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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间谍-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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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建造船只，这篇报道还透露了一个背景：根据这项船舶建造计划，将要建造四千四百零三艘船只，总吨位四千四百万吨。这为外国商船组提供了可以进行计算的可靠依据。这些计算是由该组的Ｈ0 ｌｌｅｒｔｈ计算机进行的，这些在计算时发出一片卡嗒声的计算机，最初放在蒂尔皮茨沿河大街七十二号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一座沙岩建筑物内，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遭到空袭轰炸后，搬到萨克森巴特劳特的一个疏散站，约有五十人看守着，他们占外国海军处的这个分遣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些人使用机器跟踪他们所知道的每一艘远洋货轮、油船和运输船在海上的活动，这样的船只数以千计。这些机器还能作出统计，算出不同航线上——沿着美国大西洋海岸，抵达英国不同港口，横渡北大西洋或南大西洋——的船只的吨位。它们还能计算出同盟国已下水和正在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
在这方面，外国商船组的分析家们的计算是非常准确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外国商船组报告，一九四二年美国建造了五百九十二艘自由轮和六十二艘油轮。实际数目是五百九十七艘和六十一艘。但这是依据事实而作的报告。在预料时，他们就不那么准确——连美国的船舶建造者也不能精确地预料将会建造多少船只。最初，德国人高估了美国的造船能力。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德国估计美国在一九四二年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在七百二十万至九百三十六万吨之间。实际上有七百七十七万吨位的船舶交付使用。但是在那以后，德国人大大低估了美国的造船能力。至少有一部分原因似乎是外国商船组认为要保持所传每五十五天就建造一艘自由轮的速度是“不可能的”，该组认为建造这样一艘商船平均需要七十天。实际上平均建造时间降至五十天零几个小时。根据这样的推测，海军作战指挥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估计，美国在一九四三年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将达一千四百一十万吨，造船厂实际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几乎达一千八百万吨。
对美国造船速度的估计，大概对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部将领的头脑里常常打转的一个数字的形成起了帮助作用。这个数字就是“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德国潜艇平均每月击沉的船舶的总吨位，必须超过同盟国新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这样才能赢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这个数字一般在七十五万吨左右浮动，虽然在一九四二年，当时还仅仅担任潜艇总司令的邓尼茨，一时过分盲目乐观，把这个数字降为四十万吨。奇怪的是，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似乎同德国对同盟国造船速度的估计没有关系。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估计的数字，比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估计的数字还要高，然而所定的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却降低了。原因似乎是这个数字仅仅是一个指标，一个适合于一时情况需要的指标，一个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部的将领们在向来访的政治家或者下级作宣传时，或者在进行内部政治斗争时，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随意增减的指标。
这个数字对海战没有产生影响。此外，对美国造船速度的错误估计，同德国海军情报机构面临这个首要问题时产生错误的两个原因相比，是相当无关紧要的。德国情报机构试图确定同盟国在某一时期拥有多少吨位的船只，进行作战又需要多少船只，这是预料同盟国行动的基本情报。第一，轴心国声称击沉的船只总比实际数目要多。比如，海军总司令部相信，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潜艇和飞机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击沉的船只的总吨位是八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七吨。实际上同盟国损失的船只的总吨位是五十六万七千三百二十七吨。第二，德国人大大高估了从海上运兵所需要的船舶吨位。外国海军处推算，运一个美国步兵师，需要三十万总吨位的船只，但实际只需要十二万二千吨位。换句话说，外国海军处估计的船只吨位，比实际需要的几乎高出百分之二百五十。这意味着它相应地减少了它认为可以运到登陆地点的口币的数目，从而危险地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
这一次又一次地导致毁灭性的估计错误。 “Ｃ同盟国的）
