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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间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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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它们所获得的情报，比肉眼看到的要多得多。到了一九一八年，德国的许多照相机每周从空中拍摄的地面的面积，比康涅狄格州还大。航空摄影成了德国军事侦察的主要手段。这个新的情报手段，对双方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下述事实中得到最生动的体现：一九一七年以后，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都吓得不敢在白天调动军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天，东普鲁土柯尼斯堡德军要塞的无线电台，截收了俄国军队的几封明码电报。这几封电报披露了俄国军队向东普鲁土大举进犯的意图。电报内容非常详细，使得东部战区德军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对于敌军动向的了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由于掌握了敌军意图，德军就在塔内贝格战役（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少数几个决定性胜利之一）中包围、分割并全部消灭了俄国军队，从而使俄国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遭到惨败。它还打开了德国人的眼界，新的情报活动方式，对德国人来说，真是见所未见。
塔内贝格战役以后，德军统帅部设立了无线电截听站。
新的情报来源，主要是由德军电讯侦察之父路德维希·福伊特提供的。一九一四年年底，福伊特三十二岁，担任了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台长。他在电台内设立了以西方国家为对象的密码分析所。虽然它的破译密码能力不如法国（例如，法国破译了德国的外交密码，而德国从未破译过法国的外交密码），但是这个密码分析所对东方的电讯侦察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德军高级将领说过： “俄国参谋部的无线电报，总是预先告诉我们他们的部队集结的地方和新的行动计划。”由于预先了解情况，德国军队打败了俄国军队。
敌军堑壕里的电话提供了更多的口头情报。一九一五年初，三十二岁的电报监察员奥托·阿伦特发明了一种装置。
这种装置可以接收接地回路的电话，并放大它的声音，从而能收听到电话中的谈话。到一九一八年，德国用二百九十二个这样的装置来偷听电话。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大本营情报处是由一个普通参谋瓦尔特·尼古拉少校领导的。他三十五岁，中等个子，黄头发，精力充沛。他象在战场上率领一个团的人马那样领导这个间谍机构，因为他是一名普鲁土军官，服从一切命令。但他远不是一位神秘的间谍头子，就象他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间谍，也从来没有同一个间谍谈过话。”他常常说，他认为他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监督间谍活动，不如说是协助他的上级想办法，提建议，处理间谍提供的情报。
到一九一七年，他指挥着大约一百五十名情报军官。其中许多人在总司令部直接受他领导，另外一些人在柏林、在军区情报站、在西线的下级指挥部、在东部战区和东南战区司令部里工作。大部分特务由九个军区军事情报站领导。其中安特卫普情报站大概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这个情报站从一九一五年初开始，是由著名的“博土小姐”埃尔斯贝特·施拉格米勒领导的。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旬，安特卫普情报站控制了大本营情报处在西方的三百三十七个特务中的六十二个；三个月之后，施拉格米勒博士几乎使她的特务人数增加了一倍，并且使积极活动的特务人数由三分之二增加到四分之三。
大本营情报处里最著名的间谍，当然是玛塔·哈里。使用这位享有盛名的舞女当间谍的主意，是大本营情报处驻克勒弗的军官巴龙·冯·米尔巴赫想出来的。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初，尼古拉在科隆的多梅饭店遇见了她。他把她安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法兰克福特·霍夫饭店，对她进行训练。当时杜塞尔多夫军事情报站负责人勒佩尔上尉（他谨慎地住在另外一个饭店里）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指导她。施拉格米勒博土替她安排旅程，并教她如何观察事物，如何写报告。安特卫普情报站的哈贝扎克先生教她如何使用隐显墨水。然后，她以Ｈ—21的特务代号，偷偷潜入敌国。勒佩尔收到了她用隐显墨水书写的、从掩护地址邮寄的两三封信，信里没有重要内容。一九一七年初，法国人截获并破译了德国驻马德里武官要求付钱给她的一封电报。他们逮捕了她，并在一天清晨，在可怕的万森碉堡的院子里把她枪毙了。
虽然玛塔·哈里成了“间谍”的代名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成功的德国特务，却是至死没有被敌人发现、死后若干年还不为人所知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十七号特务——巴龙·施卢加。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他向德军统帅部提供了关于在法国进行战争动员的第五天里部分军队部署的情报。这份情报并没有满足德国的间谍头子们本来对它所寄予的莫大希望。因为德国的指挥官还是不清楚法国是否正在实施他们所怀疑的ＸＹⅡ号计划方案，这种担心使他们不敢利用施卢加的情报。
