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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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　　　　
　　　　　　张文木有一个著名的“常数与变数论”，他说，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　　　　
　　　　　　古往今来，有很多的例子印证了张文木的观念。比如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恐慌得不得了，觉得随时受到威胁，没有安全感；而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　　　　
　　　　　　因此，张文木认为，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就像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一样。　　　　
　　　　　　海权的核心问题是海军问题。张文木呼吁，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像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一样，也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　　　　
　　　　　　有人曾问张文木，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张文木听后颇为惊讶。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它需要国际市场；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在张文木看来，中美之间的矛盾焦点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相反倒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轨道时，中美矛盾尤其是海权方面的矛盾才开始尖锐化的。确切地说，中国的海上自卫权跟美国的海上霸权存在着潜在冲突。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自由贸易，就必须保护海上线路的安全。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相处》一文中　说：“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相比较则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张文木倒觉得今日中国更像100多年前的美国，我们应在开拓国际市场、保护海上线路方面向早期美国学习。　　　　
　　　　　　中国台湾问题，与100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并不一样，它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但如果中国台湾位于别的什么地方，比如说中国东北边远内陆，台湾问题并不会演变成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国也不会对它那么关注。从这个角度看，与100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一样，目前台湾问题还包含着中美之间的海权之争──这与当年美国反对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一样。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反对美国“瘫痪战”，加强中国外交的强硬度　　　　
　　　　　　中美关系的走向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关于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目前国人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人认为，美国人不希望中国发展；另一种人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强大。　　　　
　　　　　　张文木认为，这两种想法都不准确。在他看来，美国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不选择两个极端。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希望中国最好就在国内发展，也就是说在不大量使用国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　　　　
　　　　　　但美国也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如果中国彻底解体，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力量均势打破了，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届时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　　　　
　　　　　　那么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国人想瘫痪中国。张文木称这是军事上“瘫痪战”的政治运用：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　　　　
　　　　　　因此可见，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张文木知道，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那分而不散的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外交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但张文木认为，中美矛盾是国家现实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的冲突。现实利益在多数人的眼中，总要重于长远利益。他举例说，卡特总统想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却被勃列日涅夫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打得落花流　水；戈尔巴乔夫想的是长远利益，但与美国现实主义交手后，迎来的却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各国人民的艰难。即使如此，美国人也并未就此罢休，它反倒变本加厉实行北约东扩，继而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现在又调头直逼尼克松曾请求联盟的中国，拿台湾作筹码，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　　　　
　　　　　　张文木看到，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　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从上游源头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进口线路。　　　　
　　　　　　他记得马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　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　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而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因此，张文木认为中国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作好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有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强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两国实力悬殊，难以较量，中国顺着美国一些，成为它的朋友，这样可以降低安全风险。　　　　
　　　　　　张文木告诫人们，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七国集团，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因为“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他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泽东打交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对手，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而历来顺从美国的如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张文木也曾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顺着美国走”，但他马上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最根本的一点，中国“怎么可能接受美国的底线呢”？很明白，美国的底线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台湾、南沙，而且还有西藏，甚至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中国还叫中国吗？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张文木深刻认识到：“在外交这副天鹅　绒的手套里要藏有铁掌。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全面发展军事力量，质疑“只准备打‘有限战’”　　　　
　　　　　　张文木是最先直接表明“要准备打仗”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使他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但很多人都不能忘记张文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遇北约的野蛮轰炸，两年后美军侦察机又在南海上空制造撞机事件，而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李登辉“两国论”，美国的TMD、NMD　计划，北约继续东扩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已使中国面临了巨大的安全压力。张文木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敲响人们心中的战争警钟的。　　　　
　　　　　　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准备，因为中国要争取到自身的发展权。　　　　
　　　　　　“发展权”一直在张文木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2000年10月，张文木的《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部著作可称得上是张文木若干年来有关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大梳理，它从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国防等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严峻形势，其主旨仍然是有关中国“发展权”的战略问题。同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可以说是张文木阐述国家安全的又一次思想发酵。　　　　
　　　　　　张文木的后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新颖独到，别开生面。他认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第四辑张文木　（3）

　　　　张文木看到，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张文木认为，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在他看来，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中国要崛起，中国要追求自身的发展权，当会受到来自美国等强权势力的挑战。就像张文木所言，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张文木才提出“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国人对战争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不能打；一种是要打只打有限战争。这是多年来国人的一种普通心态。张文木一直反对政治绥靖。他在读了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后写下这样一段话：从1999年北约打击南联盟炸中国使馆，到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战争几乎一年发生一次；在中国周边从日本重整军事，到台湾分裂势力之所谓“公投”；阿富汗战争后，中国西气东输工程的上游地区失控，中国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商业合同几近成为空文，与此同时还有相当的人沉浸在所谓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之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