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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1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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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我徜徉在学科史课堂上老师讲述的大学之中。陈寅恪、王国维、胡适、鲁迅……燕园、沙滩红楼、水木清华……一个刚刚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总还怀着憧憬与梦想，突然被释放的身心，有一点点感觉就想要起飞，尽管他们懵懂于现实，无知于社会。
“痛苦，说明你在思考。大学是一个孕育自由精神的地方，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多读书，多思考。有什么疑惑可以发信件给我，要明白，这痛苦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要多反思，不断丰富自我，才能不断进步。”
从教学楼穿过狭长的过道就到了食堂，他似乎还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我若有所思……而这竟成了我与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独交流。他在我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邮件地址，而后就去了教工餐厅。我也习惯性地朝清真餐厅方向走去。现在还记得清楚，转头的瞬间，我看到他面带淡淡的笑容。
他，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无法磨掉的痕迹的老师。说来，在到学校之前我就认识了先生。得知自己要去那里，就提前在校园网上了解学校信息，无意中在中文系网站上看到了先生的姓名和电子邮箱地址，即以一个大一新生的身份发了一份邮件给他，先生回复了，我们算相识了。后来，在中文系的网站上看到中文系男老师合影，一个个子不高，目光温暖而深邃的人吸引了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谁。来了学校后名才算真正认识了他——带我们“中国近代史专题”的吴小龙老师。
大学一年级上半期一晃就过去了。在飘落的雪花中，又一站梦的驿旅结束了。先生所教授的“中国近代史专题”也早早结了课，考了试。而我与先生在之后的日子里，也只几次碰面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新学期开了新课程，涉及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话题少了很多，记着先生邮箱地址的笔记本也被我整理到了抽屉里，在这期间我给先生发过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是我的一篇习作。成立风入古文学社的时候本打算找先生，但听同学们在说先生身体不适，便作罢。再后来，选学年论文时，我就近选了文学概论老师的题目，便又与先生擦肩而过。暑假中，先生病倒，在住院期间，我看望他时，先生已经不能言语，我们只有静静地望着病床上躺着的他，对这个世界似乎已经没有知觉的他。在与病魔的较量中，他已然骨瘦如柴，始终都没有睁开眼睛，直到我们静静地离开也没有。两位女同学当时就哭了，而我一个人把头仰得老高，北京的天，黄昏时候，看不到星星，而那天我看到了月亮，而且被放的老大。这大概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了。
又是一年秋风起，二年级的我静静地站在我敬仰的先生遗体前，鞠最后一躬，送最后一程。有人哭了，很早就有人哭了，不过只是抹眼泪，没有声音……
秋风瑟瑟。
（摘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论坛）
愿你在天国与“少中”诸公相会
卢晓蓉
这些日子以来，我的案头始终摆放着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凝神注目之间，似乎还能嗅到它散发出来的油墨的清香。书的封面设计素净而别致，两张老照片明暗相间地套叠在一起，书中人物仿佛呼之欲出。书的排版和印刷也相当考究，连平日出版物中常见的错别字亦很少见到。看来，出版商和责任编辑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书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的，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吴小龙。我等候这本书足足已有五个年头，现在终于盼到了它。可惜书到作者手上的时候，他已身患晚期癌症处于弥留之中。
大约在七八年前，我在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有了一些时间来搜集我祖父卢作孚的资料并开始了对他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名词，进而对五四时期这个名噪一时的进步青年组织有了些许了解。这个偶然发现，就像一道电光激活了我的大脑细胞，使我在与祖父有关的庞杂浩繁的生平资料中，找到一条首尾相接的线索，发现了在他传奇人生的背后蕴藏着的驱动力。“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个极具“五四”特色的“少中”宗旨，不正是祖父一生所恪守的行动纲领吗而“少中”的八字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则更是渗透到了他的骨髓之中。于是我在一篇忆述祖父早期生涯的文章《奋飞的起点》中，以“吸纳进步思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选定奋飞的道路”为题，单辟一节，试图探讨少年中国学会与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现代化先驱卢作孚之间的关系。原本我还想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找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并追索“少中”其他成员的踪迹，可是却苦于资料缺乏，无师可从，只好半途停顿。
