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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6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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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她的第二个男朋友是她以前单位的同事。大学毕业后父母托人把她弄进了一家政府机关单位做文秘，虽然她对这工作毫无兴趣，但一来父母很热心，二来她也没发现有更好的工作，因此她想怎么样都无所谓。他比她早进去几年，长得高大方正，为人热情上进，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几乎没有不喜欢他的。他们谈了三年恋爱。一场跟她的文秘工作一样平淡无聊的恋爱，后来她想。但当时她是很认真、很努力地在谈的，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觉也睡了，双方父母也见了，每到周末就一起四处去看房子。就在这时他被调去了北京。她当然不愿意他去，但她嘴上什么也没说，只说随便他。她知道他很想去。他一心想当官，有时她甚至觉得为了往上爬他任何事都做得出来——任何事。他去北京一年后他们分手了。大家都替他们惋惜。她却觉得松了口气，那种感觉就像高中时终于考完了期终考试，有一种几乎令人愉悦的失落。我为什么每次失恋都不难过呢？她问自己。难道那根本不是真正的爱？那么真正的爱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知道。总之，分手几乎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伤害，这让她觉得既幸运又不幸。之后不久她从单位辞职了，她决定拿本来结婚用的积蓄去国外读书，她想出去看看世界。但等她辛辛苦苦考完GRE，“9·11”爆发了，她申请去美国的签证被拒签。她在家闲了几个月，最后闲得头昏脑胀不知所措，只好再去找工作。凭着过硬的英语——拜GRE所赐——她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在一家私营的外贸公司做总经理助理。工作很忙，经常晚上要加班到八九点钟，但很充实（从中她体会到了某种从未有过的、类似于自豪的感情），且收入是以前的三倍。这期间也有几个男人追求她，她也同其中一两个不深不浅地交往过，但始终没有确定恋爱对象。她对谈恋爱越来越提不起劲。说不上为什么，她觉得好像所有恋爱谈到后来都差不多：吃饭，看电影，牵手，接吻，然后呢——上床，争吵，和好，再争吵……就像事先设置好的电脑游戏。为什么一定要找个人来破坏自己美好的单身生活呢？她在市郊一个环境幽雅的住宅小区租了套小公寓，每天乘地铁上下班，周末则睡懒觉煮咖啡听音乐看影碟，照菜谱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做饭，偶尔也会约女友去逛街，或去美术馆看展览。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至于性，对她来说就像扁桃体一样可有可无——或者不如说没有更好。只是，有时半夜醒来，在一片漆黑中，她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自己正身处另一个世界。她明白自己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她不是那种会一辈子单身的人。不管愿不愿意，她都终将结婚生育、相夫教子。那既像是一种希望，又像是某种绝望。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她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她身上会发生什么事？一切都消失在时光的黑暗中。除了等待，她别无选择。
她最终决定给那个老画家做模特是半个月之后的事。她本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忘了那个老人的话。但结果正好相反，那个老人的提议像双不合脚的鞋似的让她无法安宁，她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它——听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置信——工作时想吃饭时想睡觉时想（虽然表面上看一切都一如平常）。一个礼拜后，她意识到为了避免患上神经衰弱，她必须再认真考虑一下。其实只要稍加考虑，她就不得不承认：她很想去。为什么不呢？就当是一次小小的、安全的冒险。那个老人不至于做出什么对她不利的事情。她什么也不会失去。再说，她又有什么好失去的呢？也许开始会有些尴尬和不习惯，但那同时也是一种小小的刺激和挑战，不是吗？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他说。而那正是她现在所渴求的。她渴求着去体验什么。但前提是不能受到伤害。所以她不会去吸毒、滥交或者加入什么神秘团体。另外，还有个问题她不能不考虑：如果她去做人体模特，那就意味着她的裸体会被留在画布上，会被人看到，会被人观察，并欣赏——大概。那让她感觉有点不安，但也很难说有什么不好。她上网查过，他是个久居海外风格独特的油画家，为人低调，在艺术圈享有盛名。通过艺术，她进入了永恒——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这有什么不好？
她又花了一周时间才彻底说服自己。她打算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她拨通了老人留下的电话。她很怀疑他是否还记得她，但从他接电话的语调（立刻认出了她的声音），似乎他们昨天才见过。她告诉他自己愿意试试。他们约好第二天中午去他住的地方见个面。挂上电话，她发了一会儿呆。原因说不好，但她总觉得，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她会去。
