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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间谍-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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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常常认为反犹太主义只是希特勒的德国的产物，其实反犹太主义早就对德国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起着有害作用。因为它排斥了许多爱国的犹太人，他们本来是可以做出大量贡献的。例如，普鲁土军队干脆不任命犹太人为正式军官。纳粹党人强化了这种态度，加剧了恶劣影响。他们要科学，技术和学术机构奉行纳粹党哲学，把犹太人排挤出这些机构。他们制定了一项法律，令人可笑地说是为了“重建专业文职机构”，这项法律命令： “凡不是雅利安血统的官员都要辞退。”尽管这对军事机构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那儿几乎没有犹太人可以解雇——例如在海军通讯情报处，似乎没有让谁离开——但是对其他方面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纳粹党人驱逐了格廷根数学研究所的犹太人所长，德国这个第一流的数学研究中心从此就垮了。这样一些剥夺许多犹太人科学家的职业的措施，加上街头羞辱和仇恨犹太人的气氛，便把他们撵出了德国。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源源不断地涌往大不列颠、俄国，尤其是美国。
他们的才能都是很高的。且不说艾伯特·爱因斯坦出类拔萃，就是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同行中也是鹤立鸡群的：单在数学方面，约有百分之二十的犹太人被选入他们东道国的最荣誉的学术团体。三十年代的德国并不感觉到失去了他们。他们的离去，使德国产生涣然一新、队伍纯洁、未辱使命的痛快感觉。但是，即使是最强大的刺激，也弥补不了让平庸之才取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反犹太主义不只限于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军事机构也受到了传染。但是他们没有系统地排斥犹太人，他们并未拒绝犹太人在文职方面的帮助。最富有戏剧性的结果是：同盟国在犹太人科学大脑的帮助下，造出了原子弹，而德国人由于失去了他们（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却没有造出来。在情报方面，同盟国拥有许多德语说得很好的人，这些人担任审问者，发挥了非常难得的作用。他们保留了象威廉·Ｆ·弗里德曼那样的犹太人，弗里德曼是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解开了日本的“紫色”密码机的奥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洞悉了德国和日本的政策。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一方面挖掉了希特勒的情报潜力，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强了同盟国的情报实力，这样就加倍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
德国人常常被人们指责为狂妄自大，就这个民族对现实的感觉来说，这个指责是正确的，而情报工作只不过是这种感觉的具体化的一小部分。狂妄自大使德国人对世界具有不真实的看法，从而导致这个国家作出了许多有害的决定。
这个缺陷似乎是由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造成的。在德国，民族优越感比在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强烈。思想更僵化，独裁主义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明显，这就妨碍它根据现实情况来纠正错误。这个心理因素，来自马丁·路得的学说。德国疏远西方，是有着极端沙文主义的根源的。
在鼎盛的中世纪，在西西里出生和长大的霍恩施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卡纳里斯被处决的前夜还阅读他的传记），为了世代推行他更感兴趣的意大利和地中海政治，把他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德意志诸侯。这些权力有助于各侯国在六个世纪中维持封建割据，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集权，反对普鲁士蒸蒸日上的统治，反对知识分子要求统一政治和文化的强烈呼声。这种允许各封建诸侯割据的政策，使现在叫做德国的这一地区，同正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英国和法国显著不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拿破仑把普鲁土打得一败涂地，并且征服了其他德意志侯国，消灭了有一千年历史的第一帝国——罗马帝国。
拿破仑自称是法国革命的伟大人道主义理想的继承者。
为了鄙弃他，德意志各侯国人民也反对自由、平等和博爱，因为这些东西已以各种形式形成了民主西方的理想。他们孤芳自赏，赞美德国的举世无双和无与伦比。这种民族主义的提倡者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他的《致德意志》一书中，极力反对“不共戴天的外国精神”，直言不讳地宣称“德国人只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就能永远比外国人优越。”随着拿破仑被击败，随着一八六六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并并吞了几个毗连的邦国，统一指日可待，随着它在五年以后击败法国、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德国人也就越来越狂妄自大。看起来德国似乎不可战胜。她的独立发展成功了。德国的一切都比别处的好。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她的经济发展繁荣，军事胜利令人瞠目结舌，但她的人口和工业，同她所有潜在的敌人相比，绝不能说居世界第一位。她不承认这一点，这就使她脱离现实。别的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一个美国人顶十个日本人”）。但德国脱离现实的程度要严重得多，主要是因为她的经久不衰的民族主义加剧了她的优越感。这确实是危险的。然而最致命的，还是她的僵固不化，她无力改革，适应不了现实。
