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鸽靶-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总能得到我完全不胜任的工作。第一波士顿让我向美国投资者销售新兴市场衍生产品，现在摩根士丹利又让我向日本客户销售更稀奇古怪的衍生产品。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日本客户，甚至没和他们通过电话，对日本的金融和监管体系也一无所知。好吧，我想，既来之则安之。我抑制住想断言自己不能胜任的欲望，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想过调往东京。我很愿意去待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于是我自信地回答：“我认为东京是我们的利润所在。”　　　
　　我有一天的时间来考虑。他们说我只是暂时去东京，协助那里的衍生产品部销售工作。不知何故，东京需要我这个想法让我安心。管理层让我做的工作是刺激的，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也不困难。我们的东京分公司充斥着狂热的客户，其中很多都染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就像盛开的樱花一样毫无保留。管理层想确保东京有足够的人手把客户一网打尽。东京的衍生产品销售队伍里有不少老手，但是他们显然还需要一些季节性的短工。　　　
　　我对东京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摩根士丹利衍生产品拼图的最后一块。时至今日，我已经对衍生产品有了相当的了解，适应了纽约的公司文化，也认识了不少伦敦的同事。但是东京仍然是个谜。　　　
　　我从来没有到过靠近日本5　000英里的地方，更不用说东京了。说来具有讽刺色彩，虽然我销售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衍生产品——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菲律宾，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国家，甚至从来不曾出国公干。小时候，我出国旅行的时间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四天，惟一的例外是高中时参加学校乐队到德国去了一个星期，为参加啤酒节的醉汉演奏高音单簧管。我甚至不能肯定我能从地图上找出东京或是日本的方位。我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急速赛车手卡通和哥斯拉电影，还有大学时帮助同学完成的忍者研究。尽管如此，我整装待发，就要到东京去销售衍生产品了。第二天早晨，我答复说我愿意去。　　　当摩根士丹利送你到东京去的时候，你的旅途肯定气派不凡。我听说过许多在东京的美国人享受到的奢侈待遇。有些外派人员每年的住房津贴超过1　000万日元（约10万美元），某个交易员每个月都有1万美元的房租补助。一时之间，调到日本去似乎也不是个坏主意。　　　
　　我的头等舱机票首先显示了我的旅程代价不菲——7　500美元。我问衍生产品部的秘书，公司是否有规定限制我的餐费和招待费用，她一笑了之。有个同事说我每星期需要100万日元——约1万美元。这好像有些夸张。我习惯了简朴的旅行，可以肯定有几十万日元就足够了。公司已经在帝国酒店为我订了顶层的套房，为期3周。这家酒店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酒店之一，在那里我将享受世界上最昂贵的风景之一，可以直接俯瞰日本天皇的宫殿。　　　
　　虽然这次旅行令我兴奋，我的家人和亲友却没有分享我的热情。日本是个奇怪的国家，和我在堪萨斯的故乡相隔万里。我的父母很担心。我坚持说东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我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但是我安抚父母的努力并不成功，他们确信厄运即将到来。　　　每个同事似乎都特别想和我告别，我觉得我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们了。我的机票没有确定回程航班，3个星期的酒店房间也可以延期。有个同事告诉我他听说我已经被调往东京常驻。我的航班订在3月20日，星期三，他建议我好好享受在纽约的最后一个周末。稻草人建议我参观东京的武士剑博物馆，不过又暗示我不用着急，我有的是时间。我知道有几个经纪被送到东京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尽量保持不先入为主的态度。　　　
　　当我最终坐上了豪华宽大的头等舱座位时，所有忧虑都烟消云散。我吞下了几大口鱼籽酱和五六杯伏特加，吃了一份牛扒，感到心满意足。我放下座椅靠背，打开一本800页的小说。航班直达东京，我有14个小时休息、吃喝、看书。我的家人显然错了，能有什么厄运发生呢？　　　