那个老人住在一个老式的居民小区，一栋五层红砖楼房的一楼。原先是两套的小开间公寓被打通合并成了一套，所有能拆除的隔断都被拆除了，因此整个空间显得比实际更大。房间布置得很特别：水泥墙壁，水泥地面，阿拉伯花纹的小地毯，高大的绿色植物，白色的宜家布艺沙发，原木餐桌，墙上挂着几幅大色块线条简洁的抽象派油画，画架靠墙角放着，旁边一个带滑轮的案几上堆着五彩缤纷的颜料和调色盘。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东西（书、CD、画册、香烟、奇怪的小摆设，诸如此类）放得有点乱，但乱得让人很舒服。屋外有个小院子，对着院子的那堵墙被改成了旧厂房里那种钢结构的落地玻璃长窗，从里面望出去，院里均匀地铺着一层灰白色的碎石，角落种着两株高得像树一样的芭蕉，旁边摆着一条褪色褪得厉害的蓝色木头长椅，椅子因为风吹雨打已经变得破旧不堪，看上去仿佛随时都会散架。
“一个朋友的房子。”老人说，“临时住住。他去墨西哥了。”
他们坐在餐桌旁一边喝新煮的咖啡一边说话。他们聊了一会儿各自的情况（他七十八岁，常住纽约，几十年没回国了，这次回来是为了看病——他没说什么病一顺便小住一阵）。他提到做模特的一些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放松，”他说，“ ——无限的放松。”）他们定下了作画的时间（周一至周五的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他就报酬征求她的意见（高得出乎意料，她欣然接受）。
“我很高兴你能来。”告别时他说，“这对我们俩都有好处。”
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她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她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朝他笑笑。
那是四月。接下来的几个月（夏天时他去欧洲呆了两个月，他受不了上海的炎热，九月中旬他又回来了，一直住到十月下旬离开），她每个工作日的午休时间都会去那里呆上两个小时。在那两个小时里，按照老画家的要求，她赤身裸体，斜靠着坐在白色宜家沙发的一角。她眼睛低垂，视线投向地面，仿佛陷入了某种沉思。沙发的另一头，立着一个同样赤身裸体的男性人体模型，就是服装店里用来展示服装的那种，有鼻子和嘴巴，但没有眼睛，也没有下体，他的头微微侧向她这边，其视线——虽然没有眼睛，但仍然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与她的视角形成一个交叉。她，男性人体模型，白色沙发，构成了老人所画的那幅画的全部。开始几天她多少有点不习惯，虽然空调把室温调得恰到好处，她的皮肤还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很难说究竟是因为冷还是因为紧张，心跳也骤然加速。不过由于事先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上老人作画时极为专注，没过多久——大概一个礼拜——她就几乎完全适应了。每过半个小时他们会休息十五分钟，她披上特意买来的浴袍，和老人一起喝咖啡，抽烟，听格伦·古尔德弹奏巴赫的戈德堡变奏曲，随意地聊天。老人作画时跟休息时感觉判若两人。一旦拿起画笔，他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只有他、颜料、画笔和画布，其余的一切都不存在。当然，他是在看着她画，他是在画她，但给她的感觉却仿佛他在画别的什么东西——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她不过是个媒介，一个“对他来说很合适”的媒介。至于为什么合适，她也不知道。她始终想不明白他到底看中了她哪一点。
不过，正如老人所说，那的确是一种相当奇特的体验。她这辈子从未像这样一动不动什么都不做地呆过那么长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光着身子。跟洗澡或做爱不一样，这种裸体是公开的、非实用性的，具有某种类似于大自然般的展示感。毫不夸张地说，她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自身的存在。那里面既有某种不知所措的幸福，又有某种面对自我的悲伤。有一次——仅仅一次——她甚至莫名其妙地哭了出来。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脑中一片空白，跟老人一样，她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周围的一切都在慢慢消失。像灵魂出窍那样，她仿佛飘离了自己的身体。不知道过了多久，回过神来，她发觉自己正在轻声哭泣。但老人似乎根本没注意到，或者是假装没注意到。她没有动。泪水流过她的脸颊，她的乳房，她的小腹。她的皮肤清晰地感受到泪水的温度，那就像是她那小小灵魂的温度。
那幅画终于画完的时候，他们举行了一个微型的庆祝晚宴。地点就在他家。她动手做了几个拿手菜，他开了一瓶夏天从法国带来的红酒。事实上，这同时也是一个告别晚宴。他已经买好了第二天回纽约的机票。经过四个月的相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亲密而默契的关系。那种关系很奇妙——该怎么形容呢？她想——就好像两个人躲在世界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分享着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但确实是秘密。
吃完饭，他们手里捧着葡萄酒杯，肩并肩站在刚完成的画作前看了很久。
