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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间谍-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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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迪特里希和希特勒一起出巡的时候，随身带着德国新闻局二十三岁的速记员海因茨·洛伦茨。洛伦茨的差事是记录德国新闻局用电话报告的新闻，把它打印出来交给元首。在战前，向元首提供材料的这个机构只是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活动，因为希特勒在首都的时候，有迪特里希向他提供材料。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材料数量的增加，迪特里希在柏林的时候也让洛伦茨和另外两三个人搜罗材料，然后送交给他。当他和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时候，洛伦茨通过电台和电传打字机向他提供情报。德国新闻局选择材料的根据是报纸上的一般看法和迪特里希想要的新闻：主要政治家的政治宣言、议会或国会的重要辩论以及严肃报刊的评论。迪特里希阅读这些材料，最后决定哪些应该送给希特勒。每天早上，他将这些材料送给希特勒的贴身男仆，男仆必须把它们放在元首的寝室外面，以便他一早醒来就可以看到它们。然而通常是在早饭后将新闻消息和报纸一块儿送给他。这些消息是原文的译文，不过有时候原文被删节。一天从早到晚，希特勒能够不断地读到最新消息。迪特里希不停地向那个贴身男仆送材料，男仆总是站在元首的附近，当元首要材料的时候就递过去，而元首是经常要看材料的。他经常每次阅读一百份。
这些新闻材料和画报为他提供了有趣味的、有时是重要的事实。但是他和他的下级一样，不能从这些报纸中得到关键的军事秘密或政治秘密。严格控制着自己的报刊的希特勒，承认战时报纸的报道是不全面的。
“比方说，如果在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英国的反对派的力量有多大，谁参加了这个反对派，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有一次他说道。“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所知道的只是我读报纸后所了解到的那些东西。”
而且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过份依赖报刊的严重危险。有一天，他在形势会议上谈到意大利战线的时候，指着地图上的某个地方说道： “英国人散布消息说，他们在这个地区作好了向我们这里进逼的各种必要准备。这显然是记者的胡说八道。”
12。窃听外交官谈话
在荷兰海岸，离大海两百码的地方，有一座改建的青年招待所，技术人员正在里面监听一批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情报活动的最耸人听闻的成就：窃听到了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和温斯顿·邱吉尔的无线电通话。为了防止窃听，两人的通话改变了频率，电子设备自动快速地将变频通话还原。秘密通话的录音翻译出来后，立即送给元首本人。
这些设备属于德国邮电部研究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邮电部研究所一直在为德国邮局研究保密通话方法，·因为德国邮局同多数欧洲国家邮局一样，管理着自己国家的电话系统。战争开始时，德国邮电部长断定还原敌人的变频通话将对德国有更大的帮助。他将二十九岁的技师库特·Ｅ·费特尔莱因，从变频通话研究小组调到还原变频通话研究小组。费特尔莱因觉得英国和大西洋彼岸美国之间的无线电话联系最有趣，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方面。
为了防止他人用短波接收机窃听这条线路上的通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英国邮局在发射时故意将声音弄得含混不清，在接收时用一种叫做Ａ—3 的电子装置将声音还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Ａ—3 装置，安装在纽约沃克街四十七号一间锁着的房子里，所有无线电话在发射到大西洋彼岸前，都要先经过这间房子。
德国邮电部也有Ａ—3 装置，同美国进行无线电话通讯，因此，费特尔莱因知道这种装置的操作原则。但是他不知道笼罩着美国秘密通话的变化。费特尔莱因和他的助手们，在柏林环行街德国邮电部棕褐色大楼里，利用示波器、摄谱仪、滤波器，耐心地分析在法国德占区波尔多附近窃听到的美国发射的通话。到了一九四零年底，他们分析出了Ａ—3 装置的秘密参数——次能带的宽度、分频点和每隔十二分钟变化三十六次的频率转换。
为了解开日常变频通话的奥秘，费特尔莱因打算制造一种装置，这种装置能使变频通话正在进行的时候就把它们还原出来。这就要求要有一个极准确的时间标准，因为Ａ—3 装置在三十六次变动的变频周期中，每二十秒钟就变换频率一次，掌握准确的时间，是应付大量变频通话的唯一方法。
费特尔莱因在寻找设立截收站的地点的时候，发现荷兰海岸诺德魏克附近的接收效果最好。那儿既能接收英国发射机的地波，又能接收它发往美国的无线电波束的回波瓣。费特尔莱因接管了青年招待所，开始安装设备，这些设备足足摆满了两三个起居室；三四个单旁频带接收机、滤波器、调制器、转换器、磁带录音机和计时器。这些设备以一部石英晶体稳定计时器为计时标准，还原变频通话的功效非常接近于Ａ—3 装置，即使一整天没有通话，一旦通话重新开始，这些设备漏收的也只是一个音节的一小部分。
