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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5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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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托洛茨基主义轻视农民的罪证之一。但到后来，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共同推行的所谓新经济政策导致粮食征购危机而宣告破产后，斯大林开始推行工业化方针，说“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的时候，新经济政策就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过渡政策，真正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工业化和计划经济。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布哈林热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了列宁和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是制定者，布哈林是坚定不移的执行者，并为捍卫和执行这个政策而被斯大林打成右派，最后惨遭杀害。
然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真的是“重视农民”吗新经济政策中，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即重视农民）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租赁俄国的企业和土地，搞国家资本主义。列宁的初衷是，“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指的恰恰是农民。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国家资本主义远比小农经济更接近社会主义。可是这个新经济政策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手中，仅剩下重视农民。二者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布哈林在开始时坚持战时共产主义，反对新经济政策（即国家资本主义政策），遭到了列宁的批评。后来，他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全力以赴地支持它了。他鼓吹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些口号今天听起来挺舒服，但不知道列宁若是听到的话会做何评价，是像今天的国内某些学者一样大加赞扬呢，还是把他嘲笑一番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列宁根本不会同意“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1923年3月2日口授的《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中号召厉行节约，是为了“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
实际上，布哈林和斯大林等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与列宁不同，这在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看到新经济政策导致农村经济的复苏，就希望农业的恢复能增大农村的需求，从而推动工业的发展。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恢复迅速的农业上，因此千方百计地安抚农民，不断对农民让步，放松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其中一种。列宁则认为，放松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让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俄国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也包括在内）联合起来，对苏维埃制度造成严重威胁。而且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社会主义关税保护主义，它保护着苏维埃基础薄弱的工业。这场斗争进行了将近一年，最后由同样反对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托洛茨基以他们两人共同的名义在全会上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才推翻了中央委员会关于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
加速工业化是摆脱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的出路
托洛茨基之所以在他本人最先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实施了还不到一年，就提出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纲领，是因为他发现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其最重要的部分根本未能实施。这就是外国资本家因为怀疑苏维埃制度，很少有人来俄国租赁企业和土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列宁招商引资的计划未能实现。这使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是瘸腿的（缺了工业恢复和发展），以致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严重。除了外国资本家没有前来俄国租赁企业和土地、战时共产主义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两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恢复工业生产需要投入，而当时负责经济和财政的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主张为获利较快的企业投资，减少甚至停止为重工业贷款。这又揭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布哈林、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区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设想，而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则是抱残守缺。
