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技术 -沃尔夫冈·科尼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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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它们有工程师，但他们是在工业中一步一步自己学的。在英国的大学中只有教力学的教授，而这些课程与工业并没有什么联系。在美国有像西点军校这样的军事学院，但西点军校只为公共机构或军队培养工程师，并不为工业所需要的机械工程、化工工程等培养人才。只有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和英国开始设立工程学院，著名的有1861年建立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然而，英国和美国的新的工程学院是非常注重实用的，它们提供的是一种工业培训和学院教学相结合的一种教育方式。例如在英国，工程师往往是部分时间在工业企业，部分时间在学校，这在英国被称为三明治体制。另一个例子，在英国从事实际工作的工程师也认为听课很重要，他们往往白天工作，晚上到工程学院听课。我使用了注重实用这个词，注重实用也意味着在工程学院中，实际工作也在教育中占有很大比重，所有的工程学院都有自己的车间和装备良好的是实验室。车间工作、实验室工作在美国和英国是很受重视的，因此我想把这种工程教育的文化称为实用文化，实用工程教育文化。在法国和德国这些工业化的后进者，在十八世纪就存在着古老的、传统的工程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是由政府建立的。矿业学院、军事学院、公共建筑学院。这些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政府提供技术支持，修建道路、水路等等。在德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开始建立新的技术学校，这些学校后来就成为今天的综合性技术大学。创建这些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赶上英国。然而，当你去了解那些毕业生的工作和生活时，你就会发现绝大部分毕业生并没有进入工业界，而是进了公共服务机构，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工业界，绝大部分工业界的工程师都是自学的。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有了变化，只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工程教育才对工业化进程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此之前却不是。对于德国和法国的情况我称之为技术培训的学院文化。直到今天，当你遇见一个德国、美国或英国工程师时，你还能发现这种文化的差异。例如当他们给你名片时，在美国或英国工程师的名片上，首先会表明他是某个专业协会的成员。例如电气工程研究会会员或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会员，通常不会提及他所毕业的学校。这就与德国的名片不同，在德国和法国的名片上，你会看到，德国名片上会写着受训于某个大学或某个德国的技术学院。在法国的名片上会写着某所著名的技术学院的具体的名字。这个区别在于，在德国我们认为绝大多数的技术学院都是处于同一水平上的，而在法国却有极大的差别，有的学院不值一提，有的学院却声名显赫。
　　做一下总结性的评价，谈一谈从中能学到些什么？从历史中学习，是历史学家经常遇见的问题，当然我们也需要证明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研究机构的价值。我想做三点评价：第一点是，我相信在历史中没有普遍适用的定理，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要努力找出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既不是非常精确，而且还有赖于空间和时间，并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在十九世纪正确的规则，在二十世纪就可能是错误的。这意味着，我给出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结果。我认为历史通过显示没有定理可循，而可以使我们避免一些错觉。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那些假预言家们所指示的错误的道路。我想说历史并不能给我们指示正确的道路，但我希望历史可以使我们避开错误的道路，这是我最最主要的观点；第二点是，我想我已经告诉你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很多种成功的路，空间上的不同，时间上的不同，美国的情况就与德国的不一样。但是，历史所做的工作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它为我们显示了历史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可能性，给了我们很多的选择余地，并且有可能证实。这些选择和可能性中所包含的因素，以使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传统和可能性，制定出适当的战略，而且这会使你找到使用你的战略的方法。当然这种战略是一种新和旧的结合，模仿和创新的结合。西方在十九和二十世纪是这么做的，我想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也会这么做。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我认为，历史显示了灵活性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开创未来时，并不知道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当我们发现自己的方向不合适或导向歧途时，我们必须要灵活地改变方向。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社会，以最灵活的方式组织起来。我们要准备随时改正错误，我们最好能以这种方式来构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使之尽可能多地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我们从历史中不能学习细节，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应该怎么行动，但我们却能学习一般的战略。例如，灵活性，避免走弯路。以这种方式来学习，能帮助我们塑造未来。感谢你们来参加我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