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故事_[美]房龙-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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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表现。在30年战争期间，玛格德堡市长及气泵的发明者奥托·冯·格里克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大批科学家投入对电的研究。1795年，至少有三名教授发明了著名的“莱顿瓶”。与此同时，世界闻名的美国天才本杰明·富兰克林继本杰明·托马斯（他因同情英国而逃离新罕布尔什，后被称为朗福德伯爵）之后，将注意力转向这一领域。他发现闪电与电火花属于同一性质的放电现象。此后，到忙碌而成果累累的一生走到尽头，富兰克林一直在对电进行研究。随后出现的是伏特和他的“电堆”，还有迦瓦尼、戴伊、丹麦教授汉斯·克里斯琴·奥斯忒德、安培、阿拉果、法拉第等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终其一生，勤奋不懈地探索着电的真正特性。　

　　这些人不计回报地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世。萨缨尔·摩尔斯（像福尔顿一样最初是艺术家）认为，他能利用这种新发现的电流，将信息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他准备采用铜线和他发明的一个小机器来达成目标。人们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摩尔斯不得不自己掏钱做实验，很快便花光了所有积蓄。人们对他的嘲笑声更猛烈了。摩尔斯请求国会提供帮助，一个特别财务委员会答应为他提供所需的资金。但是，满脑子政治经的议员们对摩尔斯的天才想法既不理解也无兴致，他不得不苦苦等上12年，才最终拿到一小笔国会拨款。随后，他在纽约和巴尔的摩之间建造了一条“电报线”。1837年，在纽约大学一个人头涌动的讲演厅里，摩尔斯第一次成功地演示了“电报”。1844年5月24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长途电报从华盛顿发至巴尔的摩。今天，整个世界布满林林总总的电报线，我们将消息从欧洲发到亚洲只需短短几秒钟的时间。23年后，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利用电流原理发明了电话。又过去半个世纪，意大利人马可尼更进一步，发明出一套完全不依赖老式线路的无线通信系统。

　　当新英格兰人摩尔斯为他的“电报”奔忙之际，约克郡人米切尔·法拉第制造出第一台“发电机”。这台不起眼的小机器完工于1831年，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将维也纳会议的美梦彻底颠覆的法国七月革命的巨大震感之中，没人留意到这项改变世界的发明。第一台发电机不断改进，到今天，它已能为我们提供热力、照明（你知道，爱迪生于1878年发明的小白炽灯泡就是在同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及法国的实验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和开动各种机器的动力。如果我的推想没错，那么电动机将很快彻底取代热力机，就如同更高等、更完善的史前动物取代他们生存效率低下的邻居们一样。

　　就个人而言（本人对机械一窍不通），我将非常乐于见到这种情形的　发生。因为电机由水力驱动，是人类清洁而健康的忠仆。可反观作为18世纪最大奇迹的“热力机”，它原本喧闹且肮脏，让我们的地球竖满无数荒谬可笑的大烟囱，没日没夜地倾吐着滚滚的灰尘与煤烟。并且，为源源不断地用煤来满足其贪得无厌的胃口，成千上万的人们不得不费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向矿坑深处挖掘。这种情景并不美妙。

　　如果我不是一名必须坚守事实的历史家，而是可以随意挥洒想象力的小说家，我将会描写把最后一部蒸汽机车送进自然历史博物馆，置于恐龙、飞龙及其它已灭绝动物的骨架旁的动人情景。这将是令人倍感愉快的一天。

第五十七章　社会革命

不过，新机器造价昂贵，只有富人们才买得起。旧日在小作坊
里独立劳作的木匠和鞋匠们被迫出卖劳动，接受大机器拥有者
的雇佣。虽然他们挣的钱比过去更多，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昔
日的自由生活。他们不喜欢这种状况。


机器带来的变革

　　以前，世界上的工作都是由端坐在屋前小作坊里的独立劳动者们完成的。他们拥有工具，可以由着性子打骂自己的学徒。只要不违反行会的规定，他们通常能随心所欲地经营业务。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必须工作很长时间才能维持生计。不过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如果他们某天一早醒来，发现这是一个适合钓鱼的好天气，他们便出外钓鱼。没人对他们说“不许去”。

　　可是，机器的使用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机器无非是放大的工具。一辆以每分钟1英里的速度载着你飞驰的火车其实就是一双快腿，一台把沉重铁板砸平的气锤也不过是一副力气出众的铁拳。

　　可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双好腿、一副好拳，可一辆火车、一台气锤或一个棉花工厂却是贵得要命的机械，他们不是个人能够拥有的。通常，它们由一伙人各出一定的金额购买，然后按投资的比例分享他们的铁路或棉纺厂赚取的利润。因此，当机器改进到可以实际使用并赢利时，这些大型工具的生产商便开始寻找能够以现金支付的买主。

