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权柄-第1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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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也笑道：“卫尉寺的人，学士终要留几分情面才好。”　　　
石越一面将就着吃着刚刚送上来的果子充饥，一面苦笑着摇摇头，将方才之事捡着说了一遍。仁多保忠等人来长安，是极机密的事情，李丁文与陈良刚刚也只看到丰稷等人，却没能看见仁多保忠三人，本来还在担心卫尉寺大张旗鼓来帅府做什么，这时听石越说了，才明白事情的原委。　　　
石越说完，解嘲似地笑道：“也须得保密，否则，若是让人知道文焕竟然来了长安，只怕激起兵变也未可知。”　　　
李丁文和陈良本不知道文焕的底细，陈良不禁击掌叹道：“也亏得这文焕、慕泽竟有胆量来长安。”　　　
李丁文却笑道：“这不过是仁多瀚两粒棋子罢。他仁多瀚自己不怕投降后没个好结果，可他的部将却不能不怕。一旦有了文焕、慕泽这两个活例子，万一真要公开投降，他要说服自己的部将便容易多了。纵然我们小器，杀了文、慕二人，对他仁多瀚又能有多大损害？”　　　
“潜光兄说得不错。”石越笑道，“所以我要容他们。文焕是叛国之臣，慕泽几乎害了我性命。这两人都能容得下，那些夏军将领便再无什么可顾忌了。只是文焕的事却棘手，军中民间，都恨他入骨……”　　　
“文焕可以免罪，让他以白衣戴罪立功；慕泽可以复原官，若立功勋，则厚加封赏。如此可内外皆安。”李丁文轻描淡写便解决了这桩麻烦，“反正现在这两人能得朝廷敕免，已是万幸。”　　　
石越微微颔首，道：“也只能这般。”又问道：“潜光兄与子柔来此，想必还有事情？”　　　
李丁文跷起二郎腿，吃了个果子，不紧不慢地说道：“这当儿正是人仰马翻的时候，若没有事情，也没空来见公子。”他是唯一一个懒得改口，一直叫石越“公子”的人。　　　
陈良一面抓紧时间吃着茶和果子，一面插口道：“现在不将事情弄妥当，果真打起来，些许小事不周到，便可能酿成大错。我是与学士说马政的事情的……虽说这事急抱佛脚，已经干不了打仗多大事，但若是处置不当，难免不拖后腿。且这也是朝廷的百年计，轻率不得。”他整个人都已经削瘦得不成样子。　　　
李丁文半取笑半规劝地说道：“我知道你陈子柔忙的百年大计，没人敢轻率了你。只怕你太拼命，把这条小命给送了。你死了不打紧，公子许多琐碎事，我却担心没个中意的人打理。”　　　
“纵累死我也愿意。且还累不死呢。”陈良笑道。“你要没要紧事，我便先说我的马政了。”　　　
“你说罢，我乐得歇会。”李丁文说罢，果真身子一仰，闭了眼睛假寐起来。　　　
宋朝马政之腐败低效，在熙宁年间的宋朝官场上，也是罕见的。每个牧马监，每年数以十万贯计的国帑投入进去，空占着成千上万顷的草地，供给军队的战马却少得可怜。说宋朝不重视军队建设，绝对是冤枉的，被讥为“重文轻武”的宋朝，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官政府中最高的，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它的这个纪录，不仅仅是空前，而且必然绝后——然而，宋朝的问题是，大量的军费，便如这马政一样，被贪污、浪费，却收不到应有的成效。　　　
石越几乎是自入陕之日起，便决心要改革马政。但是马政是国之大事，牵涉的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民政。其中更有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石越本来想从沙苑监私卖马匹给蓝家的弊案打开一个口子，来改革马政，但是查了几年，都不得要领。这中间层层庇护，利益纠缠，石越纵是个木瓜，也可以知道一二了。何况他竟是个天生的能臣，这几年处理庶务的才干，连李丁文、陈良、刘庠这些人都很是赞赏的。　　　
本来马政的事情，因为这座冰山实在深不见底，石越也不免投鼠忌器。他的政治资本并非不雄厚：有皇帝的宠信，有士大夫中的威信，有民间的支持；在党派上，不仅得到许多庆历老臣的支持，旧党中有支持他的，新党中也有亲附他的，而且隐隐还有自己的派系；在政务上，他守杭抚陕，在中央主持改革，其推行的政策可以说影响到大宋的每一个角落，若论到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连王安石都得自叹不如。在军事上，倡导军制改革，对西夏接连取得两场大捷——自古以来，都是军功最重，以文臣而有如此军功，皇帝纵心有疑忌，但亦忍不住要倚为干城，而在朝廷中，他说话的份量无形中也提高了许多。　　　
但是，纵是有如此资本，面对着沙苑监弊案后隐藏的黑幕，也不禁要迟疑，要权衡。牵涉的文臣过多，难免会激化党争；而牵涉的武将过多，则甚至有可能激起兵变。石越在暗地里也咬牙切齿了好几回，但政治是现实的。不顾一切的蛮干，既便是在你的力量足以压倒一切之时，也并非最佳之选择。因为对手是绝不会坐以待毙，激烈的冲突下，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就是要懂得权衡这一切。在石越看来，其实政治与商业并无本质的区别，无非是“成本、收益、风险”六字真言，只不过政治买卖的对象无所不包，远比商业的对象要广泛。而能否在这六字真言中找到一个最佳的点维持平衡，便是判断一个政治家素养的唯一标准。　　　
石越并不希望过早的激化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并非是他认为收益比不上成本，而是认为风险过大，这种程度的收益还不足以让他去冒如此巨大的风险。　　　