又过了两年，大约在2001年夏秋时分，我偶然从一本杂志上读到了署名为吴小龙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顿时兴味盎然地一口气读完。尽管其中仅在一段文字的末尾，出现过我祖父的名字，却仍然让我激动不已。这段文字，或许可以揭示吴小龙甘冒“一厢情愿”的风险，勇“向兴亡事里寻”，醉心于“少中”研究十余年而不悔的原始动因：
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积聚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陈清、张梦九、雷宝菁七人。在它的会员中，为国人所熟悉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这两人与曾琦并称青年党的曾、左、李）、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李劫人、方东美、周炳林、康白情、恽震等人，甚至还有四十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光是看到这样一些人，曾经聚在同一个学会里，就足以叫我们惊奇了，再想想他们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令人惊叹……以至于四十年代时就有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我在翻阅当时的书刊时见到这句话，不禁大吃一惊：这一段辉煌，后来可是给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啊。因为有了这样的“惊奇”、这样的“惊叹”，这样的“大吃一惊”，就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要把“少中”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还原其“全貌”的艰难路程，我不由对这位作者肃然起敬。也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得知吴小龙在2001年5月15日，积其九年的研究成果，写完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少中”在沉寂七十多年以后，竟然还有学者在研究，并且还写出了专著。我就像一个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的独行者，突然得知前边不远处有一位热情的向导在等着我似地惊喜万分，于是便开始急切地寻觅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吴小龙。但是，在我寻遍了北京、上海的大小书店以后，却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偌大的书海，不仅找不到吴小龙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甚至与“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关键词有关的任何书籍都没有！
2002年初，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上海作家金雨时、朱如月合著的卢作孚评传《紫雾》。该书的责任编辑潘婧，邀请几位专家学者为《紫雾》撰写评论文章，其中一位名叫吴小龙。当我弄清了此吴小龙即彼吴小龙之后，真切地体验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快慰。从那以后，我们便因“少中”而建立了联系，也曾在京城聚会过几次。小龙的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十分好，以至于我每次向他发出邀请，都有些犹豫不决。但他只要没课，都一定会赶来参加。2003年4月，我祖父的家乡重庆合川和他当年从事乡村建设试验的北碚，为纪念他110周年诞辰举行系列活动。小龙得知后，主动要求自费前往，并且一个不拉地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会后，东道主安排参观游览，他却去了图书馆、档案馆；我们一行人离渝回京，他却只身去成都收集资料，一呆就是好几天。他曾对我感叹：“没想到‘少中’成员中有这么多四川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在‘少中’的七位创始人中，四川人就有六个（张梦九、雷宝菁二人原籍山西，但都出生于四川。参见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第28页）！”莫非“爱屋及乌”，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他，也迷恋上了西南一隅的四川
小龙平时说话不多，言行举止谦和低调。可是，说起“少中”来却滔滔不绝。还是那次去重庆，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小龙有点不好意思地征求我的意见，想挨着我的父亲坐，为的是“好向老人家请教一些问题。”席间，老少两代无拘无束相谈甚欢。直到现在，我将近米寿的父亲还记得这位颇有谦谦君子风度的青年学者。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老人家忍不住心中的悲痛红了眼圈。
在那次纪念活动期间，我们一起参加了西南师范大学（现改名为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举办的“卢作孚社会改革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研讨会。吴小龙在会上侃侃而谈：“卢作孚先生对于中国的救国的根本道路，有着他独特的思考，他认为‘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因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设问题，是建设秩序问题。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乃与个人生活秩序是一样细致的。分析起来，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所以他反对‘用强迫手段急剧地改革社会某方面的问题’，主张以踏踏实实的建设工作来积累物质和文化资源，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还指出：“卢作孚在城乡关系、教育、卫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一些相当超前的见解和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吴小龙对卢作孚思想和实践的独特解读，得到了与会人士的普遍认同。后来他将这篇发言稿补充整理成一篇文章《卢作孚的思想遗产》，并把它作为“少中”会员的个案，附在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书后。