　　在中世纪初期，土地是代表财富的唯一形式，因此只有贵族才被视为有钱人。可正如我在前面章节告诉你们的，由于当时采用古老的以物易物的制度，以奶牛交换马、以鸡蛋交换蜂蜜，所以贵族们手中的金银并无多大的用处。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城市的自由民们从东西方间再度复兴的贸易中聚敛了大量财富，成为贵族与骑士们的重要对手。

　　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贵族的财富，极大提高了中产阶级（即所谓的“布尔乔亚”）的地位。紧随大革命而来的动荡年月为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提供了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使他们积累了超过自己在世上应得份额的财富。教会的地产被国民公会没收一空，并悉数拍卖。其中的贿赂数额高得惊人。土地投机商窃取了几千平方英里的价值不菲的土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本囤积谷物和军火，牟取巨额暴利。到机器时代，他们拥有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他们日常生活所需，能够自己开设工厂，并雇佣男女工人为他们操纵机器。

　　此举导致数十万人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短短几年内，许多城市的人口成倍增长。以前作为市民们真正“家园”的市中心，如今被粗糙而简陋的建筑团团包围。这里就是那些每天在工厂工作11到13个小时的工人们下班后的栖息地，当一听到汽笛响起，他们又得从这里赶紧奔回工厂。　

　　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人们纷纷传说着去城里挣大钱的消息。于是，习惯野外生活的农家子弟们蜂拥到城市。他们在那些通风不畅、满布烟尘污垢的早期车间里苦苦挣扎，昔日健康的身体迅速垮掉，最后不是在医院奄奄一息就是在贫民院里悲惨死去。　

　　当然，从农村到工厂的转变，并非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形下完成的。既然一台机器能抵100个人的工作，那因此失业的其余99人肯定会心怀怨恨。袭击工厂、焚烧机器的情形时有发生。可早在17世纪，保险公司就已出现。作为一条原则，厂主们的损失通常总能得到充分的弥补。　

经济观念的变革

　　不久后，更新更先进的机器再度安装就绪，工厂四周围上了高墙，暴乱随之停止了。在这个充满蒸汽与钢铁的新世界里，古老的行会根本无法生存。随着它们如恐龙般接连消失，工人们试图组织新式的工会。可厂主们凭借他们的财富，能对各国的政要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借助立法机关，通过了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借口是它妨碍了工人们的“行动自由”。

　　请一定不要以为，通过这些法律的国会议员们全是些用心险恶的暴君。他们是大革命时代的忠实儿子。这是一个人人谈论“自由”的时代，人们甚至常常因邻居们不够“热爱自由”而杀死他们。既然“自由”是人类的最高德行，那就不应由工会来决定会员该工作多长时间、该索取多少报酬。必须保证工人们能随时“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能同样“自由地”经营他们的工厂。由国家控制全社会工业生产的“重商主义”时代已告终结。新的“自由经济”观念认为，国家应该袖手旁观，让商业按自己的发展规律运行。

　　18世纪下半叶不仅是一个知识与政治的怀疑时代，而且旧有的经济观念也被更顺应时势的新观念所取代。在法国革命发生的前几年，路易十六的屡遭挫折的财政大臣蒂尔戈曾宣告过“自由经济”的新教义。他生活在一个被过多繁文褥节、过多规章制度、过多大小官僚所苦的国家，深知其中的弊病。“取消这些政府监管”，蒂尔戈写道，“让人民按自己的心意去做，而一切都会顺利运转的。”不久之后，他著名的“自由经济”理论便成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热烈呼喊的口号。

　　在同时期的英国，亚当·斯密正在写作那本大部头的《国富论》，为“自由”和“贸易的天然权利”发出又一轮呼吁。30年后，当拿破仑倒台，欧洲的反动势力欣然聚首维也纳时，那个在政治上被拒绝赋予人民的自由，却在经济生活中强加给了欧洲老百姓。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事实证明，机器的普遍使用对国家大有好处，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机器甚至使英国凭一己之力就能负担反拿破仑战争的庞大费用。资本家（那些出钱购买机器的人们）赚取了难以想象的利润。他们的野心逐渐滋长，从而对政治产生出兴趣。他们试图与迄今仍控制着大多数欧洲政府的土地贵族们比斗一番。

　　在英国，国会议员依然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选举产生，大批新兴的工业中心在议会中竟没有代表。1832年，资本家们设法通过了修正法案，改革选举制度，使工厂主阶级获得了对立法机构的更大影响力。不过，此举也引发了成百万工人的强烈不满，因为政府中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声音。工人们发动了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要求写在一份文件上，即日后广为人知的“大宪章”。有关这份宪章的争论日益激烈，到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还未停息。由于害怕爆发一场新的雅各宾党流血革命，英国政府召回年逾八旬的惠灵顿公爵指挥军队，并开始征召志愿军。伦敦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为镇压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了准备。

