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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权市场解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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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信息披露网络、聚拢了大量的国际和国内投资人、构建了产权交易结算服务平台。中国产权市场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满足了企业融资与投资人投资的多样化需求，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与外国朋友交流时，外方的一个共同表述是，虽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相对成熟，但产权市场是中国的首创。中国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国民财富的积聚、增长、配置与流动规律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与表现形态也肯定会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的国有资产将会长期存在，日益壮大，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中国总体市场环境短期无法根本改善的条件下，在中国出现产权市场这样一种资本市场的特殊形态有其必然性。当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产权市场模式，有些无可奈何、不得不这样做的味道，还有些略显粗糙。比如：重大项目在公示20个工作日内无法完成尽职调查和决策过程；事先谋划好的“手拉手”交易还占较大比例等。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一个结论，即中国产权市场不一定是一个最优的制度设计，但的确是在现实条件下的一个“不坏”的制度设计，它体现了民主、开放、和谐的时代精神，它有着学习、改造、适应的巨大空间。《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国资委等部门陆续颁布的将近十个配套文件，以及各个产权市场进行的制度建设，都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产权市场的未来发展将在三轴体系中展开：一是横向展开，增加交易品种。品种越多市场越红火，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同类业务资源应更多导入，并在业内形成一家开花、其他机构积极跟进的局面，形成联盟合力，以期产生市场外部经济规模效应。二是纵向发展，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高端靠拢。目前的产权市场从事的产权交易服务，正是推进国有企业及其他各类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也是为高端的股票市场培育拟上市企业资源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产权市场是股票市场的基础。另一方面，现有的股票市场还远远不能满足股份制经济发展的要求，大量的非上市股份公司缺乏一个专业、高效的融资平台和股份转让服务场所。市场有这个需求，产权市场就有责任、也有驱动力，要去填补这个市场空白。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托管和交易是中国产权市场目前最艰深的一个课题，但是一旦突破，产权市场将发生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深度挖掘，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充分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提高竞价率，提高竞价水平。
产权市场：中国创造（4）
资本市场是最为国际化的市场。资本市场的一个平台一经出现，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向成熟资本市场的某种形态靠拢。就像中国的股票市场源自为国企脱困服务、最后逐渐演变为各类企业上市融资的服务平台一样，中国产权市场已经起步了，无论多难，它都将按照资本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走下去。产权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是一个多交易品种的基础性资本市场平台，应该纳入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总体规划，实现与其他资本市场形态的协调发展，进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背景篇 产权市场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1）
“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转让，在全世界都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约翰·兰斯多夫，透明国际组织腐败指数总负责人
早在2400年前的东周时期，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做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论述，他的话像一粒火种，埋入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中。
一百年以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将“公有制”这种政体模式赋予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在西方人眼里，它为世人打开了一扇投射曙光的窗，借着这光，人们看清楚了太阳升起的方向。
此后过了两百年，中国的汉武帝为了解决对匈奴战争中的财力不足问题，采纳了桑弘羊提议的“盐铁官卖”和“平准均输”政策，于是“国家垄断”和“宏观调控”在经济中的威力开始显现，国库逐渐变得充足，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个历史上曾经最剽悍的民族最终被打出了中国版图。
时光飞逝，两千年过去了，“理想国”在经历了“乌托邦”式的狂想后开始发芽，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将“公有制”从理想变为了现实；与此同时，西方诸国却正在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搅得苦不堪言，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而自由放任的市场理念让各国政府变得软弱无力。终于，凯恩斯出场了，他举起政府干预的利剑，如同当年的桑弘羊一样，把资本主义经济从衰退大潮中解救出来。
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伤痕累累，而起步不久的苏联经济却在“公有制”的国家机器催动下一路高歌。在榜样的鼓舞下，西方国家也开始为自己打造起公有企业的战车。但凡事总有两面，公有经济在大显身手之后，它的另一面暴露出来：腐败、效率低、官僚主义乃至“滞胀”等公有制顽症让各国头痛不已，改革成为各国共识。公有产权以并购、重组、租赁等方式流转成为国际性课题。
截止到本世纪初，公有产权流转的效果都不尽理想。苏联等国家采取的在一夜之间将国有资产打碎分净的“休克疗法”，导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产业寡头迅速崛起，引起社会各方的严重不安，以至于普京政府今天还不得不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而德国、英国、法国等市场经济国家由少数官员主导国有产权私有化，出现了私有化部门官员频繁落马、丑闻不断，引起政敌攻击、民众不满的情况。应该说，公有产权如何流转在国际上仍然是一个尚未破解的难题。
引子
2005年8月31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却因为一个国有企业并购案的出现而变得不平常起来。
就在这一天，福建省最大的啤酒企业－雪津啤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在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要约竞价转让39。48％的国有股权，面向全球寻觅战略合作伙伴，而且对竞购方提出了近乎苛刻的入场竞购门槛——竞买方应是从事啤酒生产与销售的企业，总资产规模应在人民币70亿元以上，并且在全球啤酒生产与销售的总收入应在人民币400亿元以上，拥有充足可动用的流动资金、无资金链断裂风险等。
雪津啤酒成立于1986年，从2000年起，产销量以每年超10万吨的速度增长，并于2002年兼并福建三明日月星啤酒有限公司，2005年投资建成年产10万吨的雪津啤酒（南昌）有限公司，迈出了挺进全国战略性市场的实质性一步，实现了从产品经营到品牌经营再到资本经营的跳跃式发展，发展势头强劲，人均创税利和吨酒税收均名列全国前茅。
这么好的一个啤酒企业，要面向全球公开转让其国有股权，不仅引发了国际啤酒业巨头的争夺大战，也引起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
国际啤酒业巨头的关注和参与好理解：因为中国啤酒市场年销售额达60亿美元，且每年以6％的速度在增长，而欧美发达国家啤酒市场的增幅只有1％至2％。中国啤酒市场这样的增长速度，让各方啤酒巨头在中国市场掀起了并购与扩张潮是很正常的，雪津啤酒引发国际啤酒业巨头的争夺大战也就成了预料中的事情。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2）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企业并购案，为什么会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
