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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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万丈深渊。

　　街上没有一堵墙壁是空白，涂满了红红绿绿的阿拉伯语：“自杀爆炸好”、“圣战到底”、“血债血还”……甚至还画着公共汽车被炸开的样子。

　
　
　
　　马车、驴车与汽车并行，互不相让。有几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交通灯全都显示红色。眼前多次闪过倒提步枪、穿各色军装的巴勒斯坦人，有的黑布罩头，有的神色安然，还有的后腰别着手雷。记得美国记者托马斯·弗莱德曼这样描述加沙：“随处可见持枪军人，还有不穿军装放冷枪的‘自由职业者’……”

　　受连年战乱影响，加沙几乎没有工业，天空因此湛蓝，空气因此清新。但是你丝毫联想不到“清洁”二字，因为垃圾遍地，人声鼎沸，楼房分布杂乱。许多房子没有封顶，有的外墙上密布枪眼，还有的在以军轰炸中倒塌或扭作一团，裸露的钢筋直指天空。

　　满眼是人。加沙地带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有些地方达到平均一平方米居住6个人。年轻男子的打扮以T恤牛仔居多，上了年纪的长袍飘飘；妇女大多罩黑色或浅灰长袍，系头巾，西式打扮的女子异常罕见。下午4时左右放学，无数墨绿色校服的男女学生，春潮般涌向街头。女生校服是长袖连衣裙，但裙摆下面穿着黑色长裤。蒙白头巾的是女中学生，她们穿着浅灰色竖条连衣裙，裙摆下面还是长裤。

　　一路上，遭遇无数好奇的眼神，热烈的手掌拍打车窗，不断有人高叫：“看，中国人！”　那些眼睛里有毫不掩饰的兴奋。

　　穿行在这挤挤挨挨的人流和车流中，想到加沙地带150万人口处于以色列军队四面严密封锁之下，我有点喘不上气来。飞机上认识的以色列人撒拉形容加沙就两个字：“地狱”。

　　市中心欧麦尔·穆合塔尔大街被当地中国人戏称为“王府井”，实际上最宽处不超过15米。一排耷拉着脑袋的棕榈树把大街隔成双向除了这些棕榈树，加沙几乎看不见任何绿色。一座公墓突兀地展现在市中心，墓碑森森。加沙城三大公墓埋葬着巴以流血冲突中的死难者，另外两座墓地在城市边缘。

　　欧麦尔·穆合塔尔大街上最有名的“景观”是大幅阿拉法特画像，上书“耶路撒冷啊，没有你，我的梦就不完全！”

　　大街尽头看见了海，地中海。海滩上开满帐篷，妇女裹在长袍头巾里下水，她们中大多数只在浅滩泡泡。长袍遇水，涨成一朵一朵大蘑菇。

　　孩子们放风筝。风筝是纸片糊的巴勒斯坦四色国旗，线是拽直了的磁带芯子。男人们穿着长可及膝的裤子，有人撒网捕鱼，有人躺着抽水烟，彩色玻璃制成的大烟壶“咕嘟咕嘟”冒泡。我和同事在沙滩上走的时候，一个少年抄起棍子愣愣地跟了一路，更小一些的孩子则在背后和前面跳跃欢呼，或朝我们身上掷黄沙。

　　迎接我的记者王昊，已经在这里守了三个月，我的到来宣告他终于可以回家。原本整洁干净的小伙子，一头乱发飘逸，脸色黢黑。公寓门上贴着字条：“欢迎来加沙”。


初到加沙，需要习惯每天来自头顶的轰鸣和玻璃窗的微微颤动。

　　以色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战斗机或无人驾驶侦察机几乎每天在加沙上空盘旋，伺机打击地面目标。

