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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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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更不是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未出现过偏差和失误。在毛泽东主席晚年，“左”倾思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他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思想，干了不少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些“报人”外交家在这一期间执行了某些“左”倾政策，犯了错误，其主要责任当然不能归咎于他们身上。
我们今天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是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掘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我们的贡献。那么，我们应当向“报人”外交家们学习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他们全心全意献身中国外交事业的敬业精神。建国之初，百废待业，懂外语的记者在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发展机遇。因此，一些过去在新闻界工作的干部在接到调令赴外交界任职时，确有不愿放弃新闻事业而投身新领域的思想顾虑。特别是，新中国的外交是“说理”外交，工作的“主战场”在办公桌上，这就使得许多才华横溢的外交干部要埋头“后台”工作，与“声誉”“名望”绝缘。另外，像章汉夫、乔冠华、龚澎这样的“秀才”，一生未有机会到海外长驻，人们想像中的优越生活条件和优厚待遇（其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他们无从领略的。如果没有可贵的献身精神，他们也是不能取得为人所称道的成就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驻外人员的待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比起海内外不少公私职位，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老一代外交人员的敬业奉献精神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坚持身体力行，反对口是心非，才能弘扬正气、清除邪气，从而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成绩来。
我们要学习前辈“报人”外交官对业务工作一丝不苟、举轻若重的敬业精神。外交场合，“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因此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是做好外交业务的前提。现在常有一些报道，把许多“报人”外交官描绘成斗酒诗百篇、文章倚马可待的风流才子。作者的好心似不必怀疑，但所报道的却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书从疑处翻成悟，笔到穷时方有神”。天下那里有容易写的文章，不下大力气，不一点一滴地积累，富有哲理、切合时宜的文章是不可能出世的。如果读一读成幼珠同志的回忆文章，看到乔冠华、陈楚等人在修改文件时“大声地想”的情景，就不难想像“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是经常发生在“报人”外交官群体中的“家常便饭”，令人称道的成就来之不易。在新的历史时期，调查研究仍是对外工作的基础。我们要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的优良品质，克服“重交际、重接待、轻调研”的不良倾向，反对空喊口号、凭感想写文章的歪风，脚踏实地地把调研工作做好。
我们还应当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刻苦钻研外交业务、勇于实践的创业精神。新中国外交开辟之初，一切几乎都是白手起家，所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并强调“应当在工作中培养锻炼”。老一代“报人”外交官之所以取得骄人的成就，是和他们勇于探索新事物、坚持岗位学习分不开的，这一点尤其值得目前工作在外交界的中青年同志效法。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全球性、区域性“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这给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既带来了新的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问题，创新经验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在实际而不是在口头上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说理外交”仍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风格和基本特征，一切探索和创新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而不应有悖于此。前一阶段，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要求在国际问题上说“不”的本本和小册子。或许作者们的心情有令人理解的地方，但仅仅会说“不”的风气却不值得提倡。无论未来的中国有多么大的发展，“说理外交”的传统都不应为“表态外交”所取代，这一点在当前特别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五辑陆建华 （1）
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社会问题、形势分析与预测。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国社会蓝皮书》副主编。1996年当选“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多次赴外讲学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
——陆建华
江泽民思想的重要阐述者
1993年2月，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历史纪实作品 ——《中国“左”祸》，作者署名文聿。该书以14个章节，全景式地记录了从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来华，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姓资姓社”之争的64年的难忘历史。由于作品大胆地描写了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场面，又是在邓小平南巡前出版，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产生了强烈的争议，影响甚远。
这本书的作者文聿的真名就是陆建华。
陆建华在20世纪90年代已是个风云人物。1990年他在获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两年后，考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并在同年的第一届世界青年社会学者论文竞赛中，以一篇《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高期望》摘取大奖。人们至今或许还记得他在获奖时讲的话：“我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期望很高，不光是要管好企业，有效益，还得要关心下属，作风正派，成为道德楷模。这种企业管理者包揽一切的体制，会养成工人对管理者的高期望，并转化为一种强依赖。但企业不可能满足每个职工的高期望，因而高期望必然引发大失落。所以企业应把其负担过多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这番剖白在现在看来未必具有多少新意，但在当时却是非同凡响。这也可算是陆建华有关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发端。
1992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后，留在社科院工作，开始进行宏观的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与另一位社会学家一起主编国家“八五”课题《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同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来自青年的报告——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及其趋向的演变》。他为此获得第一届中国社科院青年科研成果评比优秀奖。后来，北京一家著名的党的生活杂志，把他作为封面人物，并冠以“奔向新世纪金牌榜”人物之名。
1996年，一本叫《与总书记谈心》的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陆建华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这本书的热销，使陆建华的知名度得到空前的提升。
1995年7月，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设立了“青年社会科学论坛”，主要组织各个学科的优秀青年学者，研讨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其成果有的以研究报告形式上报有关领导部门，供决策时参考。江泽民总书记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发表后，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立即组织青年学者们学习，并就江总书记提出的12个重大关系逐一讨论。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每个问题由一两位同志执笔把大家的意见综合成文，有的重要发言还请本人撰写成稿，然后由翁杰明等编辑成书。