　　最终，宪章运动因其领导者的无能而自行夭折了，未有发生暴力革命。新兴的富裕工厂主阶级（我不喜欢鼓吹新社会秩序的信徒们滥用的“资产阶级”一词）逐渐加强控制政府的权力，大城市的工业生活环境继续蚕食着广大的牧场和麦地，将它们变为阴暗拥挤的贫民窟。在每个欧洲城市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无不伴随着这些贫民窟的凄凉注视。　

第五十八章　奴隶解放

机器的普遍使用并未如亲眼见证铁路取代驿车的那一代人
所预言的，带来一个幸福与繁荣的新世纪。人们提出了几
项补救办法，可收效甚微。


奴隶解放的社会背景

　　1831年，就在第一个修正法案通过前夕，英国杰出的立法家，当代最富实效的政治改革家杰里米·本瑟姆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要想自己过得舒适就必须让别人过得舒适，要让别人过得舒适就必须表现出对他们的热爱，要想表现出对他们的热爱就必须真正去爱他们。”杰里米是一位诚实的人，他说出了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国人的赞同。他们觉得有责任使那些不幸的邻居们也得到幸福，准备倾尽全力去帮助　他们。是啊，到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自由经济”（蒂尔戈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在那个工业力量仍被中世纪的条条框框缚住手脚的时代，本是必要的。可将“行为自由”视为经济生活的最高准则，导致了非常可怕的情形。工厂的工时长短仅以工人们的体力为限。只要一位女工仍能坐在纺织机前，未因疲劳而晕过去，厂主便可以要求她继续工作。五、六岁的儿童被送到棉纺厂劳动，以免他们遭遇街头的危险或沾染上游手好闲的习性。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强迫穷人的子女去工厂做工，否则将用铁链锁在机器上以示惩罚。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粗食劣菜和猪圈般的过夜之所。常常，他们因极度劳累而在工作时打起吨来。为让他们保持清醒，监工们拿着鞭子四处巡视，遇到有必要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干活时，便抽打他们的指关节。当然，这样的恶劣环境造成了成千上万儿童的死亡。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而雇主也是人，当然有着人人都有的同情心，他们也真诚地希望能取消“童工”制度。可既然人是“自由”的，儿童们同样也可以“自由”地工作。并且，如果琼斯先生的工厂不用五、六岁的童工，他的竞争对手斯通先生就会将多余的小男孩统统招到自己的工厂，琼斯先生便会遭到破产的打击。因此，在国会颁布法令禁止所有雇主使用童工之前，琼斯先生是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停用童工的。

　　可如今的国会已不再是老派土地贵族们（他们倨傲地打量着暴发户厂主们，以公开的蔑视之情回敬他们满满当当的钱袋）的天下了，而转由来自工业中心的代表们把持。只要法律仍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情形便不可能出现丝毫好转。当然，那个时代的智者与道德家们并非对种种可怕的情景视若无睹，他们只是没有办法。机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征服了世界，要让它真正变成人类的仆人而非主宰，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许多高尚男女们的共同努力。


欧洲的废奴运动

　　很奇怪的是，对这个遍布世界各国的野蛮雇佣制度发起的第一次冲击，为的倒是非洲和美洲的黑奴。奴隶制最初是由西班牙人引入美洲大陆的。当时，他们曾尝试过用印第安人作田庄和矿山的劳工。可一旦脱离了野外的自由生活，印第安人便一个接一个地病倒死去。为使印第安人免遭整体灭绝的危险，一位好心的传教士建议从非洲运送黑人来做工。黑人身强体健，经得起恶劣的待遇。并且，与白人的朝夕相处还可以给他们一个认识基督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这对仁慈的白人和他们无知愚昧的黑人兄弟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安排。可随着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棉花的需求量日益增长，黑人们被迫比以往更辛苦地劳动。像可怜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开始纷纷惨死在监工的虐待之下。

　　有关这些残暴行径的消息传回欧洲，在许多国家激起了废奴运动。在英国，威廉·维尔伯福斯和卡扎里·麦考利（他的儿子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读过他的英国史，你就能体会到历史原可以写得如此妙趣横生）组织起一个禁止奴隶制度的团体。首先，他们设法通过一项法律，使“奴隶贸易”变成非法。接着在　1840年后，所有英属殖民地都杜绝了奴隶制的存在。在法国，1848年革命使各属地的奴隶制成为历史。葡萄牙人于185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承诺在20年内给予所有奴隶自由。荷兰在1863年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同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将被强行剥夺了两个多世纪的自由归还了他的农奴。


美国的南北战争

　　在美国，奴隶问题引发严重危机，并最终导致了一场漫长艰苦的内战。虽然《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写下了“人人生而平等一的原则，可这条原则对那些长着黑色皮肤、在南部各州种植园内做牛做马的人们却是个例外。随时间推移，北方人对奴隶制的反感与日俱增，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