出于列宁决心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威胁，多数派同意了托洛茨基的工业化主张。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提出了剪刀差有切断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而不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就要求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农结合。由此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加快工业化纲领的主旨，不是为了掠夺农民，而是重视农民，维护工农结合。托洛茨基的报告得到政治局的赞成，也在代表大会上通过。
随着列宁健康的恶化，多数派撕毁了他们让托洛茨基领导工业建设的承诺，拒不实施工业化方针。剪刀差变得更加严重，终于导致在1927年下半年发生了造成斯大林与布哈林反目的粮食收购危机。连对布哈林百般赞扬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1923～1927年间出现过几次工业产品的商品荒，使工农业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激化了城乡矛盾。在粮食收购危机时，布哈林曾说，粮食收购危机是因为降低了粮食收购价。其实这次要的。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是因为他们出售粮食所得买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
但是，工业化的资金来自何处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向农民收取。这就是当初多数派指责托洛茨基掠夺农民的根据。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多数派为了在农民问题上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打进楔子，“减轻了”托洛茨基的“罪恶”。
上述这些表明，即使像列宁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设计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都是前无古人的事。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其他政策，有不少是在形势压力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新经济政策也一样。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哪怕是权宜之计也要从战略的角度构想，如新经济政策的从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列宁在发动十月革命时，没有考虑建设问题。在他看来，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它将点燃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世界革命成功后，就不存在独自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内战爆发后，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内战胜利大局已定，托洛茨基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建议，列宁之所以否定他的提案，根本不是像布哈林所说的，是把战时共产主义当作是“永远适用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而是仍寄希望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在克琅施塔得红色水兵暴动的压力下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是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它的重心是要搞一段国家资本主义，但实践表明，列宁的设想没有成功。今天还在神化新经济政策的人，是受了多数派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制造的领袖永远正确的神话的毒害。而领袖永远正确论，正是日后斯大林独裁的依据，也是破坏党内民主的因素之一。
王权与神祇
本书作者是出色的埃及学和亚述学专家，收集和掌握了大量有关的史料，析解出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乃至巴勒斯坦王权与神祇之间密切联系的不同特点和具体表现，揭示了众多的细节。一些细微之处可能决定着古代的一种人神结合类型与另中一种之间的重大差异，从而为我国读者提供了反观中华封建王朝的君权神授理论的若干镜子。
（《王权与神校罚溃Ш嗬じ焕伎烁ヌ刂恿值纫耄虾Ｈ榈�2007年1月版，58。00元）
侯宝林演话剧
侯 錱
在先父的《自传》中，有关他组团出演话剧的内容不多，大约只有400字左右。在这半页纸的篇幅里，他将自己为什么要改行演话剧和为什么又中途停止撤出，做了大致的交待。但对演出的剧目、演员、地点、时间和他本人担任过的角色却没有详细告知。其中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把他参加话剧演出的1944年错写成了1943年（或为排字错误）。另外，剧目的名称和参演人员的名字也和报纸上的略有出入。唯独他把他领导的北艺剧艺社，说成一个“无名的小剧团”，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它的存在实在是太短暂了。《侯宝林自传》成书于1982年，将近40年的时间，对于一些细节产生记忆错误也在所难免。对此，我认为还是应该以当时报纸上的节目预告为准。