这种僵固不化起源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开始的专制主义。马丁·路得和约翰·卡尔文把人们从罗马教皇的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虽然卡尔文的神学正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所表现的那样，也允许反对俗权，路得的神学却反对抵制俗权。他的教义认为，人不是靠辛苦劳作得到拯救的，而是只有靠信仰崇拜才能得到拯救，这种教义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的幽灵。他明明白白地教导说，在世间，人们必须服从合法统治者的统治。他说： “即使那些掌权的人是邪恶的，或者是没有信仰的，权力当局和它的权力也是好的、是上帝声援的。”他大声疾呼； “造反从来就是不对的，有人喊造反，最好的回答是一拳头把他的鼻子打出血。”盛行路得教的国家（如普鲁士）的父母们，愿意吸收这些思想，以便加强和帮助他们对家庭的控制。德国的专制统治比其他地方厉害。德国的革命从来没有成功过。
独裁人物之所以要独裁，原因之一是需要遏制潜在的忧虑，或者至少不去加剧这种潜在的忧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种办法，是严格控制周围的环境，避免发生引起忧虑的事件。这样的独裁人物自然有一套符合他的需要的观点。由于这些观点深深埋在他的心灵里，仅仅外部的因素是改变不了这些观点的。它们不会向现实屈服。
许多德国人就是这样背上了盲目的优越感。他们的冥顽不化，使得现实无法冲淡他们这种无法遏制的过份的优越感。结果便是狂妄自大。这样极端顽固地过高估计自己，使得德国对于世界的看法，比其他奉行沙文主义的国家对世界的看法要歪曲得多。结果，当她最后同现实发生冲突时，后果自然有害得多，有时是灾难一场。
一九一七年，她认为美国太弱，离得太远，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因而开始了无节制的潜水艇战争，以致美国对她宣战。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弗里茨·菲舍尔教授写道： “德国对美国的政策，充分显示了二十世纪初德国的世界政策基本特点的原始色彩。德国人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昏头昏脑地低估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结果他们打了败然而，即使在一九一八年春季德国的最大攻势失败以后，狂妄自大使德军的将领们不承认他们输掉了战争。后来的真投降也没有能使他们吸取教训。他们不相信别国的军队在战场上打败了德国军队。为了保持他们对自己的过高估计，他们死抱住这样的神话不放；他们是由于背后中了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暗箭才失败的。
二十一年以后，狂妄自大又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甚至不作调查研究，就断定德国能迅速征服苏联。几个月以后，他蔑视美国的巨大工业力量，对美国宣战。
如此脱离现实所造成的后果，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也影响了情报工作，使情报机构所做的一切黯然失色。而狂妄自大本身把渺小的东西看得很伟大。阿尔贝特·施佩尔承认，德国在生产上赶不上同盟国。然而他又认为，德国武器质量的优势超过了同盟国武器数量的优势。这是一种错觉。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在讨论同盟国在北非登陆后的战略形势时说，敌我力量势均力敌，还说存在着“胜利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赖因哈德，格伦认为德国不会输掉战争，这个荒谬的观点——它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前辈的观点——多半来自狂妄自大，同他的前辈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一样。
就这样，狂妄自大预先决定了整个德国的态度，指导着德国的尸切行动。它必然使情报工作预先受到制约。它使得德国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一下情报工作可能是必要的。一九一四年，德国军队认为胜利十拿九稳，因此许多部队把他们的情报军官扔在后面。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进攻俄国时，没有进行真正的情报准备。狂妄自大既使德国脱离实际，也妨碍情报机构谋求恢复同实际的接触。影响德国情报工作的其他一些因素，没有一种象狂妄自大那样根本抛弃情报工作的。它们只是损害了情报工作本身。
希特勒决定用向别国开战的办法来解决他认为是他的国家面临的问题。德国得先动手。她将是侵略者——尽管有苦衷，尽管有理由。
现在进攻和防御对情报工作有着不同的态度。当然，两者都需要情报。但是只有在防御时，情报对于取胜才是必不可少的。情报在这两种作战模式之间的差别，在于各自特征不同，一个是从属性的，一个是限定性的。象可能都是灰色的，但是灰色并不是象的限定性特征，只不过是一种从属性特征。情报工作对防御来说是限定性的；对进攻来说，它只不过是从属性的。
“防御的概念是什么？”克劳塞维茨问道。 “是回避打击。它的特点是什么？是等着别人打过来。”那么一支军队只有在相信别人准备打过来，它才会等着别人的进攻，而只有得到有关敌人的情报，它才会有如上的想法。防御需要情报。换句话说，没有情报就没有防御。
防御还承认主动权操在敌人手里。确实，进攻是主动的，防御是被动的。进攻制约敌人；进攻作出基本的决定。
