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权市场解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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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在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杰出代表的美国，政府创办的国有企业和官私合营企业，以及国家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投资等，也占到了美国经济总量的相当比例。　
　　由此可见，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存在着相当比例的公有资产。公有资产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现象。　
　　3。公有资产的存在不是偶然现象　
　　公有资产和公有产权的存在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公有产权的存在，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明显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公有产权是医治“市场失灵”的良方，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公有产权的管理，提高公有资产的效率也是完全可行的。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4）　　　
　　尽管公有产权的确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的存在仍然有特殊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不可避免，除了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额和金融政策进行干预外，还必须要有公有产权来给予弥补，以确保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所谓市场失灵，是相对市场效率而言的，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某些方面是无效的或缺乏效率的，尤其是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尤为突出：　
　　第一个就是“垄断”。当某一个行业在产量上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后，就会出现规模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的趋势，这时出于对规模效益的追逐就会出现垄断。19世纪后半叶，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基本完成，美国经济集中与垄断的趋势日益明显，80年代初的洛克菲勒通过对30多家炼油厂的收购和兼并，组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随后，在制糖、烟草、煤炭、铝业、钢铁、屠宰、酿酒等领域也相继成立了一批托拉斯组织。到了二十世纪上叶，这种情况更加突出，美孚石油公司甚至控制了全美石油市场的90％。这些超级托拉斯组织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严重损害中小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对市场经济国家所积极倡导的自由竞争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迫使罗斯福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采取强硬手段把美孚石油等一批寡头托拉斯集团进行强制拆分。　
　　第二个就是“信息不充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销售、购买都属于个人行为，双方都不能掌握必要的信息，信息的不对称或不对等也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个就是“外部效应”。外部效应就是指在市场活动中没有得到补偿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当出现正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成本大于收益，利益外溢，得不到应有的效益补偿；当出现负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成本小于收益，受损者得不到损失补偿，因而市场竞争就不可能形成理想的配置效率。　
　　市场缺陷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和经济波动两个方面。市场经济即使是有效率的，也不可能完全兼顾社会公平。公平和效率是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一旦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也就失去了效率。自发过度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这就是所说的“市场缺陷”　。　
　　“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不可避免，决定了一个国家要确保经济的稳定运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通过政府介入或干预的方式来予以调整，而这种介入或干预除了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以外，还必须有一个更为直接有效的载体，公有产权正是最合适的载体，这就为公有产权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而公有资产的存在会使得市场经济更有效率。1977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就是这一论断的支持者。詹姆斯·米德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他的一个最深刻的论证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而发行国债过多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西方“自由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所以，不管经济学家们如何论证公有产权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公有资产和公有产权的存在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公有产权的确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公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尽管公有资产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并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公有资产的确普遍面临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的问题。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5）　　　
　　首先就是效率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们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形式，而公有产权是低效的，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他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的：　
　　首先，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具有高效率的特点。私有产权是以自然人为基础的财产，财产所有者拥有包括收益权、转让权、委托权等在内的全部产权束，真正地实现了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应。财产所有者不仅拥有对财产的全部处置权，而且有权获得财产高效率使用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当然也必须承担财产滥用所产生的全部后果。私有产权这种特征，决定了财产所有者必定具有强烈的内在动力监管财产的使用状况，有足够的内在动力搜寻市场信息以签订有利于自己的契约，保证财产的使用能够为自己带来最高效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有财产的代理人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层层指派的，代理人只享有政府控制下的有条件的剩余控制权，无权获得剩余收益。这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偏离状态，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代理人对公有财产的处置不是遵循市场条件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主要取决于上一级代理人的各级政府对基层代理人的业绩评价标准。公有财产的行使代理方式以及整个产权系统对代理人业绩评价标准的“行政色彩”，必将导致公有财产的代理人不可能像私有财产的所有者那样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搜寻市场信息，从而使公有财产的代理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导致低效率。　
　　其次，私有产权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产权形式，而公有产权的交易费用高昂。所谓交易成本是指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成本、监督管理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伊夫·西蒙和亨利·泰泽纳、迪蒙塞尔在《经济杂志》上讲了一个例子：如果某地有一块公地，某一村民突然在这块地里放牧比别人多的牲畜，人们本可以阻止他的行为，但由于对其他人而言，所受损失很小，而避免损失却要付出大得多的谈判费用，为了节约这些交易成本，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公地私有化。如果某人还要进一步扩大牧群规模，就必须从其他人那里购买土地。这一例子表明，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私有制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产权形式，这样的理论也可以用于解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圈地运动。当然，交易费用的高低还受到法律对资源的使用与交易的限制。　