谈起“侯宝林演话剧”这一话题，我认为还是应该先从分析“动机”入手。据先父本人讲，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当时的杂耍业正处于低谷；二是因为他看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话剧演员唐槐秋、唐若青、林默予等人的演出，对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声报》1943年12月报道：“话剧为是年最走红运之一项，中国旅行剧团唐槐秋、若青父女于十月杪来津，竟以两个月长期之公演。于是，北洋戏园极呈蓬勃热烈之气象。一般时代人物咸以一睹‘中旅’为欣快，其势力之澎湃大有压倒京剧之势概，虽豪华一流之‘中国’＇指专演京剧的中国大戏院＇亦瞠乎其后”）。这一点，用南开大学薛宝琨教授的话说：“至于演话剧，那是‘文化人’的‘文明事’，是‘新文化运动’在世俗生活中开展的结果。里面既有‘德先生’‘塞先生’——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宣传，又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永恒主题’。特别是时兴的‘蓝青官话’在传达‘小资味儿’的同时，更把流行的新观念、新语汇展现得淋漓尽致。”（《侯宝林评传》）因此，像先父这样天然生就有一副对新生事物敏锐触角的人，爱上话剧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又有人补充了一点：认为自相声艺人小蘑菇领导的“兄弟剧团”诞生以来，一直很受欢迎，无疑也是进一步催生侯宝林“话剧情结”的原因。对上述几点，我表示赞同。不过，对于互联网上出现的一段“历史对话”里暴露出侯宝林当时的另外一些“想法”，似乎也应被考虑在内，作为“动机”得到认同——
侯宝林演话剧的时候，有一次在文燕阁的门口，碰见自己的一个同行。
他问：“你在哪儿？”
侯答：“在演话剧。”
他说：“你那么好的相声为什么不说？”
侯说：“相声怎么说呀？我们是靠艺术吃饭。我们不偷谁也不抢谁，有人就是看不起我们，连我们相声演员自个儿在台上都说：‘我们就是您驾前的欢喜虫，您喜欢养个鸟呀，养个吧狗儿呀，我们也是一样’……”
侯宝林接着还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呢？我不能找个别的行当吃饭吗？ ……将来要是干不下去，我再回来，我还仍然说相声，但再不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一定把相声搞进艺术圈！”（http：//sdqy。gov/Article_Print。 aso？ArticleID=151）
很显然，父亲认为他所栖身的杂耍领域不够“艺术”，相声艺人不自重；也从未得到过世人应有的尊重。这一点，始终都是他内心深处一道流血的伤口，就是在他成名以后也不例外。有报道说，1947年侯宝林曾在后台当众赌气发过一个“毒誓”：“如果我侯宝林这辈子再让我儿子说相声，就……”我想，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坚决反对我三哥侯耀文学说相声的原因之一吧。
此外，先父自1940年6月赴津献艺始，到他1945年回北平，几乎没有脱离开“燕乐”杂耍园，而以霍克家、陶露萍为首的奎德新剧社（后改名露克话剧社）是1942年5月与燕乐戏园签约的。因此，在后来的长期合作中，改良文明戏（或称新剧）对先父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下面是1942年6月份奎德社的演出清单：
1、《上海阔小姐》6月1日
2、《红霞》头本6月2日
3、《红霞》二本6月3日
4、《吴事忙》6月4日
5、《母女秘密》6月5日
6、《原来如此》6月6日
7、《看破红尘》6月8日
8、《红掌记》6月9日
9、《慧眼识英雄》6月10日
10、《情海疑云》6月11日
11、《藕断丝连》6月13日
12、《女看护》6月14日
13、《别鹄离莺》6月15日
14、《情女痴郎》6月16日
15、《粽子》6月17日
16、《粽子》6月18日
17、《卖花女》6月20日
18、《阴魂》6月21日
19、《鸳鸯的血》6月23日
20、《马介甫》6月24日
21、《钟情难忘》前本6月25日
22、《钟情难忘》后本6月26日
23、《吴事忙》6月27日
24、《新美人计》6月28日
25、《新美人计》6月29日
26、《红霞》6月30日
1944年8月31日，当时的华北新剧协会天津分会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举办“天津剧团联合竞赛演出”，参加的单位和参赛的剧目有：
绿宝剧团领导者：田心（甜心）参赛剧目：《王三》（又名《醉了》）
华北剧社 领导者：李燕生 参赛剧目：《花瓶夫人》
天明剧团 领导者：郑政 参赛剧目：《幻梦》
白河剧团 领导者：王焕章 参赛剧目：《最后之爱》
北艺剧团 领导者：侯宝林 参赛剧目：《结婚前奏曲》
新中华剧 社领导者：沈异虹 参赛剧目：《安眠药水》
兄弟剧团 领导者：小蘑菇 参赛剧目：《模特儿》
北联剧团 领导者：廖英 参赛剧目：《湖上的悲剧》
据查，除北艺剧团和兄弟剧团外，其他参赛的均为专业话剧团社。其中，绿宝剧团是当时上海一个非常有影响，知名度很高的剧团，他们参演的剧目《王三》（又名《醉了》）是“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熊佛西（1900 1965）先生独幕剧的代表作。“全剧的背景是清朝末年。主人公王三是一个在衙门当差的刽子手。他是一个生性怯懦的人，贫困潦倒的生活迫使他以杀人为业。王三只能每每在醉酒大哭后，重又操起屠刀。”戏剧理论家马彦祥曾评价说：“在熊氏的作品中，我个人以为最满意的要算是《醉了》，这不仅是熊氏的成功之作，即在近来的剧坛上，也不愧为稀有的剧作。”
北联剧团参赛的剧目——《湖上的悲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被称作中国三大名剧（《雷雨》《子见南子》《湖上的悲剧》）之一，是田汉“写出灵肉分裂生活之苦恼的代表之作”。华北剧社则是一个进步剧社，曾经创作过名剧《不要杀他》。白河剧团的《最后的爱》1931年已被拍成电影，想必早已为观众熟知。新中华剧社的《安眠药水》是陈绵根据法国戏剧家白纳的剧本改编而成的一个“完全靠简练紧凑的对话使观众领略一切的动人喜剧。”当时的《模特儿》一剧有两种本子，一是据当时著名女作家赵清阁1936年在《妇女文化》月刊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改编的，另外还有熊佛西的同名话剧《模特儿》。我想，按照兄弟剧团的表演风格，参赛的该是后者。兄弟剧团虽然不是专业话剧团，但他们从1940年就开始涉足话剧领域的，至少已经有了4年以上的话剧表演经验。据1942年《立言画刊》文载，他们的一出《狠》剧，连演一个多月上座始终不衰，其他剧目也很有号召力。北艺剧团参赛的剧目《结婚前奏曲》是陈泉翻译的一部法国独幕喜剧。参赛的演员是：侯宝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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