船舶吨位……不能满足运输一支大型远征军及其后续供应的需要，”海军总司令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作出了如上的预料。三个星期之后，同盟国部队在北非登陆。雷德尔不得不向希特勒承认：这“证明同盟国尚不缺乏从事战略行动所需的船只”。但是几个月之后，德国人重犯了错误。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一份形势报告宣布： “目前的吨位情况无论如何表明，敌人极其不可能迅速地将大规模作战行动所需的大量人员和物资运出集结地域。”七个星期以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并开始向意大利半岛挺进，促成这个国家叛离轴心国集团。
海军作战指挥部作战处作出这些预料所依据的统计数字，来自外国海军处。在一九四二年被任命接替戈特弗里德·克吕格尔海军上校担任外国海军处处长的前驻莫斯科海军武官、圆圆胖胖的诺贝特·冯·鲍姆巴赫海军上校认为，虽然向作战处提供有关敌人情况的情报是他的最重要的工作，但只是他的工作中相当少的一部分。他的统计数字，总是得不到间谍或截收材料的纠正，如果间谍或截收构·料对同盟国的计划有较深刻的洞察，本来是可以作些纠正的。因此，作战处谋求根据一般战略原则，或者根据吨位数字，从地理角度上预测同盟国的行动。但是前一个根据由于同盟国出其不意的行动而站不住脚，后一个根据则已证明是灾难性的错误。
虽然希特勒式的估计逐渐渗透到形势报告中，非常亲希特勒的邓尼茨取代了雷德尔之后尤其如此，但并没有澄清海军对外界形势的看法。作战处在一九四三年说： “美国对德国和苏联采取同样敌视的态度。”但事实并不是如此。鲍姆巴赫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调到陆军参谋总部海军联络处（部分是为了保护这个反纳粹分子），以及比较投合邓尼茨心意的奥托·舒尔策海军少将取代了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倾向。
结果是外国海军处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产生了几乎完全消极的影响。它的虚假的吨位数字，尽管是它对了解敌人的情况所作的仅有的重要贡献，却使海军得出了致命的错误结论。要说外国海军处有啥最好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没有它，海军总司令部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或许就是鲍姆巴赫在别人问他那个处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作了什么贡献时，他的答复“贡献就在于有这么一个机构”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
21。第四副参谋总长和武装部队
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处库特·冯·蒂佩尔斯基希将军是一位参谋官，四十五岁，矮个子，粗脖子，留着平头。他出身一个老的军人家庭，他父亲也是一位将军。他一九零八年参加了精锐的伊丽莎白女王禁卫步兵旅。一九一四年，他在马恩受伤被俘，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被关押在法国。大概由于他学会了法文，或者按理说他学会了法文，军方在一九二四年安排他到军队部三处工作。两年以后他离开三处到野战部队，但在一九三二年返回，一九三三年担任三处意大利组组长和主任参谋。一九三六年，他再次回到三处，这一次他担任三处处长。三处是陆军参谋总部情报处。蒂佩尔斯基希相当孤僻，至少有一个下级认为他软弱，但权欲熏心，不切实际地乐观，有一个外国人认为他没有志气，仅仅满足于能够对敌军进行分析估价。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担任参谋总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却喜欢他，信任他。不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当哈尔德把研究情报的机构分为两个处，并且设立一个副参谋总长来监督这两个处的时候，他任命蒂佩尔斯基希担任这个职务。副参谋总长的职务首先是在一八八二年设立的。已经有了三个副参谋总长；第四副参谋总长负责情报，哈尔德让担任此职的人领导以下机构：两个情报处（西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军处），武官处以及后来成立的另一个处，这个处主要调整军方同纳粹党的关系。
身任第四副参谋总长，蒂佩尔斯基希处理的是高级军事情报，这是要牵涉到政治的。他本人并不分析原始情报，也很少写报告，而是谋求工作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处理各个处解决不了的问题，协调它们的工作，并把它们的工作归纳成一个完整的形象。战争爆发以后，他有时在每日形势会议上向哈尔德提供情报，有时私下提供。比如，蒂佩尔斯基希在不同场合向参谋总长汇报了如下的情况：东线的总的形势，俄国显然对巴尔干不怀意图，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布伦内罗的会晤，法国的作战方法和战术，在德国进攻法国的前一天法国将显然是三个师的兵力从东部调往巴黎，比弗布鲁克勋爵被任命为英国空军生产大臣，以及法国陷落后欧洲的形势。此外他还忙于非情报工作。他到罗马尼亚视察驻那里的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就宣传工作提出建议，向陆军总司令汇报在波兰枪杀妇女和儿童的情况。
在波兰、挪戒和法国战役期间，蒂佩尔斯基希一直担任第四副参谋总长。但是，同许多其他军官一样，他实际上想指挥一个师。一九四零年秋天前后，由于他在参谋部的工作干完了，眼前又没有作战任务，哈尔德于是告诉他，一俟接替他的人从东京回国，他就可以去那里担任陆军武官。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两人交换了工作。
新的第四副参谋总长是格哈德·马茨基上校，四十六岁，高个头，是一个使人愉快的步兵军官。他是在二十年代同哈尔德一起在慕尼黑的一个军参谋部共事时互相认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东线和西线都打过仗，在几所大学学过哲学、经济、历史和国际法。他曾在国防部国联处工作过，他是除了上过著名的参谋总部军官学校以外，还上过武装部队军事学院的少数德国军官当中的一名。俄国战役开始后，他随同哈尔德一起搬到参谋总部东普鲁士大本营。