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费特尔莱因的单位——有时被称作研究站——已经开始截收和还原变频通话。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邮电部长威廉·奥内佐格，这个表面上和蔼可亲、持有四十二号纳粹党证的老头子，向希特勒报告了研究站在荷兰海岸的惊人之举，并且呈上一份截听材料样品。不久，费特尔莱因手下的十几个技术人员，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地监听同盟国的通话。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变频通话，是由两个菱形天线截收到的，当即被安装的设备还原出来，而且录了音。每日的通话常常多达六十次，从来不少于三十次。五六个颇能胜任的翻译监听这些通话，把其中有情报价值的挑选出来。最初他们当场翻译出来，将翻译的德文用密码发往柏林。但是同盟国的变频措施，使通话的质量下降，加上无线电干扰和偶尔翻译得不准确，导致后来的通话就按英文原文发往柏林。由于奥内佐格同党卫队戈特洛布·贝格尔将军要好，通话就直接发往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再由舍伦贝格转报希特勒、外交部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研究站与元首大本营之间还有直通电话线。
这个活动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有一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技术人员改变了波段，迫使费特尔莱因作了一些重复分析。一九四三年，同盟国突击队缴获了海岸线上的部分德国雷达，德国人担心研究站也有可能遭到类似的袭击，于是，它迁到荷兰东南部城镇瓦尔肯斯沃德。在城镇北面尼尤韦·沃尔雷塞韦格和德黑兹拉这两条街交叉的林地里，德国为研究站修建了一个直角形砖石和钢筋水泥坚实掩体。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在由一英寸厚的钢门防护着的工作室里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厨房里做饭，在安有老虎窗的房间里睡觉，在有壁炉的起居室里休息。掩体四周围着篱笆，篱笆上安着带刺铁丝网。一九四四年秋天，研究站撤退到巴伐利亚。那儿离敌人的发射台太远，大大影响了接收效果。
截收的电话，多数是同盟国中级官员讨论一般性问题。
很多通话是请求增派部队、飞机和其他供应品。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五十分英国商务部三位官员之间的通话。这三位官员是同时在华盛顿出差的负责工业供应的赫伯特·陶特次官和负责商业关系与条约的约翰·斯特林次官，以及在伦敦的负责商业关系与条约的拉尔夫·诺埃尔次官。英文通话的部分内容如下（德国人用Ｂ表示英国，用Ａ表示美国，在美国讲话的显然是斯特林）；Ａ：是我，我之所以要和你通话，是因为美国方面不出一个月，就肯定地认为英帝国是以如下的方法来估计根据租借法案提出的援助要求的。英帝国的每个成员国向伦敦提供一份该成员国对它的全部要求所作的估计的清单， 然后伦敦说能不能提供那么多的东西……如果不能提供那么多，就根据租借法案提出补助要求。你听明白了吗？
Ｂ：听明白了。
Ａ：……我想请你证实一下事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久前的一天，我们给你拍了一封电报，关于提供补助的第917 号电报。你收到了吗？
Ｂ：是的，我收到了。
Ａ：你可以忘掉这件事。 Ａ：917。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桑德斯在我离开前给我一个条子，条子……讲的是物资委员会分配钢铁的办法。莱恩（？）在条子底下附了一句话，暗示不应把这张条子的事告诉另一方。
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告诉，……
舍伦贝格在致外交部的说明信中，将此事夸张了一番。他说， “美国方面充满了怀疑和不满情绪，因为这些国家既要根据租借法案要求提供物资，却又不愿提供有关它们自己产量的情报资料。”但是，即使舍伦贝格夸大其词，弄虚作假，截收的情报很难说是非常重要的。
高级官员的通话也没有提供比这多得多的情报。研究站截收了同盟国许多高级官员的谈话，他们之中有邱吉尔、罗斯福、马克·克拉克将军，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
它窃听到了艾夫里尔·哈里曼在前往莫斯科担任驻苏大使这一新的职务，途径伦敦时与刚被任命主管对外经济事务的利奥·克劳利之间的通话。它收听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同当时正在华盛顿、刚被任命为他的外交国务大臣的理查德·劳讨论货币问题的谈话。但是这些窃听的收效甚微。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下午五点零五分，德国人窃听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最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同邱吉尔的谈话。
（邱吉尔使用约翰·马丁的化名，但德国截听者听出了他是何人。）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一直在讨论意大利即将对德宣战的问题，霍普金斯与邱吉尔谈的大概就是这件事，但是没有透露肯定的线索：Ｂ：我是约翰。
Ａ；什么事？
Ｂ：你能给我一个有希望的答复吗？
Ａ： 可以。
Ｂ：好。
邱吉尔接着说某件事“可以敞开来谈，并且……”霍普金斯回答说， “是的，”邱吉尔又不得不重复好几次。接着ｓＡ：报告（或纪录）还未发出，但即将发出。
Ｂ：我明白了，好。
Ａ：好吧，再见。
Ｂ；再见。
透露情况最全面的，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邱吉尔同纽约一位官员的谈话。谈话译成德文后，送给了希特勒。里面有一句最有意思： “你们会加快作出最大的努力。”