施卢加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失败了，由此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可能促使七十三岁高龄的施卢加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回到德国休养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他又返回巴黎展开全面活动。他的通信系统，利用法国和瑞士之间边境控制的漏洞，每隔两天送回一次报告；这些报告常常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到达大本营设在德国西南部，隔着边界与瑞士的巴塞尔遥遥相望的南方情报收集站。他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所写的报告，情报收集站在六月十一日就收到了。这份报告透露： “英军抱怨缺乏弹药。由于弹药不足，他们不能履行诺言去支援法国在阿拉斯北部发动的攻势，并对此表示歉意。”
施卢加的情报，主要来自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法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的情报是不完全的，主要因为总司令约瑟夫·若弗尔和国防部长亚历山大·米尔朗不让立法机关的成员知道他们的计划。一般来讲，施卢加只能提供战术方面的情报。除此以外，他的报告时真时假，反映出他不能及时报告法国高级当局瞬息万变的观点。不过在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方面，施卢加的消息确实是非常灵通的。他的报告看来是准确的。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几乎引起一场大灾难。
这么一个老练、可靠、安插得天衣无缝的特务，给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坚持亲自看施卢加的报告。他不是把它们当作参考情报（这些情报只说明部分情况），而是把它们当作决定性的情报来看待。施卢加呢，则有意无意地反复强调法国领导人和法国政府的弱点。这使法尔肯海因更加倾向于低估法国发起进攻的意图和力量。结果，在一九一五年夏天，他漠视法国可能发动进攻的明显迹象。那时法国正在集结军队，修筑工事，准备发起进攻，甚至俘虏也供认法国确实在准备进攻。协约国在那年仲夏按兵不动的表面现象，以及施卢加的报告，使他坚信总的形势对协约国完全不利。假若他继续完全依靠施卢加的报告，他本来是要遭到惨败的。但是，后来无可争辩的隆隆的重炮声，宣告了这位间谍的情报可靠性的破产。法尔肯海因被迫调兵遣将击退协约国的进攻。
施卢加一直工作到他的身体支持不住时为止。一九一六年三月五日收到他的最后一份报告。他回到德国，在大本营领取了退休金，一年以后便死了。他的上级认为他是“间谍史上空前杰出的间谍”。
倘若说大本营情报处在施卢加身上取得了成功，刀口么它在三个关键方面却遭到了失败。一个是对美国。尼古拉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他认为获取美国军队可能调驻欧洲的情报， “不是情报机构份内的事”。在美国已经参战几个月之后，大本营情报处甚至才开始准备对这个新的敌人展开间谍活动。而且，直到最后，搜集美国情报的只有七个间谍，而美国军队却将最后打败德国。
大本营情报处的第二个失败，是经济方面的间谍活动不得力。而在这场战争中，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情报处不知道、因而也没有向德军和德军统帅部报告战场上出现的一种划时代的可怕的新式武器——坦克。
德意志帝国海军自然也利用情报。海军部参谋部门有四个情报机构：一个负责侦察和负责管理谍报人员，一个负责观察和密码分析，一个负责军政事务，还有一个是分析研究外国海军情报。通讯情报机构尤其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机构。
出生于德国北部的马丁·布劳恩中尉，在他四十来岁的时候，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建立了一个由四百五十八人组成的机构，总部设在德国北部的新蒙斯特，那里有一个大无线电台。另外还有二十多个截收站和定向站，分布在德国海岸线一带、内地和德国海军舰艇上。在日德兰战役中，他的密码破译员向德国公海舰队提供了关于大不列颠大舰队的位置和动向的大量情报。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
3。控制机构
柏林。本德莱尔大街。一座现代式的钢筋混凝土办公大楼。大楼正面的棕黄色拉毛粉饰，四排大小一样的窗户，为大楼增添了生气，使它看起来不那么森严可怕。后面，许许多多的厢房纵横交错，星罗棋布，构成一块块大大小小的庭院。
这座建筑物就是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所在地。它本当是德国军事力量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报活动的中心。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说实在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甚至从来没有自己的分析研究情报的机构。这个事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对军事情报工作的态度。
纳粹德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一体化的国家。德国的情报工作却不是这样，它不是由某一个高级机构统一指挥的。
各种各样的收集情报的机构各行其是地进行活动。它们的发现最终只汇集到阿道夫·希特勒一人的脑子里。
德国的情报机构范围广泛、名目繁多。德国作为现代化工业国所拥有的各种收集情报的机构，包括像外交部和各个政党那样通常为和平目的或者为国内服务的那些机构，都被用来为战争效劳。但是，尽管是在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下，这些情报机构的组织却有些混乱，不是那么严密和井井有条。