其实，活跃在吴小龙脑子里的“少中”人物又何止卢作孚一个。他曾经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他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打算为一批有代表性的“少中”人物谋篇立传，书名暂定为《魂系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人物群像》。他为此而开列了一份长长的目录，其中有囊括了“少中”七位创始人的《魂系中国，情寄音诗——少中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深思沉着、稳如泰山——少中学会的精神领袖李大钊》《热忱的实干家——陈愚生》《终生献身科学的周无》《终生献身教育的张尚龄》《东渡扶桑，赍志而没的雷宝菁》和《书生办党，回天无力——曾琦》。也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青年运动的先驱——恽代英》《雄才大略的“普通会员”毛泽东》《从文学青年到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从塞纳河到黄浦江——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的领导者赵世炎》和后来成为青年党领袖的《问学问政的“学钝室”——李璜》《万竹楼上的史家——左舜生》；还有在教育、科学、文学、经济等不同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从五四青年到考试院长——杨亮功》《历史风雨中的“三叶草”——宗白华、田汉、郭沫若》《从土木工程学生到“首都市长”——沈怡》《文章师表，气节楷模——朱自清》《波澜壮阔的“大波”——文学家李劫人》以及《实业救国，力拯民生——中国“船王”卢作孚》等等。这是一串何等耀眼的明珠，又是一部何等激越轩昂、壮阔跌宕的命运交响乐！可惜的是，被教学和各种重负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的吴小龙，还来不及实现他的写作计划，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去世的时候才51岁，正当干事业的好年华。
我第一次见到吴小龙，就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在哪里可以买到他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他无可奈何地笑笑说“还没有出版呢”，却没有告诉我个中的原因。2006年初，我先生严家炎为了搞清楚“少中”会员、诗人康白情的卒年，向吴小龙请教。他很快就打来电话告知了正确的年份。我接过电话向他表示感谢，他用比往常更为开心的语调笑答：“不用谢，我还要感谢你们呢。我的书快要出版了，到时候会送给你们的。”听了他的话，我也为这本待产五年、梦寐以求的书即将面世而感到格外高兴。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小龙这句话竟成了他留给我的“绝音”。当我得到他病重的消息，赶往医院看望时，他已昏迷不醒。出版社刚送到的新书《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就放在距他咫尺之遥的床头柜上，他却再也无法睁开眼睛，欣赏这部心血之作了。直到最近读了他为这本书写的《跋》之后，我才知道该书迟迟未能出版，原来是受到出版经费的困扰和一位“南方先生”剽窃成果的双重牵制。在小龙的追悼会上，我忍不住问他的弟弟吴小山，小龙当初出书遇到经费困难，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小山哽咽着说：“我哥就是那样的人，不愿给朋友添麻烦。”而对于那位忘恩负义的“南方先生”，小龙既没诉诸法律，也没庭下索赔，而是选择了宽容：“大家混口饭也都不容易，委屈一日三餐要吃饭的人，莫如委屈一下学术吧。这么一想，我也释然，大可不必愤世嫉俗了。”如果经费问题早一点解决，如果那位“南方先生”良心未泯，小龙是可以亲眼看见这部书的啊，现在一切都晚了！
然而，永远也不晚的，是小龙那颗与“少中”先贤们一样的闪亮的心，是那份执著于把“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少中”历史昭示于天下的真挚的情。追悼会上，送别小龙的队伍有数百人之多，在他的灵堂前排起了长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师生们含着眼泪说，吴老师讲课很有吸引力，大家都很怀念他，他们学校正掀起“远学孟二冬，近学吴小龙”的热潮。已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声名不菲的吴小龙，生前住的房子还是学校分配给他的过渡房，“形单影只”地与他钟爱的书籍和资料共处一室。长年坚守冷门研究的他，收入不算宽裕，可是对于弟弟小山的生活学习，对于亲戚朋友的经济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小龙病重住院四个月期间，小山朝夕相伴在他身旁，以弥补自己平时照顾哥哥不够的歉意。在小龙陷于昏迷的两个月里，小山也不离左右，为的是每天都能看见亲爱的哥哥。小龙的女友告诉我：“小龙研究‘少中’，自己也学习‘少中’，时时处处以‘少中’为榜样，仿佛都变成了‘少中’人。”生前来不及留下一句遗嘱的吴小龙，在《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结尾处留下了他在人间最后的心愿：
把这本书印出来，就算是我对“少中”朋友们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或许，我得离开这个题目一段时间了。此时此刻，不禁想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去国辞》里的几句：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常相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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