　　以色列奉行“鹰蛇理论”，大力发展空军。这一理论称，地面上的蛇，无论多么强悍，　
　
　
也害怕来自空中鹰的攻击。

　　白天，以导弹袭击为主要手段的“定点清除”随时随地发生。“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哒哒”的螺旋桨声临近、电视屏幕突然变成马赛克或者手机没有电话打入却响个不停，都是空袭预兆。巴勒斯坦当地电台有一档随时插播的节目，通报以色列直升机或战斗机出现在加沙上空什么位置，提醒“路人注意安全”。2004年5月，一家属于巴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的电台遭到以色列两枚导弹摧毁，正与“预报”轰炸位置有关。“阿帕奇”螺旋桨声很远就可以听到，为目标人物逃脱制造了可能。数次失手之后，以色列空军改用“瞒天过海”之计，首先出动F－16战斗机，这个庞然大物发出的轰鸣铺天盖地，难辨东西。“阿帕奇”在此“声幕”掩护下发射导弹，命中率大大提高。

　　2003年下半年起，为了减少路人伤亡，以色列军方减少了炸药当量，爆炸声也随之减小。

　　夜晚，停电往往是空袭前奏。眼前一黑，然后爆炸声呼啸而至。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导弹寻觅的目标，不知下一声爆炸在哪里响起的恐惧揪心裂肺。

　　2002年8月5日，上任第三天夜里遭遇平生第一场空袭。4枚导弹的红光划破黑夜，炸毁加沙城两座小型工厂。以色列军方说工厂里制造进攻犹太人定居点的“卡桑”火箭，而巴勒斯坦方面则称工厂“无辜”，仅仅用作金属加工。

　　当时交接班记者王昊尚在，他摸黑去现场，我抓着门框追问：“你真的要去吗？真的要去吗？”

　　说不上害怕，因为有人分担，更多是对王昊的担忧。遵照他的命令，我关掉所有照明灯，在黑暗中等候消息。王昊不断从现场打回电话，示威人群的口号声、工厂主人的哭泣声、现场救护车的啸叫声，通过他的手机传送到我这里。一个多小时后，王昊回到办公室，才发现走时忘记关门，而我一直坐在原地没有离开。

　　送走王昊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不远处一家电厂发生机械事故。同样是“停电伴随爆炸声”，令我误以为空袭来临，在原地蜷缩了20多分钟，直到电灯重新亮起。那个晚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

　　空袭，可以习惯，只是人成了“惊弓之鸟”。夜幕降临，望着漆黑的窗户，有时忍不住想：如果这时候一枚导弹射穿玻璃，我该扑向哪里？

　　一天凌晨4时，头顶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房子隐隐有些晃动。

　　战斗机？我犹豫着，似乎不该在这个钟点发生空袭。等了几分钟，窗外突然划过两道刺眼的白光一定是炸了！我抓起电话，跳到窗前，准备核实情况后向编辑部口述快讯。开窗，却触到雨点打在玻璃上的颤动。

　　那是加沙入冬第一场雨。

　　2003年1月5日午夜12时，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我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

　　说不清是其中一个爆炸点太近，轰鸣声将我震下椅子，还是潜意识里想躲到眼前的木桌底下，乘势钻了进去。

　　50多辆以色列坦克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进入加沙城东三十大街附近贫民区，以色列军方称目的是抓捕发射“卡桑”火箭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三十大街距离我的办公室大概5分钟车程，爆炸声不断传来。

　　打开巴勒斯坦电视台的直播节目，眼睛里全是火光，还有呼喊“安拉”（即“真主”）的人群。一个女人在现场乱走，张开双臂不停晃动。一个男人上去拖住她，夹住她的一只胳膊，可女人还是挣脱出来晃动双手。我想她大概疯了。

　　雇员阿马德打来电话：“知道炸了哪儿吗？走路两分钟就到我家！死定了！你要记得我！”

　　我安慰他说，上次坦克开到我楼下也没事。这个阿拉伯男人以为我说他胆小，补充道：“我没问题，只是两个女儿都醒了。”两个女儿利马和苏苏，一个7岁，一个3岁。

　　另一名雇员沙乌德更是在电话中说，不如你来我家吧，大家一起死比一个人死好。

　　每隔十几分钟，我们互通电话。阿马德说着说着，突然嚷起来：“哇，哇，哇！”爆炸声离他很近。他的妻子招呼女儿们别到窗口去。我点名要跟3岁的那个说话。

　　“苏苏，害怕吗？”我想避免用“害怕”这个词，却办不到。“害怕，”她声音嫩嫩的，咬字不太准。“别怕，明天我给你买巧克力吃，”我傻傻地想，巧克力可以帮她支撑到明天。

　　“听轰炸，”听筒里，她嫩嫩的声音，悠悠说。我的心都快碎了。

　　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不是没有问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一个多小时后，声音渐渐平息。从地板爬上椅子，头顶又传来沉闷的飞机轰鸣，由远及近。我知道一张木桌什么都挡不住，但毕竟有点依靠。