克劳塞维茨说，进攻“本身是完整的”。因此有关敌人意图的情报，虽然是有帮助的，而且常常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应急的，对进攻取得胜利却不是必不可少的。 （克劳塞维茨说，必不可少的是突然袭击，或者是不让敌人知道自己的作战计划。这就进一步说明，情报——它意味着对敌人意图的了解——对防御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也就是，对防御来说，情报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对进攻来说，它只不过是应急用的。结果——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强调进攻往往忽视了情报。
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一九四零年德国进攻法国。
根据作战计划，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从阿登森林向西南突击，象一把向西北弯曲的镰刀，从翼侧向盟军部队发起强攻，把盟军部队夹在他们同海峡以及他们同其他德国部队之间予以消灭。最大的危险是法军预备队的反攻。因此德军在他们漫长而易受攻击的翼侧部署了对外的防御部队。问题在于他们的部署并没有以情报为根据，他们并不知道法军的预备队是在南部。他们出于自己的意志作出部署。敌军的预备队现在在哪里，将会在哪里，这个情报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对德军的计划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制订计划忽略了情报。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希特勒在制订战争的全面计划时也是这样。他喜欢将他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它们的命运就得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他不需要情报。他全神贯注于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兵员、枪炮、坦克、飞机、燃料。他说： “有了坦克、飞机、防坦克炮和高射炮，我们就能打胜仗。”他把他的精力，钱财和人员全部投入军备，而忽视情报。
不论是他，还是他的最高统帅部，从来没有指示谍报局进行重大活动，也从来没有向它提供能够使它对欧洲各国进行重大间谍活动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谍报局本身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它必须努力搜集情报。它懒懒散散地混日子。它在这儿放几个间谍，在那儿放几个间谍，却不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瑞典、土耳其、法国本土的政府上层安插间谍，而这些国家的态度对德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搜集英国情报工作上是拖拖拉拉的，不得力的，完全不起作用。
在别的地区，它确实搜集了少量情报——法国的动员情况和部队番号，苏联边界沿线机场的位置，诺登轰炸瞄准器，挪威沿海的部分炮兵阵地，法国海军的一种不太重要的密码。
但它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次大的成功。
相比之下，同盟国的情报工作虽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毕竟获得过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对战争起到了间接的但却是重要的影响。德国军队密码中心的一个意志薄弱而又懒散的成员，被法国间谍机关策了反，当了法国间谍，出卖了德军的作战命令和德国主要密码机（Ｅｎｉｇｍａ密码机）的部分密码的真正码底。有了这些码底，波兰的密码破译员造出了这架机器。当战争爆发时，同盟国能破泽Ｅｎｉｇｍａ密码机拍发的密码，对于取得大不列颠战役和大西洋战役的胜利，对于通过欺骗来控制在英国的德国间谍，以及对于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在欧洲赢得许多战斗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最终使以上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间谍活动成就，并不是侥幸取得的。法国密切注视着德国，特别是向她自己提供了有关德国重整军备的准确情报：她担心德国人进行侵略。同样的恐惧从来没有驱促德国人去调查他们的邻国。因此他们也从来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
德国情报机构的组织状况也显示了对情报的忽视。在大战爆发以前和大战期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有好几年没有一个情报参谋机构。而英国的参谋长们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建立了一个联合情报委员会。早在战争爆发以前，英国海军部建立了作战情报中心，它在战争期间善于推断德国潜水艇的动向，因此使同盟国能够击沉德国的潜水艇，或者能为它们自己的护航舰队确定安全的航线。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然而，在战争初期希特勒取得胜利的狂热中，任何这类疏忽都没有关系。波兰、丹麦、挪威、法国、低地国家以及南斯拉夫相继被德国打败，全都证明希特勒的如下信念的合理性：决定胜负的是进攻和进攻部队。武装部队当然需要情报机构告诉它们敌人在哪里，但这些情报对胜利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德国军队到底想打到哪／Ｌ就可以打到哪儿。一位研究工作者对此作了形象的概括，他说，在战争开始的几年中，德国军队把谍报局当作一个“快活的寄生虫”带在身边，·战争初期德国的全部经验证明情报是无关紧要的。
后来，希特勒进攻俄国。随即他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
整个战争翻了个儿。德国很快被迫处于守势。情报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德国开始用各种办法寻找情报。邮件检查员以前只是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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