而大多数时候，他也不喜欢蛮干。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换一条路好了。　　　
在兴修水利、改革驿政、重定户等这一系列措施推行后，被财政紧张逼得喘不过气来的石越，终于不得不想方设法节流。而被搁置的马政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进入石越的视野。　　　
石越推出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没钱而逼出来的。　　　
但是他推行马政改革的时机，也算是恰到好处，至少比起几年前要更加合适。　　　
“马政的事情若说起来实则很简单。学士上的劄子，其实是想让朝廷放下牧马监这个大包袱。故此请朝廷恩准，将陕西一路所有牧马监，全部转为民营马场，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　　　
民间富商豪绅，竞拍买下牧马监，每年只要能保证以市价供给军队规定数量之战马，则朝廷可免其税务，否则可加以惩罚。战时朝廷要租用驮马，亦只按价租马便是。　　　
如此亦算是官民两便。但凡陕西、河东、河北之牧马监，固然不如西夏、契丹，然亦是水草丰盛之处，果真用心经营，善配马种，再不如意，亦会比今时要好。只要能保证供马，花费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更好的马，于朝廷亦是好事。陕西实行之后，若行之有效，将来还可推广至全国。每岁朝廷由此节省下的国帑，至少亦有十余万贯。“陈良娓娓而谈，条理甚是清晰，”然出人意料者，是此事在朝廷竟久不能决，异议者甚众。学生将所有异议归纳起来，其要者不过四条：一是以为商人重利轻义，不可信任，马政是军国之重，不可寄之于商人，持此议者甚众。这一桩事，还得多谢桑长卿，《汴京新闻》联合《海事商报》连续数月，刊发了上百篇文章，驳斥此类成见。两报援引古今事迹，力证商人因为重利，反重信用，有时更为官府所不及，且军器监改革，民营之军资较之官府作坊，物美而价廉，更是现成的例证。最后吕吉甫与王禹玉（王珪）建议仿汉代盐铁会议之例，在白水潭召开会议，两派公开辩论，甚至连皇上都御驾亲临。最后朝官被辩得哑口无言，桑长卿与诸学院的士子们大出风头，此事才算暂告一段落……　　　
陈良所说之“白水潭会议”，是宋朝建国百年来的一大盛事。石越自是早已知道，但此时听陈良说起，亦不禁脸露微笑，心中依然在遗憾自己没有机会亲临会场。自从汉昭帝盐铁会议、汉宣帝石渠阁会议、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后，中国历史上已经太久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了——皇帝亲临、朝野官员学者共聚一堂，互相辩论政策、学术上的异同，以求达成一致，辩论之时没有人能以权势身份压人，只求以理服人，辩论之后将所有言论结集出版，公布天下，传于后世。　　　
对于这样的场景，石越以往读史书之时，常常心向往之，不料当生活中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之时，自己却失之交臂，只能靠读着白水潭会议后出版的《义利集》来想象当时热烈的情形。　　　
陈良歇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其余三条则执论者皆不多。一是以为将所有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过于不近人情；一是以为牧马监不止供应战马，亦担负平时牧养战马之责，一旦转为民营，此事必须解决；一是以为马政之不振，是由地理位置使然，纵然转为民营，亦不见得会更好，只恐反而坏事，且为政务在简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异论，皆不足道。枢府已颁明军令，马军须牧养战马，以精练马技。且朝廷亦可将一些战马寄养于马场，付预费用，计其支出，总要好过如今之牧马监。故此，皇上终于下定决心，准了学士的《再论马政劄子》，其意也是想看看陕西一路施行之效果如何。毕竟全国牧马监，陕西一路只占少数。但是，朝廷却又加了一个尾巴，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　　　
石越微微叹了口气，侧过头去，却见李丁文微微睁开眼睛，二人四目相交，心照不宣的交换了一下眼神。朝廷加这个尾巴，内里涵义是十分丰富的。一个马政，不知道牵扯上了多少官员，虽然白水潭会议辩论失败，让皇帝下定了决心，而那些既得利益者迫于舆论，亦不得不退步，但是他们毕竟不肯轻易吐出这块肥肉的。在技术上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立马就将汴京、江南、蜀中那财大气粗的富商们挡在门外，从而除去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一定是自信在陕西路内，无人能竞争过自己的。而只要马场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经营得好，利益是自己占了；经营不好，则是石越的马政改革失败。到时候推动重来，又可以吸吮国库的钱财。而在皇帝方面，肯定也不愿意见到江南的富商们到处伸手……　　　