每天上午，他从副官或下级处长那里得到有关敌人情况的情报后，便在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召集的上、下午形势会议上，和各处处长一起介绍这些情报。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将这些情报写进各自的报告里，在元首每日两次召集的形势会议上进行汇报。马茨基本人从来没有出席过元首召集的形势会议。同蒂佩尔斯基希一样，他向哈尔德提供特别高级的报告：英国共有多少军队，日本能否对英国宣战，德国期望俄国的德占区的收成能有正常年景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以及维希法国会不会发生危机等等。由于东线外军处和西线外军处提供了基本情报，他认为他的工作主要是进行综合平衡。在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东线的情况下，他力求使西线和对德国的战略可能产生影响的政界的情报赢得人们的承认。但他失败了。尽管他作出了种种努力，证明地中海同样重要，希特勒却告诉哈尔德： “我对这个边缘地区的战争不感兴趣。”
一九四二年九月，希特勒撤掉了哈尔德，换上蔡茨勒。
新任参谋总长反对剩下的两个副参谋总长，即主管作战问题的第一副参谋总长和主管情报的第四副参谋总长。在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哈尔德取消了第二、第三副参谋总长的职位，他觉得他们碍他的事。剩下的两个副参谋总长，把蔡茨勒和各处处长隔开了。由于同样原因，他将原来由第一副参谋总长领导的作战处改为直接归他领导。在和平时期，副参谋总长们将参谋总长直接控制的下级处长从十几个减至五个。但是，取消剩下的两个副参谋总长的职位，虽然意味着参谋总长表面上大约有十六个直接下级，其实真正同他打交道的几乎只有三个，即作战处长，东线情报处长和军需处长。
在战争期间，由于分别开辟了陆军总司令部战区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其他的处退到幕后了。但是蔡茨勒的反对意见也有不那么公平的地方。第一和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资格都比他老，他似乎感到尴尬。他或许觉得，如果他把哈尔德指定的两个高级领导人的职位取消了，就会削弱参谋总部内反对他所信任的希特勒的那股势力。由于开辟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马茨基的工作中有一半是蔡茨勒不感兴趣的。马茨基未能使东部战区以外的诸种因素引起指挥机关的注意，证明情报工作普遍缺乏效率。此外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七月，当时仍然担任西线德军参谋长的蔡茨勒，由于大肆宣传同盟国对迪埃普的袭击是一次被挫败的登陆行动而赢得了一些荣誉，因为这个观点符合希特勒的看法。而马茨基的声誉却受到了损害，因为他根据被缴获的命令，证明迪埃普袭击只是一次试探。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蔡茨勒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盟军完全出其不意地在北非登陆的第二天，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职位。马茨基被调去指挥第二十一步兵师。东线外军处、西线外军处和武官处直接归蔡茨勒领导。武官处处长霍斯特·冯·梅伦廷上校承担了一部分原来由马茨基承担的报告政治军事情况的任务。
情报机构能够通过第四副参谋总长这个职位很高的共同上级，向搜集情报和使用情报的机构施加压力，这一职位被取消大概减轻了这个压力。马茨基的比较全面的综合看法渐渐消失。但是这点无论如何够勉强的长处，同取消这一职位、同两个战线可以进行对比、同两个情报处服务的各个机构可以呈现出差别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相比，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组织工作方面，损害德国军事情报的各种奇怪现象中，最奇怪的恐怕是在最上层长期缺乏一个估计敌人的能力和意图的机构。在战争的大半时期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没有建立自己的这种机构。然而当时的形势并不象乍看起来那样完全不负有责任。
武装部队最高统口巾部实际上有一个机构在分析一种形式的情报，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本身的作用一样，这种情报超出了个别情报机构的狭隘利益。这种主要是政治性质和军事性质的情报，来自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外国情报局，该局反过来主要是从情报收集机构提供的材料中挑选这些情报的。战争爆发前，外国情报局局长比尔克纳海军上校、比尔克纳的上司卡纳里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约德尔、约德尔的副手瓦尔特·瓦尔利蒙特上校以及最高统帅部其他各部门负责人每天举行会议，保证作战部能够得到它所需的全面的情报。战争期间收到的情报更多，于是外国情报局在最高统帅部作战部设立了一位联络官。联席会议继续举行，但不是每天都开。如果作战部想要比较具体的军事情报，外国情报局就设法获取关于敌人的情报，了解敌人搜集到了哪些关于德军的作战、编制和给养的情报：它是从每个个别情报机构的能干的情报人员那里获取这些情报的。个别的情报机构主要是指西线外军处，因为它的活动领域正好适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指挥的战区。作战部运用获取的情报制订计划，帮助约德尔在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上汇报情况。
这个安排在战争的头三年是适用的。曾经考虑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建立一个中心情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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