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故事_[美]房龙-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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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孔子的充满智慧的警句深人到越来越多的东亚人民心中。儒教以其深刻的格言和精辟的观察，给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抹上了一层哲学常识的油彩。它影响着他们一生的生活，不管是在烟气腾腾的地下室里的洗衣工，还是居住在高墙深宫之内的管辖广袤地域的统治者。

　　在16世纪，西方世界的狂热但不够文明的基督徒们，第一次与东方的古老教义面面相对了。早期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看到宁静和平的佛陀塑像及年高德劭的孔子画像，根本不懂得向这些伟大的先知表示最起码的尊重，只是报以轻描淡写的一笑。他们轻易得出结论，这些奇怪的神祗是恶魔化身，代表着偶像崇拜和异教的旁门左道，不值得基督的真正信徒们的尊敬。而一旦佛陀或孔子的精神阻挠了他们的香料与丝绸贸易，欧洲人便以坚船利炮攻击这些“邪恶的势力”。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已经生出了恶果。它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充满敌意的遗产，对我们将来并无任何好处。

第四十二章　宗教改革


最好将人类的进步比作一个钟摆，它不断地向前和向后
摆动。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对艺术与文学的热情及对宗教的
淡漠，在随后的宗教改革时期就变成了对艺术与文学的淡漠
及对宗教的热情。


探索历史的究竟

　　你们想必听说过宗教改革。一听到这个名词，你肯定想到的是一群为数不多但勇气十足的清教徒。他们为“宗教信仰的自由”飘洋过海，在新大陆开拓了一番新天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我们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国家里，宗教改革逐渐变成了“争取思想自由”的同义词。马丁·路德被视为这个进步运动的先锋和领袖。不过，历史并非由一连串对于我们光荣祖先的谀美之辞组成的。以德国历史学家朗克的话来说，我们要尽力去探究历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带着这种态度，过去那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历史结论在我们眼里就会变得有所不同了。
　　在人类的生活中，很少有事情是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作为一个诚实的编年史家，他的任务就是要对每一历史事件的所有好和不好的方面予以真实的描述。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偏好与憎恶。不过，我们应当竭力一试，尽量做到公平理性地判断事物，不让自己过分受偏见的影响。

　　就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吧。我在一个新教气氛异常浓厚的新教国家的新教中心长大。在11岁以前，我从未见过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当我后来遇见他们，和他们打交道时，我觉得非常不安。事实上，我是有点吓坏了！我很熟悉成千上万的新教徒被西班牙宗教法庭绞死、烧死、甚至五马分尸的故事，那是当时的阿尔巴大公为惩罚信仰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荷兰异端们所采取的极端手段。这些恐怖故事在我眼里既真实又切身。它们仿佛就发生在前一天，并且它们完全有可能再度发生！我想象着另一个圣巴瑟洛缪之夜（这天晚上法国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瘦小可怜的我穿着睡衣被杀害，我的尸体被扔出窗外，就像高尚的柯利尼将军所遭遇的那样。

　　很多年后，我到天主教国家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那儿的人们不仅更温和、更宽容，并且在聪明才智方面丝毫不逊于我以前的新教同胞。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开始发现宗教改革中天主教徒也有有理的一面，并且他们的理由几乎和新教徒一样充分。不过，那些16、17世纪的善良人们，他们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宗教改革的动荡之中，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冷静地看问题。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正确，而敌人永远邪恶。问题是你要么绞死别人，要么被别人绞死。当然人人都情愿绞死别人。这并非没有人性，也不必为此受罪恶感的折磨。


主角登场

　　让我们看一眼公元1500年的世界，这是一个很容易记住的日期。我们发现，查理五世在这一年降生了。此时，中世纪的封建割据与无序状态逐渐让位于几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国。其中最有权势的君主是查理大帝，当时他还是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孩。查理是西班牙的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外孙。他还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中世纪骑士马克西米安和妻子勇敢者查理的女儿玛丽的孙子。勇敢者查理即勃良第大公，他野心勃勃，在成功地击败法国后，为独立的瑞士农民所杀。这样，童年时代的查理便继承了世界地图上最大的一片土地。它们全是他在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及西班牙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堂兄、姑妈们留给他的，外带他们在亚洲、非洲、美洲拥有的全部殖民地。也许是出于命运的嘲弄，查理出生在根特的那座德国人不久前人侵比利时时用作监狱的弗兰得斯城堡，而作为德意志和西班牙的皇帝，他本人受到的却是弗兰芒人的教育。