那幅画跟她最初脑子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整幅画的背景是浓雾一般的乳白色。她、沙发和男性人体模型，就像三座岛屿，静静地漂浮在那片乳白色里。那片乳白色弥漫着，仿佛要吞噬整个画布，甚至要溢出画布之外。但同时每一个细部又都显得极为精确：沙发的皱褶，她腰部的曲线，模型的塑料质感。他们看上去如此清晰，却又好像随时都会消失。 她注视着画上的自己。不知为什么，她觉得那既是她，又不是她。
“怎么样，有什么感觉？”老人对着画布问。
“……很奇妙，”她停顿片刻，“就像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就像一切都在慢慢消失。”他重复一遍，如同在重复一句诗。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几乎同时回过神来，同时举起手中的酒杯喝了口酒。
“这恐怕是我的最后一幅画了。”老人嘟嚷着，仿佛在自言自语。
她不知该说什么好。
“对了，你读过《战争与和平》吗？”
她摇摇头。
“应该读读。前几天闲着没事，我列了个清单，”他转过头看着她的眼睛，“把我想最后再看一次的书和电影都列了下来。伯格曼的《假面》，安东尼奥尼的《夜》。《战争与和平》，如此等等。一边享受这座星球上最美好的产物，一边静静地等待死亡降临。不错的道别方式，你不觉得？”
“不过——”
他摇了摇头，又喝了口葡萄酒，似乎一切都不值一提。“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未来。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他朝她转过身，举起酒杯。
“敬未来。”他说。
“敬未来。”她强迫自己露出一点笑容。
们碰了碰杯。
“不过，对我来说——”他低头看了看杯中琥珀色的液体，“对我来说，未来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了。一切都在慢慢消失，就像那幅画。但你不一样，”他转过头凝视着她的眼睛，他的眼神温柔得就像在看着自己心爱的小狗，“不要担心，孩子，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一切都在慢慢显露。”
一切都在慢慢显露。她在心里默默重复一遍，如同在重复一句诗。
然后他说他要送她一件礼物。
她已经等了二十九天。这是最后一天。她照例在十二点整走进咖啡馆，照例在角落靠窗的位置坐下，照例点了卡布奇诺。等咖啡的时间里，她从挎包里拿出本厚墩墩的《战争与和平》，然后点燃一支香烟。她把烟盒跟打火机放到桌上。白色有LAWSON字样的一次性打火机。硬壳的三五香烟。（它们叠放在一起，以一种微妙的角度斜躺在书的左侧。）她一边抽烟一边喝咖啡。她今天没有看书。她只是静静地、专心致志地等待着，就像游泳时整个身体潜入水底那样，她让自己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等待中——她甚至能感觉到时光在轻轻地来回荡漾。低低的爵士乐声一直在响，听上去恍若来自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
她继续静静地，静静地，等待着。
“然后呢？”我尽量使自己的语气显得不那么好奇，“你等到了吗？——我是说礼物。”“回答既是Yes又是No。”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白色有 LAWSON字样的一次性打火机。硬壳的三五香烟。“如果你指的是那种有精美包装盒、外面扎着丝带的礼物，那么回答是No；但如果你指的是更广义的、包括无形的精神层面上的礼物，那么回答是Yes。”
“那么—那是什么呢？”我也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但没有点燃，“那个广义的、无形的、精神层面的礼物？”
她的脸上露出奇妙的微笑。她似乎不仅仅是在对我微笑，她也在对燃烧的香烟，对咖啡杯，对深绿色的桌布微笑。
“你觉得呢？你觉得那会是什么呢？”
“《战争与和平》。”我脱口而出。
“《战争与和平》？”
“他让你看完了《战争与和平》，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
“说的也是。”她抬起头看着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对于广义的、无形的、精神层面的礼物。”那个微笑的余波仍然留在她的嘴角。
“该你了。”我说。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我想象那团烟雾进入她的喉咙，跌入她的体内，落在她的肺部。
“大概一年后，一年后的秋天，我收到一家画廊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画展的开幕式。请柬上写着‘等待：某某某回顾展’。”她把回顾两个字说得格外重。
“我意识到他死了。那个老画家。我愣愣地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说实话，我几乎已经忘了他。当然，不是真正的忘记，只是很少想起，你知道，整天忙这忙那，脑子里就像塞得满满的乱七八糟的抽屉，根本没时间整理。”
“我去看了画展。”停顿一会儿，她接着说，“坐地铁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个画展的名字。等待。你不觉得一个回顾展取这样一个名字有点奇怪吗？”
我点点头。
“结果那是他最后一幅画的名字。”她把烟灰轻轻弹落到烟灰缸里。
“就是你做模特的那幅？”
她摇摇头。“另外一幅。尺寸比那幅要小得多。大
概一米乘八十厘米的样子。不过，”她停顿一下，“画的也是我。”
我知道她会继续说下去，于是我等待着，我手里的香烟依然没有点燃。
“画的是我坐在咖啡馆里一边抽烟一边望着窗外。当然——是穿衣服的。我一眼就看出，那幅画画的正是我去年坐在咖啡馆里等待那个特别礼物时的情形。所有细节都吻合。搭在椅背上的风衣，摆在桌上的《战争与和平》，旁边的烟和打火机，阳光投下的影子，甚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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