这些谈话缺乏实质内容，可以肯定，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承认变频通话并不安全。大西洋线路的话务员经常提醒通话者注意这一点。通话者多半是在需要迅速得到某一个问题的答复，或者在需要作些讨论、但又不至于泄露任何机密的情况下迅速解决某个问题，或者在他们有时只是想听听对方的声音的时候，才不顾安全而进行通话。
尽管如此，邱吉尔和罗斯福并不总是象他们应有的那样谨慎。事实上，邱吉尔酷爱打电话，一天到晚动不动就拿起话筒叫罗斯福，而罗斯福也是言谈轻率，使德国人感到惊讶。和较低级的官员不同，罗斯福、邱吉尔和其他几位高级官员在打电话时，电话员并不提醒他们通话保不住秘密。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迹象：当没有这样的提醒时，就是一位重要人物在打电话了。部分由于这个原因，部分由于邱吉尔和罗斯福的重要身份，两人之间的一些通话所透露的情况，比截听到的其他通话所透露的情况更为重要。有一次通话暗指的是为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而进行军事集结，证明登陆的日期更临近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一次通话，使德国人推测出同盟国一直在同墨索里尼下台后的意大利新政府打交道。虽然这仅仅是推测，截收的这份情报更加坚定了德国人的决心；要尽快地把军队派到意大利，不让同盟国因为意大利反戈而占便宜。德国人的这个决心坚持了三天。
但是，这些结果充其量是勉强的旁证材料。最后，就连这样的材料也越来越少了。窃听同盟国高级官员的无线电通话的绝技，实际上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德国人并没有非同寻常地洞察出·同盟国的计划。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在一捆截听材料上大失所望地批道那样： “一般来说，从这些材料中得不到多少东西。”
研究站只是德国通讯情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点不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时，德国从事这种活动的大型机构不下九个：1 ·研究站；2 ·赫尔曼·戈林领导的一个独立机构——研究部，从事窃听有线电话、截收无线电报、破译整个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密码情报；3 ·破译外交电报的外交部人事行政处；4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指导武装部队的密码工作，破译高级的军事和外交密码；5 ·陆军无线电情报机构，6。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7 ·海军无线电情报机构；8 ·德国保安总局六司无线电观察站，破译外交电报，一九四三年解散；9 ·信件电报检查机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机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一个原因是情报分工；陆军破译陆军的密码，海军破译海军的；信件电报检查需要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同于截听大西洋两岸之间的无线电话的机构。另一个原因是贪权：戈林、里宾特洛甫和陆军死死控制住各自的情报机构，其实这些机构在相当大程度上提供同样的情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特勒不愿只让一个情报机构控制他的情报，他总是宁愿不怕重复，也要几个最好是互相竞争的不同机构为他提供情报。这样的重复工作，使通讯情报同其他形式的情报，例如间谍情报比较起来，就更加廉价、更加不费力气，而且更及时、更可靠。
尽管这些机构互相竞争，有时免不了算旧帐，因而关系一直比较冷淡，但它们在技术问题上却合作得相当好。
这些机构中最大的机构，对德国的对外情报活动的贡献却最小。在德国和德占区，有时有二十多个信件电报检查站从事检查工作，雇用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信件电报检查站先由谍报局、后由德国保安总局领导。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检查站，专门启封检查德国和瑞士、德国和法国的德占区之间来往的信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该站有九十七个军官、一百二十个文职官员和二千五百八十个雇员，每天检查的信件达十二万至十五万封。到了一九四四年九月，每天平均检查的信件下降到不足二万封。工作人员数目也下降了。
对大量信件电报进行检查，从中挑选出零零碎碎的情报。信件中包括经过德国的中立国信件，最初是抽查，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改为全部检查。每个检查站将它认为对以后有用的信件电报送给柏林的一个中心估评站，中心站将它们分为政治、军事和经济几大类，然后把它们转给有关机构。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中心站告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经济情报处、卡纳里斯的对外情报处和海军情报机构：英国国防运输国务大臣接受了法国的《多里兹舰长》号轮船。中心站还报告了下述情况；葡萄牙向英国出口甜面包；美国并不缺水银，同盟国大麻供应面临严重困难。经济情报处说它从每天收到的两三百封信件电报中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
战争爆发之后三天，党卫队保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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