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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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ｅａｃｅ）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ｒｅｄｉｓｃｏｖ　ｅｒｅｄ）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Ｐｅａｃｅ）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Ｊ·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ＭｅｋｖｉｎＳｍａｌｌ）和辛格（ＤａｖｉｄＳｉｎｇｅｒ）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ｏｙｌｅ）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ＢｒｕｃｅＲｕｓｓｅｔｔ）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Ｗａｒ　ｐｒｏｎｅ）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ｓ）。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ｎｏｒ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政治反对派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ｏｄｙ）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Ｐｏｗｅ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和制衡（ＣｈｅｃｋａｎｄＢａｌａｎｃｅ）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ｅｔｈｏｓ）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Ｎ·罗斯诺（ＪａｍｅｓＮＲｏｓｅｎａｕ）；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ＤａｖｉｄＨｅｌｄ）、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Ｅｒｎｓｔ　Ｏｔｔｏ　Ｃｚｅｍｐｉｅ）、马丁·休逊（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ｗｓｏｎ）、马克·赞齐（ＭａｒｋＷ　Ｚａｃｈｅｒ）、克雷格·墨菲（ＣｒａｉｇＮ　　Ｍｕｒｐｈｙ）、多米尼克·鲍威尔（ＤｏｍｉｎｉｃＰｏｗｅｌｌ）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ｆｒａｇｍ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ｆｒａｇｍ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ｆｒａ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一词的前半部分（ｆｒａｇｍｅ　）和“整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一词的后半部分（　ｇｒａｔｉｏｎ）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和区域化（ｌｏｃａｌｉｚｉｎｇ）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ｇｌｏｂａｌ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　ｅｔｙ）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ｓｋｉｌ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ｉｓｍ）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ｓｐｈｅｒｅｓ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ＳＯＡｓ）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ｇｏｖｅｒｎｅｎｔ）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和国外（ｆｏｒｅｉｇｎ）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日益模糊和易渗（ｐｏｒｏｕｓ）；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注　释：　
　　①ＤａｖｉｄＪ　Ｍａｎｎｉｎｇ；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Ｄｅｍｔ　；1971；ｐｐ　14…23　
　　②参见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特别是其中的第3章和第6章。　
　　③ＭａｒｖｉｎＰｅｒｒｙ；ＭｙｒｕａＣｈａｓｅ；ＪａｍｅｓＲ　Ｊａｃｂ；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Ｃ　Ｊａｃｂ；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Ｈ　ＶｏｎＬａｕ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ＭｉｆｆｌｉｎＣｏｍｐａ　ｎｙ；ｐ　388　
　　④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⑤李梅：《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⑥ＡｌｆｒｅｄＺｉｍｍｅｒ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Ｈａｒｒｉ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1936”；ｉｎＱｕｉｎｃｙＷｒｉｇｈｔ；ｅ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Ｕｎｉｖ　ｏｆ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