　　由于其父早逝（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但这种传说从未得到证实），母亲发了疯（她带着装殓丈夫尸体的棺材，在自己的领土上四处旅行），小查理受到姑妈玛格丽特的严厉管教。长大之后，查理成了一个道地的弗兰芒人，被迫统治着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奇怪民族。他身为天主教会的忠实儿子，却非常反对宗教的不宽容。无论在童年还是成人以后，查理一直是一个懒散怠惰的人。可命运偏偏要惩罚他，让他治理正处在一片宗教热狂和喧嚣中的世界。他不得安宁，永远都在急匆匆地从马德里赶往因斯布鲁克，又从布鲁日奔赴维也纳。他热爱和平宁静，可一生都在打仗。在55岁时，我们看见他以极度的仇恨和愚昧，非常厌恶地弃绝了人类。3年之后，他在精疲力竭与绝望失意中孤独死去。

　　关于查理皇帝就讲这么多。那当时世界的第二大势力教会又怎么样呢？在中世纪早期，教会致力于征服异教徒，教给他们虔诚与正直生活的好处。可从那时开始，教会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它变得非常富有了。教皇不再单单是一群卑微基督徒的牧羊人。他住在宽大豪华的宫殿里，身边围绕着一大群艺术家、音乐家和著名文人。他的大小教堂里毫无必要地挂满了崭新的圣像，看上去更像希腊的神抵。他分配在工作和赏玩艺术品上的时间极不平衡。教廷事务大概只占用了他10％的时间，其余90％都花在欣赏古罗马雕塑或新出土的古希腊花瓶、设计新的夏宫、或是出席某出新剧的首演。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们争相以教皇为榜样，而主教们又尽力效仿大主教的样子。只有乡村地区的教士依然忠于职守，与世俗世界的邪恶以及异教徒对美与享乐的热爱保持着远远的距离。他们小心翼翼地躲开那些腐化堕落的修道院。那里的僧侣们似乎忘记了谨守淳朴与贫穷的古老誓言，凭着自己的胆子追逐声色之乐，只求别成为公众丑闻中的人物。

　　最后是一般老百姓。他们的状况比过去好多了，可说是前所未有。他们富裕了起来，住着比以前宽敞舒适的房子。他们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的城市更加漂亮整洁，他们手中的火枪让他们能够与老对手强盗诸侯抗衡，使他们不能再随意对他们辛辛苦苦的生意课以重税了。

　　关于宗教改革的主角们，我就介绍这么多。


北方与南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文艺复兴对欧洲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然后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紧接着学术与文艺的复兴之后，会是新一轮的宗教热忱的勃兴。文艺复兴的浪潮始于意大利，再从此地扩展到法国。可它在西班牙倍受冷落，因为500年抗击摩尔人的战争使这里的人们变得心胸狭隘并且充斥着宗教狂热。虽然文艺复兴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可一旦越过阿尔卑斯山，它的性质便发生了某种变化。

　　北部欧洲的人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气候中，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与他们的南方邻居截然不同。意大利人喜欢住在户外，享受灿烂的阳光与开阔的天空。他们喜欢高声大笑，放歌纵酒，享受生活的快乐。而德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瑞典人，他们大部分时间呆在室内，静听雨水拍打他们舒适小房间紧闭的窗户。他们不苟言笑，以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事物。他们常常想到自己不朽的灵魂，不喜欢拿他们认为是圣洁和神圣的事情开玩笑。他们只是对文艺复兴中“人文”的那部分，比如书籍、关于古代作者的研究、语法以及教材感兴趣。但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主要成果之一，即回归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异教文明，却使他们心中充满恐惧。

　　然而教皇和红衣主教团几乎全部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他们把教会变成了一个气氛愉快的俱乐部，在此优雅地谈论着艺术、音乐和戏剧，却少有提及信仰的问题。由此，那道横亘在忧郁严肃的北方与高雅文明、但对信仰淡然处之的南方之间的裂痕，开始逐渐扩大。可似乎没人意识到这种气质上的分裂给教会带来的巨大威胁。

　　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宗教改革运动正好是发生在德国而非荷兰与英国。自古以来，德国人与罗马教会积怨甚深。日尔曼皇帝与教皇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和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其它的欧洲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手中，统治者常常能够保护自己的臣民免遭贪婪教士的迫害。可在德国，一个摇摇欲坠的皇帝名义上统治着一大帮蠢蠢欲动的小封建主，这种政治局面使得善良的自由民更易落人主教和教士们的虎口。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们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宏伟豪华的大教堂。而他们手下的高僧们为满足教皇的心愿，便想方设法聚敛钱财。他们敛财的地方多是在德国。德国人觉得他们被搜刮了，遭了骗，当然心里不满。

　　最后，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很少为人提及的原因：德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在北欧，图书价格非常便宜，《圣经》也不再是专门被教士们垄断与解释的神秘手抄本，它成了许多父亲与孩子都懂得这本拉丁文的普通家庭的案头读物。普通人直接阅读《圣经》本来是违反教会法律的，可现在全家人都开始读起来了。他们慢慢发现，原来教士们告诉他们的东西与《圣经》中的原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之处。这便导致了怀疑。人们开始提出问题。问题一旦存在，要是得不到适当的解答，就会招致更大的麻烦。