这本书是把各学科青年学者的观点融为一体的“化合物”，也是一次综合各学科优势集体创作的尝试。参加讨论的有10多名学者，其中正在主持另一项学术活动的陆建华在百忙之中撰写了3万字的研讨稿，借与总书记谈心的方式来阐明自己对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发行量达几十万册，使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更为大家熟知。
《与总书记谈心》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群言书，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其后中央的很多决策都参考了这本书所透出的民情信息和理论阐述，陆建华等一批知识精英也被中央高层所看好。1996年陆建华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成为第一位获得得此称号的社会科学学者。
然而令陆建华想不到的是，《与总书记谈心》出版的第二年，《中流》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称《与总书记谈心》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把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变成了“中心”，同时又取消了另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该文还称，《与总书记谈心》主张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走到一起去了”；又称这本书主张包容整合西方思想文化，“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灭亡”；称按照这本书对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反对和抵制个人主义就成了红白不分的错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论证为超阶级的抽象的 人类共同理想”“是本书作者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全部论点 的归宿”等等。
在民众普遍对《与总书记谈心》的叫好声中，异议者的言论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而其时，陆建华等年轻的学者并没有作出人们期待的答复，他们在继续做着建设性的工作。
“第三帝国内幕”与“梁祝”
——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糅和思考
陆建华1960年7月3日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虽然几年后陆建华主攻社会学，继而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中国高层智囊，但他仍然感慨4年中文系的知识恩泽。是中文系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培养了鲜活的思考方式。他曾这样坦承道：“中文这个专业实在是太好了！ 可以天天读小说，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后来作社会学了，我就想，是不是学者就非得用很死的语言，把活生生的生活变成一种冷冰冰的逻辑呢？ 所以，现在我反倒要读一些对我个人人生、思维、对我个人思维方向起作用的书。”
陆建华在复旦时最喜欢古典文学，文学评论是他的拿手好戏，毕业后他出版了《论语评注》《荀子礼学研究》等文集。但进入社 会学领域后，他的阅读兴趣发生了一些变化，更为关注现代小说和政治纪实作品。1996年黄集伟主持的“孤岛访谈录”特邀陆建华来“孤岛”做客，没想到陆建华带了一本斯培尔写的《第三帝国内幕》。这是一本陆建华反复阅读、烂熟于心的著作。他在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被深深震动，一年后再次读到了它，感触更深。
斯培尔是一名德国战犯，在此前他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建筑设计方面很有才能。而且一开始，他对希特勒的一些极端的政策和措施绝对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包括他后来所发动的法西斯战争，最后使得这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有才能、有魄力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希特勒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后来，他成了军工部长，成了纳粹德国战争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也就是说，没有他的话，德国这架战争机器就开不了那么长时间。斯培尔本人对希特勒有一个从不理解、疏远，到最后对他很崇敬、很崇拜的过程。最后，他成了希特勒的走卒，被判了刑。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陆建华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斯培尔的个人命运，还有推动他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用陆建华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框架下，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改变的？ 他的思想是怎样改变的？他的性格是怎样改变的？就斯培尔而论，他对 社会的贡献，原本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而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一个结局。我想，所谓大的社会变化，时代的特征，个人是不能决定的。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性格，个人才能的发挥，究竟有没有自主可言？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也是陆建华推崇的作品，其理由同样是对命运的关注——大变动时期那一家人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变化的——他们在变化中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们是怎样找到这样的位置的？最后，他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陆建华的父母认为儿子有“经商的天分”，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商人或企业家，然而陆建华上大学时却进了中文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热爱文学的陆建华最后也没有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或文艺评论家，而成了一名有所建树的社会学家。然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称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学的校长。
这是陆建华外出调研时突然生出的一个想法，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陆建华是一个对知识极崇拜又一直强迫自己做创造性工作的人。他曾这样说过：“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不管环境给了你一个怎样的既定的框架，一个人都应该保证自己的独创性。就算是为了‘生存’‘独创性’也可以是一种手段。所以，在我自己10多年的科研经历中，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创新。”于是大学校长似乎是最适合他的了，“它意味着要把知识、智慧传给下一代，那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大概是一个达不到的目标了……”
陆建华并没有成为一个大学校长，但社科院的研究工作使得他同样感到了职业的乐趣。因为那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职业。
创造性带来的是挑战性，有智力的挑战，也有社会新旧观点的挑战。陆建华深深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挑战。且不说1993年他的《中国“左”祸》出版后他所承受的挑战，其后他的一些文章也遭到质疑目光的包围。然而幸运的是，在一个巨大变动的时期，人们对价值标准的理解出现了多元化，理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样，任何对于一个人的指责，都不会无条件地被人们所认同。
在陆建华看来，不管还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我们社会多样化的趋势就是在这么走。多样化就包括，有些东西现在可能还没有事实去证明，可它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新的东西。大家的宽容程度现在越来越高。即使是有些东西人家认为你提的不对，也不会怀疑你在政治上有什么，或者你的品格上有什么。他认为在一种特定的环境里，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行为或者思想调整到既不悖于自己的理念，同时又非常智慧的那个境界。
很难说陆建华就已把自己调整得很好。但不管怎样，他却是一个善于超越困境的人。在读书研究之余，陆建华最喜欢的就是音乐。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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