　　决定象王昊那样去现场，那里才有“细节”。驱车在空荡荡、黑漆漆的街上飞驰，很快就看到闪着红灯的救护车、消防车和提枪的巴勒斯坦警察。一枚导弹命中距离我500米远的房子，那一声叫我跌到地上的“轰隆”来自于此。

警察引我走上二楼，两只打火机照出墙上1米多长的窟窿导弹从这里飞进来。

　　一个名叫曼多拉·凯肖夫的40岁男子在睡梦中被击伤。伤势并不严重，凯肖夫脸上满是“死亡擦肩”的委屈。任记者们怎么提问，他都不说话，强忍眼泪。稍后，一个显然是他朋友的人过来安慰，“天哪”凯肖夫抱住朋友大哭出来。

　
　
　
　　继续赶往遭受导弹最多的扎耶通区，全区停电，伸手不见五指。忽然挡风玻璃前火花狂闪，我一声惨叫，生生把车立住，才发现是吉普车碾过被炸断的高压电线。

　　几个巴勒斯坦青年蹲坐在路边烤火。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过去搭讪。他们说，刚才有游行队伍经过，大家打着拍子高喊“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阿拉法特！”

　　回办公室写新闻稿，需要交代导弹数目，记得坐在地上的时候数到8枚。后来以色列军方证实，一共14枚，看来我当时晕了。

　　第二天履行诺言，为利马和苏苏送去巧克力，还带她们去海边戏水。弄湿了棉衣棉裤，烘干之前没敢送她俩回家。不过，苏苏始终没弄明白，昨晚的轰炸与今天的巧克力之间有什么关联。（图：窟窿照片）

　　而距离我最近的一次空中打击发生在楼下不足百米处。

　　2003年8月24日晚9时，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小李邀我尝尝他炖的羊肉。刚吃完放下碗筷，外面传来惊天动地的声音，窗口一片火光。我简直不敢直立行走，蹲在地上给记者们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绿色照明弹和4次爆炸过后，空中传来“阿帕奇”的螺旋桨声，重型机关枪扫射的声音接踵而来。办事处离我的办公室不过200米，等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导弹落地的地方就在窗户下面，一股怒火中烧。

　　4名哈马斯成员驾车到海边“密谋”，招来了以色列4枚导弹。楼下很快聚集了数十名记者和围观人群。人们在现场找到被炸飞的四肢和衣服残片，袭击还造成10多名路人受伤，其中几名儿童伤势严重。

　　那是我第一次不出办公室，就拍到了现场照片。

生活开展起来。

　　去集市买鸡，小伙子大约十五、六岁，腼腆地笑出一嘴白牙。活鸡挤在铁笼里，旁边养着或灰或白的兔子、“咕咕”乱叫的鸽子。鸡、兔子和鸽子是加沙人除了牛羊肉以外的主要肉食，鸡最便宜。鱼虾是奢侈品，虽然面朝大海，以色列军舰禁止加沙渔民出海超过9公里。

　
　
　
　　卖家禽的小伙子哈立德上午去课堂，下午帮着父亲在店里干活。他麻利地从铁笼里拎出一只拼命扑腾的小鸡，手起刀落，去毛开膛，一会儿工夫，交到我手里的，是分类扎好的几只透明塑料袋，最后一起放进双层黑袋子。