“还真是敢小看我石某人啊！”石越在心里冷冷的说道。“只要准了马政改革劄子，此事便操于我手，我还不信陕西这么大地方，还找不到几个合适的人来经营马场。”石越是绝不能容忍马政改革被破坏的——将牧马监转为大规模的马场，在石越而言，也不仅仅是改革马政这么简单，这还是他雄心勃勃的改善整个陕西生态环境计划中的一环。陕西的疲弊，除了当时现实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便是千余年来的过度开发，耗尽了陕西的元气。在石越看来，将陕西由农耕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恢复陕西生态的关键。熙宁年间的陕西，相比起一千年后的陕西来说，还是大有可为的。将保护生态的关键地带，逐步转变为牧场，防止农业带来破坏，留给子孙后代的陕西，完全可以重现它“天府之国”的美誉（注：关中古时被称为“天府之国”）。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良现在所耗费心血而努力的，还不仅仅是百年之计，而是千年大计！　　　
“学士事先已有钧令，凡涉嫌沙苑监案的家族，要尽量避免让他们竞拍下牧马监。”陈良无奈地苦笑道：“但将这些人排除之后，学生却发现，整个陕西路，竟找不出几家有资格又愿意来竞拍马场的人家了。陕西一路的风俗学士是明白的，清白持家的士大夫的确也有许多，但是大多不喜货殖，讲究的是诗书礼义传家。让他们力耕、垦田、淤河、兴修水利，他们不会后人，但是让他们从事货殖、经营马场，却是多半不屑为之。且平心而论，最适合经营马场的几家，反倒是与沙苑监案有牵涉的几个家族……”　　　
石越听到这些话，虽然明知是事实，脸却不由自主似的沉了下去。　　　
“子柔的意思是，我绕不开这些人？”石越冷冰冰地问道。　　　
“学生是以为，至少，学士绕不开卫家。”陈良并没有因为石越不喜而有所畏缩，照样直言不讳。　　　
“啪”地一声，石越一掌重重地拍在桌案上，桌上茶杯乱晃，茶水溅得到处都是。　　　
陈良毫不退缩，一双眸子直视着石越。　　　
李丁文微微睁开双眼，望着二人，半晌，方淡淡说道：“公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行大事者，岂能无容人之量？”　　　
“是容人还是藏污纳垢？！”石越讥讽地说道，“卫家不过一土财主，凭什么便非得俯仰其鼻息？”　　　
“为行大善，有时候必须忍小恶。”李丁文严肃地说道：“且公子所言差矣，卫家非土财主可比。且不论其家世背景，单是卫棠与《秦报》今日之影响，便是不可轻视者。汴京之人，能视桑家为土财主否？”李丁文说话全不客气。　　　
石越转过头，久久注视着李丁文，心中实是恼怒异常。但即便是盛怒之时，他心中也有一丝清明，知道自己恼怒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李、陈二人，说的都是事实。这等事情，若是才来那几年倒也罢了，那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尚且要战战兢兢，每晚睡觉之前总要“三省吾身”——不过省的是当天的言谈举止，有没有什么失漏，会不会授人以柄，生怕有半点不妥，自己生死荣辱事小，一腔抱负却只能付诸东流，因此若以当时之心情而论，倒是平常。但时至今日，他以朝廷重臣、宠臣的身份，负安抚一路之重，石越在陕西可以说过惯了一呼百诺的生活，但即便在声望日隆之时，如日中天之时，面对着极为厌恶的“恶势力”，也不能为所欲为，实在让人心中有如憋着一股闷气，左冲右突，却无处发泄。自己自以为巧思妙策，要将陕西这些地头龙戏耍一把，不料到头来，还是要寻求与他们合作……　　　
“卫棠！卫棠！”石越恶狠狠的念着，他心中仿佛有个魔鬼探出头来，用充满诱惑力的语调说道：“你有这个权力除去挡在面前的石头。只要你挥挥手，权力、阴谋……没什么不能绕开的，没有什么要妥协的。应当是他们怕你，向你妥协，而不是相反……你应当向他们展示你的权力与手段！”　　　
人一旦拥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很难抑制住去使用它的冲动。　　　
使用包括权力在内的暴力手段去压迫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永远是最简单、最痛快的行为。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越是最简单、最痛快的手段，便越是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人类极容易沉浸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维持社会良好运转的规则也会被击得粉碎，接下来便是一步一步走向残酷与血腥的相互斗争，报复与反报复。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当司马光要将新党大肆贬斥偏远之地的时候，范纯仁就清醒的意识到，从此大宋的政治斗争将走向更加残酷的方向。而历史亦果然如他所料，恶性的循环一旦开始，就难以阻止，从此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朝也在这党争中丧失元气，最后走向亡国。到了那种时候，既便有程颐这样的人进行自我的反省与反思，但是却也无能去阻止历史的惯性。　　　
除掉卫家只是举手之劳，大规模的铲除陕西所有不顺眼的士绅也不是难事。但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在既有的规则下去打击对手，而是依赖于权力与阴谋去打击敌人；敌人同样也会不惮于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他石越可以对付卫家，别人难道就不敢对付唐家、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