有时候，几个机构进行同样的活动，因而彼此竞争；有时候，属于某个指挥系统的一个机构，却把它收集到的情报送给了另一个指挥系统。
德国的情报机构并不是在一九三九年突然羽翼丰满起来的。它的某些部门是在产业革命时期逐渐形成的。军事情报工作的格局，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头十年间，没有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和束缚住，按照原来那个格局恢复了军事情报机构。希特勒上台以后，这些机构就和陆海空三军那样，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得到扩充。情报机构里最新的成份，是在一九三零年和以后才成立的纳粹党的情报机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情报机构存在于社会的四个方面：武装部队，政府各部，纳粹党和私营部门。
仔细探讨一下这些具体部门以及它们的活动机构，就像一次奇妙的快照那样，会使我们清楚看到整个体系和各个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了解这些关系，就不可能知道它们的活动过程。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名义上统率整个武装部队。他手下的国防部长掌握着实际指挥权。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也就是到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里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当上了总理、因而也就是担任了政府首脑时为止。第二年，在陆军元帅冯·兴登堡总统去世的时候，希特勒将总统职务和总理职务合而为一。他因此在名义上成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是他对武装部队取得绝对控制权的第一步。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当盖世太保凑巧发现战争部长（国防部长的新头衔）同一个妓女结了婚之后，希特勒取消了战争部，把整个武装部队的“直接的亲自的”指挥权揽在自己手里，并且在战争部的主要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他命令“作为直接由我指挥的军事参谋部”
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根据我的指示对帝国防务的各个方面作好统一的准备”。这是第二步。
威廉·凯特尔将军担任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身体结实，年近六十，是一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平平庸庸的人。当希特勒想找一个人领导他的新参谋部，并且向战争部长征求关于他的意见的时候，战争部长回答说：“啊，凯特尔不成问题，他正是领导我那个部门的合适人选。”希特勒采纳了这个意见，说道； “他正是我要找的人！”凯特尔坚信希特勒是德国的救星，对希特勒提拔他感恩不尽。而且，他经常接近希特勒，颇受他的影响，他对希特勒一片忠诚，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当一颗谋杀希特勒的炸弹爆炸之后，凯特尔从烟尘中爬起身来，使劲抱着他的主子，大声喊道： “我的元首，您还活着！您还活着！”那年的下半年，当武装部队的成员可以合法地加入纳粹党的时候，他加入了。凯特尔认为，支持希特勒，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是他应尽的责任。在形势会议上，他常常插话，表示同意希特勒的观点。他从不反对希特勒，大概只有一次是例外，也从不支持反对希特勒的指挥官。他不让希特勒看到令人扫兴的情报，怕他看了后感到不安。他对希特勒唯命是从，即使他本人认为希特勒的命令对军事行动有害，或者同希特勒刚刚发出的另一道命令相矛盾，他也不去管它。一位观察家一语道破地说：他只知效忠，没有个性。话又说回来，如果他没有这样一副奴才相，他早就被撤换了。
他手下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此人薄薄的嘴唇，瘦削的面庞，沉默寡言，机诈权变。如果有谁称得上是希特勒的参谋长，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一九三六年，他不肯当德国新建立的空军中的参谋总长，宁愿继续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第一任部长。他也相信希特勒，但不是像凯特尔那样毫无保
留地相信。有时候，他挖苦希特勒，有时候又硬顶他几句。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他比较讲究策略、比较圆滑。他在报告有关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问题的形势会议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些具体事件的时候，有时不经意地透露了整师部队后撤的令人不愉快的消息。他常常先回避困难问题、只是等到后来才把它们提出来，并且奉劝希特勒作出让步，甚至改变主意。
一九四四年，他也参加了纳粹党。他会耍笔杆子，希特勒的许多作战命令和德军的许多公报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最后的墨迹之一，是在兰斯的一所学校里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所拥有的权力，似乎使它能够运用协调一致的战略为陆海空三军制订作战计划，就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那样。但是它没有做到这一点。首先，它是一个参谋部，没有指挥权。凯特尔的权力只限于统帅部内部；他不能对陆、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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