　　“我们家的鸡是这个”哈立德竖起大拇指，意思是以后我该视他的店铺为指定购买地点。

　　后来每次开车经过他的店铺，我都会放慢速度，哈立德也心有灵犀般抬头张望，挥挥剁鸡的菜刀。几星期不去，他就会问我是不是“照顾”了别家店铺的生意？

　　一年中两大节日（开斋节、宰牲节）前夕，家禽店外面十分热闹。从外地调来的火鸡白毛红冠，笼里笼外上下翻飞。

　　很快，家禽店、牛羊肉店、大饼店，还有那下午二时才开门的法式面包店，都认识了我这个中国人。解决主食之后，我开始进军小吃。嫁到此地的北京姑娘曲阳是我的开路先锋，她知道哪条小路直通新开张的糕点铺，哪里有美国籍巴勒斯坦人做的比萨饼，哪家“肖瓦拉麦”店舍得放肉馅……而最能打动我拉着她那两个中巴混血儿在街头兜风的，就是“吃‘菲拉菲莱’”。

　　“菲拉菲莱”是中东地区一种小吃，绿豆制成，形似中国的素丸子。在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的加沙，晚饭过后上街晃悠是主要休闲方式，吃“菲拉菲莱”或劣质冰淇淋是上街最好的理由。

　　在异地生根发芽的满足感刚刚开始滋生，加沙便以其特有的方式提醒我：这里是加沙。

　　2002年10月22日晚上7时，曲阳打来电话：“吃‘菲拉菲莱’去？”

　　我欣然答应。刚要出门，“半岛”电视台传来消息：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座购物中心遭到巴勒斯坦人体炸弹袭击，两名以色列人死亡，十几人受伤。

　　窗外响起飞机轰鸣。根据常规，以色列将对此实施报复。我给曲阳打回电话，说今晚可能发生“定点清除”，不出门了吧。

　　“定点清除就清除你啊？我是不怕，你去不去随你，”这北京女子嫁到加沙快10年了，一副谁怕谁的架势。左思右想，去。

　　小吃店“菲拉菲莱之王”门口十几人排着队，个个气闲神定，似乎浑然不知头顶有几只盘旋的“鹰”。“菲拉菲莱”的口味暂且不论，光看师傅的胳膊高速摆动一勺一个丸子跳进油锅，就是种享受。

　　42岁的马哈茂德说：“轰炸？有什么好怕，天天都可能有啊，真主决定一切。”话音未落，轰鸣声突然加大，伴随着持续、高频的“吱吱”声。

　　大家仰头观瞧。清楚地看到，夜空中有一个红点悬在那里，一闪一闪。曲阳的两个小孩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小手指着天上喊，“轰炸，轰炸！”怕他们乱跑，曲阳大声呵斥：“小心犹太人把你们抓走！”　买好“菲拉菲莱”，我们决定不象往常那样坐在车里“享用”，而是赶紧回去。

　　送走曲阳，一人继续上路。没有他们，更觉紧张。原来“恐惧”可以分担，独自面对，变得难以承受。吉普车开到楼下，“嘎”一声站住，心还在扑扑跳。

　　邻居阿布？扎耶德却在跟前闲庭信步。问及担不担心轰炸，他说：“你知道等着另一只鞋子从楼上扔下来的故事吗？我们就是天天这么等着。”

　　当晚，导弹没有落下来。

　　即便没有轰炸，以色列战斗机高速穿越空气，摩擦产生的巨大“音爆”，声音酷似爆炸，也时时刺激地面上加沙人脆弱的神经。

　　2003年穆斯林传统节日宰牲节第一天，我正在曲阳家看一家老小20多口人杀牛宰羊做甜点，窗外晴天一声霹雳，大家的动作瞬间凝住。最后发现是音爆，一切复归正常。曲阳说，去年宰牲节傍晚，大家还在集市上买东西呢，空袭就开始了。

谁抽出宝剑，谁就被宝剑伤害。

　　——　《圣经》

　　2003年6月11日，我准备离开加沙地带，前往耶路撒冷办事。听说以色列坦克阻断出加沙的公路，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参赞刘为民决定亲自开车送我。他车上的旗杆折了，得找个　
　
　
替代品。翻了半天，掏出半个胳膊长的一根木勺。国旗套在木柄上，勺子握在手心。

　　出加沙必须经过以色列设立的埃雷兹检查站。距检查站不到一公里，巴勒斯坦人的汽车、驴车挤成一团，尘土飞扬之中看到前方灰突突的身影：以色列坦克。

　　“亮出国旗来！”刘参喊了一声，坐在后排的我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