐。一辆军车在不远处停下。“晚饭！”莫蒂连蹦带跳地过去拿。锡纸盒打开后是热通心粉、一份蔬菜，还有一袋面包、两包巧克力奶。对讲机响，碉堡的人向莫蒂借勺子。“你替我站一会儿岗，有人过去，就把出关条扔到这个箱子里。”桌上有个木箱，半开着，里面丢了十来张条子。
还真有联合国车辆开过，司机把出关条递进来，看到我，吃了一惊。
两分钟的工夫，莫蒂回来，手里多了支烟。他的英语不是很好，父母是摩洛哥来的犹太人，所以会几句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中的一些单词和犹太人使用的希伯莱语相近，我也学了几句，所以我们就3种语言（英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混着说，外加手势比划。
“你向巴勒斯坦儿童开过枪吗？”我问。他断然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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