　　第三，完备的私有产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激励机制，是最具增长动力的产权制度，而公有制则缺乏利益的激励机制。制度学派认为：从利益驱动机制分析，产权一旦私有，私人就可以排它地使用和获益，私人也会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推动私有产权的界定和产权保障制度的形成。私人产权一旦界定和得到保护，产权就会根据市场价格自由交换，资源将会流向出价最高者，流向效率最高的使用者。同时由于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创新的成果和利益就不会被第三者无偿分享，将会产生一种激励机制，使创新不断涌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因而，私有产权制度被认为是一种能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的激励兼容的制度。而公有产权则不具有排它性，个人努力的成果会被第三人分享，因而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福利、经济效率，受到抑制；公有产权又具有不可让渡性，资源不能流向更有效率的方向，由此得出结论，公有产权是低效率的。　
　　第二个是公有产权的蜕变问题　
　　所谓公有产权蜕变，是指某些个人或小团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使产权的公有性质发生部分质变的社会现象。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值得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变化并非都是积极进步的，也并非都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些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比如说公有产权的蜕变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6）　　　
　　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公有产权蜕变已不是个别现象，它已有广泛的表现。　
　　第一种情形是国有产权的部分丧失。在两权分离的状态下，国家放弃了部分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处置权和分配权，如果这部分权利以微观所有权的形式被个人或社会部分成员所占有，就有可能导致国有产权部分国有属性的丧失，国家在实际上不能控制这部分权益，它可以属于私人，也可以属于某一局部的利益团体，如果他们将其作为一种谋取私利的手段，那么该国有生产资料便具有了私有成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资产由厂长或经理随意支配，公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厂长、经理的个人所有制，公有制成为空洞的概念，被完全虚化了。　
　　第二种情形是“公有私用”、“公款消费”。这种情形该是大多数民众最为熟悉也最为痛恨的了。因为第一种情形一般来说会比较隐蔽，专业的监管部门和审计机构可以检查出来，普通民众不一定能了解。但对于公有私用和公款消费，却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了。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公款吃喝，动辄洋酒鲍鱼；比如公款旅游，用公家的钱到处去玩耍，有的还美其名曰“爱国主义教育”，或者是出国考察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或技术；再比如曾经风靡一时的豪华结婚车队，那些车子的前后车牌上还贴上了“百年好合”之流的美好祝词，实则为了遮挡号牌－怕别人认出那是公车吧！但尽管怕，也还是要用－公家的东西，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嘛。　
　　第三种情形是公有财产被作为获取个人利益的一种交易手段。一些企业的厂长或经理，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俨然成为企业的老板，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按个人意志支配国有财产，安置自己的亲属到工厂任居要职，在各种市场交易活动中，利用职权为个人捞取好处，特别是在与外部的交易活动中，牺牲国家利益，个人捞取好处，以致公有企业中出现了许多“富方丈”的“穷庙”。　
　　当然，公有产权蜕变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在其他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三个是监管与反贪问题　
　　自上世纪70年代起，国际上掀起一股公有产权私有化的潮流，一方面是原苏联等社会主义转轨型国家国有经济的分裂与流动；另一方面，是西欧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上述两类公有产权的流动方式效果都不尽理想。苏联等国家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将国有资产打碎分净的做法，导致了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产业寡头迅速崛起，引起社会各方的严重不安，以至于普京政府今天还不得不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而德国、英国、法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也是由少数官员主导国有产权私有化，以至于出现了私有化部门官员频繁落马、丑闻不断，引起政敌攻击、民众不满。　
　　在我国，国企改制中的犯罪问题也成了经济犯罪的“重灾区”。据新华网报道，从2005年底举行的西安市国企改制中经济犯罪（资产流失）问题研讨会上获悉，近5年来，西安的反贪案件约有50％集中在国有企业。西安市检察院经济犯罪研究中心联合西北政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分别对近20个政府部门和大型国企进行了1年多的调研。据不完全统计，仅2003年，西安阎良区内航空企业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导致8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失，1。3亿元国有资产面临流失的风险；因个人或集体违法、违纪、渎职、过失等原因造成90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失。　
　　由于社会转型期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产权关系不明晰以及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多方面原因，使得国企改制成为经济犯罪的“重灾区”。不少国企在经营过程中对人、物、财的管理存在漏洞，审计监督力度不够，加之对无形资产流失问题研究不够，相关法律法规滞后，政策可操作性不强，企业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运行不畅，多种原因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7）　　　
　　公有产权管理中的贪污腐败问题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法国政府负责主持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部门，也曾出现负责官员纷纷落马的现象，其他大多数国家也难以幸免。对此问题，透明国际组织腐败指数总负责人约翰·兰斯多夫有过精辟的总结：“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转让，在全世界都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因此，加强对公有产权管理，预防和减少公有产权管理过程中的职务犯罪和防止公有资产的流失，同样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第四个是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不适应的问题　
　　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多数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实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等方式，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的弊端，使国有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在经过1974－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怪圈。　
　　首先是经济增长停滞。1951－197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7％，而1973－1983年则为2。4％，下降了几乎50％。　
　　其次是物价快速剧增。西方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1951－1973年间平均为3。4％，而1973－1983年间则上涨到9。9％。　
　　第三是失业人数剧增。就业状况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基本指标，而且是决定社会安定与否的重要因素。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其失业率却急剧上升，从1960年平均3。05％攀升到1982年的平均8。12％。其中上升最快的英国从1。6％上升到12％。　
　　第四是固定资本投资速度下降。　
　　在西方各国，私人资本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实力已经明显壮大，不再需要国有经济的扶持。私人资本已经有实力进入一些过去只有国有企业才能进入的行业，同时私人资本自身的竞争力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