这种关注，绝不仅仅是因为卖一家啤酒企业，或是参与竞买条件的苛刻。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卖的是国有股权，是全国13亿人民的公有资产。面对这样一个股权买卖行为，人们不由得会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有股权该不该卖。企业是好企业，发展势头正猛，为什么要卖？
第二个问题是谁来决定卖还是不卖，由谁来卖。雪津啤酒是国有控股企业，其国有股权是由全民委托政府作为代理机构持有，理论上说，这个买卖决定应该有13亿人的参与。可是，13亿人来决定，首先是不可操作；其次，即便可以操作成本也太高了。谁来决定卖还是不卖，谁来卖，的确是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卖。有人决定卖了，也有人来买了，这时候到底怎么卖？私下里卖，还是公开卖？过去，中国的做法是政府定价，其他国家的大多数做法是在评估的基础上，组成一个组织来决定，但是效率非常低，争论非常大。到底怎么卖才合适？
第四个问题是卖给谁。是卖给福建人，还是卖给上海人？是卖给中国人，还是卖给外国人？13亿人都是老股东，都有买的权利，如果不解决这13亿人的知情权和优先受让权的问题，等卖完了，这13亿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站出来指责说，你为什么不卖给我－我愿意多出10元钱甚至多出10个亿，那时候该怎么办？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卖什么价，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过去是国有，是13亿人的，肉烂在锅里了，大家都无所谓。现在要卖出去，卖给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具体的法人，大家就会关心卖多少，值不值，是否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怎么防范国有股权买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行为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都是极其困难的。这些问题集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世界难题，题目就叫做公有资产流转。
一、公有资产－全球性的经济现象
有人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缓慢归罪于作为公有资产的国有企业运作模式的低效率，其实是一个误解。公有资产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它普遍存在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只是规模大小、所占比例和所处地位不同而已。
1。关于公有资产及公有产权
公有资产，是指国家和集体以各种形式投资和收益形成的财产，以及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认定的其他公有财产和财产权利。国有资产又称国家所有者权益，是公有资产的重要形式。
目前，经济学界对公有产权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所谓公有产权，是相对于私有产权而言的，是指基于财产的公共占有而获得的一些权利结构安排。与之相对应的私有产权，则是指那些能有效排除其他使用者，并且这个产权涉及的财产或物品完全依靠的是私人的自主供给的产权。
简单地说，当将产权权利界定给一个共同体，在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分享这些权利，并且排除了共同体内以外的成员对共同体内的任何成员行使这些权利的干扰，那么产权就表现为公有产权。
和私有产权相比，公有产权有其特别的含义。首先，在公有产权条件下，每个成员对全部财产拥有完全重合的权利，而在私有产权条件下，个人权利的大小取决于其拥有财产的多寡；其次，在公有产权条件下，任何成员的决定都将影响全体成员的利益，因而具有完整的不可分性；再次，在公有产权条件下，单个成员无权做出财产的转让或者出售决定，否则将会直接损害全体成员的利益。
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都是公共产权的一种形式：当把产权所包含的各种权利界定给国家，然后再按照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利，产权则表现为国有产权；同理，如果权力界定给集体，则表现为集体产权。
1公有资产流转：一个国际性的难题（3）
公有资产涉及的产权关系显然是一种公有产权。本书所论的就是基于公有资产管理、处置等发生的公有产权关系。
2。公有资产在大多数国家占有相当的比重
以私有产权为主要特征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起源于“海上马车夫”－荷兰，在英国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展壮大，并在美国被完整移植，在促进美国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开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自由化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其自身所不能克服的弊端暴露无遗，自由化市场经济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同一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饱受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经济倒退的折磨的同时，实行计划经济并开始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苏联，却安享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顺利推进的空前繁荣。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前苏联，开始反思纯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弊端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战争结束后，如何医治战争创伤、振兴经济和维持稳定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凯恩斯提出的经济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就大行其道起来了。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核心，是主张“通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来间接干预经济运行与经济活动，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通俗点说，就是要通过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干预和校正，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只“看得见的手”不仅包括财政措施和金融措施，也包括发展必要的公有经济成分。
这个理论在大多数国家得到应用。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积极推进“国有化”运动，通过直接投资兴办、购买或没收以及国家持股参与等形式建立国有企业，从而形成了各个国家规模大小不等、管理方式各异的国有经济体系。世界银行统计结果显示，到80年代初，国有企业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已达10％，占全球总资本的份额达到了35％。 即便是在经过8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热潮之后，到80年代末期，整个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仍在7％左右。
在法国，20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达到4300多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投资额占工业企业投资额的比重达30％，职工人数占工业企业职工人数的23％，国有经济垄断着煤炭、电力、铁路、航空等十几个部门。
在瑞典，59家国有企业占全国GDP的7％，占总就业的5％。
在新加坡，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拥有20家大型“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的股份，占新加坡GDP的12％，其中有12家企业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约占市值的20％。
在新西兰，16家国有企业的产值约占GDP的12％。
在韩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国有资本在企业资本结构中占到60％，成为韩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物质基础。
在日本，从明治政府时期就建立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到上世纪的60年代，日本通过《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制定了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的合并构想，通过政府的介入建立了大型企业，加强了国际竞争力。
即便是在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杰出代表的美国，政府创办的国有企业和官私合营企业，以及国家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投资等，也占到了美国经济总量的相当比例。
由此可见，在世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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