　　我在飞机上有所不知——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东京的交通高峰时间，几个日本宗教教派的疯狂信徒（包括一个戴着太阳镜和外科手术面罩的40岁男子）正在东京的地铁里安放一罐罐致命的沙林毒气，这种毒气是纳粹科学家开发的军用毒素。三条地铁线路的车厢里几乎立刻充满了毒气，造成十几人死亡，至少5　000人受伤。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神谷后站台上躺满了四肢伸开、西装革履的男人；市中心其他地铁站里，几千名地铁乘客惊慌失措地奔跑逃生。毒气导致了呕吐、流鼻血、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受害者被送进了东京的八十多家医院和诊所。地铁关闭后2500多名警官在东京四处搜捕，很快找到并逮捕了肇事的宗教团伙。　　　
　　但是我在头等舱里对这条新闻茫然不知，几个小时后更是酩酊大醉。当我让空中小姐再打开一瓶红酒时，根本不知道我的目的地刚刚经历了近期最具破坏性的恐怖袭击，也不知道我在堪萨斯的亲友和东京的地铁乘客一样惶恐。还好，我在35　000英尺的高空听不到他们的唠叨：“我早就知道他不该搬到东岸去。”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如果我搭乘上一个航班，现在我闻到的气息很可能来自沙林毒气，而不是昂贵的红酒。　　　我到达东京后坐上了从成田机场到东京的子弹头特急列车。此时已经看不到任何恐怖袭击的痕迹了。我确实发现所有人都戴着蓝色的外科手术面罩，觉得有些奇怪。在纽约时没有人提起东京的人戴面罩。这是时尚宣言，还是害怕细菌？看来我也需要买一个。除了面罩，还有日本出租车司机礼貌地用来开关后排车门的旋转杠杆之外，东京似乎一点儿也不奇怪。　　　
　　我只会说一个日本词——“天皇宫”，东京帝国酒店的日文名字。出租车司机似乎知道该到哪里去。东京帝国酒店是东京酒店中的皇后，日本人对她的推崇可以和皇宫相媲美。酒店有两个部分——一座俯视日比谷公园、由钢铁和玻璃建成的17层建筑；一座31层的附属建筑物，它是皇宫周围最高的建筑之一。酒店有一千多个房间，15家餐厅，还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和休闲厅。这里每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社交名人和皇室成员，另外还有到此举行婚宴的日本情侣。我在去房间的路上就经过了一个结婚酒会。　　　
　　东京帝国酒店有着显赫的历史。它逃过了多次灾难的浩劫，其中最著名的是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这场地震在酒店落成的第二天摧毁了东京。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认为帝国酒店是他的杰作，我也听到过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赖特最初的设计巧夺天工，老帝国酒店结构合理可靠。据说该酒店是东京市中心没有被大地震破坏的少数建筑之一。二战之后，原来的建筑因为年久失修被推倒，重建成更大、更现代化的新酒店。高雅的大堂和酒吧是有权有势的客人高谈阔论的场所，酒店对客人的选择十分严格，只接待最尊贵的客人。为了防止客人受到追星族的骚扰，他们最近还拒绝了流行歌星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　　　
　　由于旅途疲劳，我很高兴能有时间安静地休息。我的房间在帝国大厦的顶层，窗外的景色比我想像的还要壮观。我的房间正对北方，可以看到西北面的皇宫。天皇的宫殿坐落在东京市中心，房地产业的黄金地段，而且地下没有地铁穿过，空中也没有飞机飞过。即使从酒店房间里我也看不到被树木遮蔽的宫殿建筑。东北方向是霓虹灯闪烁的银座，东京主要的购物区。正前方是大手中心，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就在那里。我最后看了一眼四周的景色，然后倒头就睡。　　　
　　第二天我很早起身，准备去皇宫周围跑步锻炼。礼宾部提供免费的跑步服和跑步鞋，但是没有我穿的13号。出了酒店，我立刻看到了更多的蓝色面罩，简直无所不在。实在太奇怪了。　　　
　　回到酒店房间后，我在门底下找到了一份传真的国际版《纽约时报》。终于，我读到了这致命的恐怖袭击。我不禁有些后怕，我怎么早不知道这回事呢？当然，旅行中很难留意新闻，可这也太离谱了。我的家人是对的，我开始相信我再也回不了美国了。我需要打电话给我的亲友，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这条消息至少使一个决定变得容易多了：我准备不坐地铁，走路上班。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我问礼宾部在哪里可以买到外科手术面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