微笑着阐明真理

　　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开始发动攻击。他们首先朝僧侣公开开火。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对教皇怀有深深的敬畏，不敢将矛头直接对准这位最神圣的人物。至于那些懒惰无知的僧侣们，那些舒舒服服躲在富的流油的修道院高墙之后的寄生虫们，再难找到比他们更好的嘲弄对象了。

　　有一点非常奇怪，这场战争的领袖居然是基督教会的忠实儿子。此人名为杰拉德·杰拉德佐，但人们更经常称他“渴望的”埃拉斯穆斯。他本是穷孩子出身，生于荷兰的罗特丹姆。他在德文特的一家拉丁语学校受教育，好兄弟托马斯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埃拉斯穆斯后来成为了一名教士，并在一家修道院呆过一段时间。他周游欧洲各地，将自己的旅途见闻写作成书。当埃拉斯穆斯开始其作为一名畅销小手册作家（如果在今天，他会被称为社论作家）的生涯时，全世界都被一本名为《一个无名小辈的来信》的手册里一系列诙谐幽默的匿名书信给逗乐了。这些书信将中世纪晚期僧侣中普遍弥漫的愚蠢与自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采用的是一种古怪的德语混合拉丁语的打油诗形式，有点类似于我们现代的五行打油诗。埃拉斯穆斯本人是一位渊博而严谨的学者，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先是修订了《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再将其译为拉丁文，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本可靠的拉丁文《新约圣经》。不过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一样，他也相信任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唇边带着微笑来阐明真理”。

　　1500年，埃拉斯穆斯去英国拜访了托马斯·摩尔爵士。在逗留英国的几个星期中，他写作了一本妙趣横生的小书，名为《愚人的赞美》。他在书中攻击了僧侣和他们荒谬的追随者们，并且充分运用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幽默。这本小册子是16世纪的畅销书。它广为流传，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译本。它的成功使得人们开始注意埃拉斯穆斯写作的其它宣传宗教改革的书。他要求制止教会滥用权力，并呼吁其他人文主义者与他一道，参与到复兴基督信仰的伟大任务中。

　　不过这些美妙的计划未能结出任何果实。埃拉斯穆斯的方式太理性，也太宽容，无法取悦那些心急火燎的教会的敌人们。他们期待着一位天性更强悍、更果断的人物来作他们的领袖。


马丁·路德

　　他来了！他的名字就叫马丁·路德。

　　路德出身于一个北日尔曼农民家庭，拥有一流的才智和超乎寻常的个人勇气。他曾是奥古斯丁宗教团的修士，后来成为了萨克森地区奥古斯丁宗教团的重要人物。尔后，他到维滕堡神学院担任了大学教授，开始向心不在焉的农家子弟解释《圣经》的道理。教学之余，路德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他将之用到了对《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原文的研究之上。不久之后他便发现，教皇和主教们所讲的话与基督本人的训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511年，路德因公造访了罗马。此时，波吉亚家族的亚历山大六世，这位曾为子女的利益聚敛大量钱财的教皇己经去世。接任他的教皇是朱利叶斯二世。此人在个人品行上无可挑剔，可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打仗和大兴土木上。他的虔诚并未给头脑严肃的日尔曼神学家路德留下任何印象。路德大失所望地返回维滕堡。但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

　　宏伟壮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建筑计划，是朱利叶斯教皇临终之前托付给他清白无暇的继任者的。可它刚开工不久就已经需要维修了。于1513年接任朱利叶斯的亚历山大六世上台伊始，教廷便处于破产的边缘。他不得已恢复了一项古老的做法，以筹得急需的现金。他开始出售“赎罪券”。所谓“赎罪券”就是一张以一定量现金换取的羊皮纸，允诺为罪人缩短他本应呆在炼狱里赎罪的时间。根据中世纪晚期的教义，这样做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既然教会有权力赦免那些死前真心忏悔的罪人们的罪行，那他们当然也有权力通过代人们为向圣人祈祷，缩短灵魂必须呆在阴暗的炼狱里洗涤罪恶的时间。

　　很不幸的是，这些赎罪券必须用现金来购买。不过，它们提供了一条增加收人的轻松途径，何乐而不为呢？况且，实在太穷的人也可以免费领取赎罪券。

　　事情发生在1517年。当时，萨克森地区的赎罪券销售权被全部交到一个名为约翰·特兹尔的多明我会僧侣的手上。约翰兄弟是一位擅长强买强卖的推销员。事实上，他敛财的心情有点过于迫切了。他的商业手法大大激怒了这个日尔曼小公国的虔诚信徒们。而路德是一个异常诚实的人，盛怒之下，他做出了一件莽撞的事情。1517年10月31日那天，路德来到萨克森宫廷教堂，将自己事先写好的95条宣言（或论点）张贴在教堂的大门上，对销售赎罪券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些宣言全部用拉丁文写成，普通老百姓并不能理解。路德不是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