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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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注意到，日本的核反应堆数量、技术水平、储备的核原料的数量都远远高于朝鲜。然而，日本巨大的核能力却没有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朝鲜核能力弱小得多，反而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因此他断定，所谓“朝鲜核问题”，只是美国宣传机器制造的一个名词，是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才成了热点的。他联想到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伊拉克，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没有受到任何核查，而至今没有被查实拥有核武器的伊拉克却反复受到核查和军事打击。他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一向奉行双重标准，这是非常短视的。　　　　
　　　　　　但美国毕竟已在暗暗做着攻朝的准备，如果朝鲜核问题陷入僵局，那么战争就在所难免。宋晓军意识到，无论朝鲜选择哪种手段，靠朝鲜的国力都是无法单独与美国、日本、韩国的力量抗衡的，朝鲜最终需要邻国的帮助，100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　　　　
　　　　　　面对咄咄逼人的战争形势，作为邻国的中国如何采取对策，成为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　　　　
　　　　　　宋晓军说，中国不希望朝鲜拥有核武器，但如果发生朝鲜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很难袖手旁观，因为朝鲜只同中国接壤，任何外国军队在朝鲜的存在都是对中国的威胁，　为了防止有人借朝鲜问题凌逼中国对美“摊牌”，中国必须在积极进行和平外交的同时，向全世界表明态度：中国反对以武力解决朝核危机。中国不在“朝核”问题上牟取私利，但若有大国企图以“伊拉克模式”将战争强加给热爱和平的亚洲人民头上，那么，中国绝不会坐视无为，“朝鲜半岛是一座通向中国的‘桥梁’”。他从朝鲜历史上爆发的外敌入侵的史例中看到，外敌对朝鲜的4次入侵，中国都作出了积极的干预，有3次胜利，1次失败。祖先尚且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有什么理由袖手旁观？“如果‘朝鲜核问题’引起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多年以后人们只会记得这场战争的结果，而不是起因。正如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理由。人们只会记住战争的结果：或者中国出兵援朝，赶走了入侵者，保卫了自己的安全；或者朝鲜被外敌占领，中国的安全受到长期威胁。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上屹立5000年而不倒，正是因为我们的先辈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之策。”　　　　
　　　　　　宋晓军看到，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方面在对中国支援朝鲜的决心问题上曾经有过严重教训。但是美国汲取了教训，对于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一些舆论认为这是美国方面对中国的一次试探。对于类似的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回答，那么美国方面就会对中国保卫自己的决心做出错误的判断，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机。　　　　
　　　　　　他认为，面对目前的局势，中国只能遏制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方突袭的目标是核设施，很可能造成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样严重的污染，中国、俄罗斯首当其冲。无论美国是否使用核弹，这种对核设施的攻击都跨进了核战争的门槛。以后朝鲜的反击和美国的报复都可能使战争升级为中小规模的核战争，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次核“9·11”，对朝鲜来说可能则是主要城市遭受全面核打击。　　　　
　　　　　　宋晓军呼吁中国政府力显其政治意志，反而能遏制战争。从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看，恢复平衡是打消美国任何入侵的念头的要点。另外，要遏止这一地区可能发生的战争，周边国家如果采取威慑行动，则可能包括常规力量与核力量两方面。威慑行动的第一层次是力量；第二层次是使用力量的决心；第三层次是自身防护能力。　　　　
　　　　　　他还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在朝鲜半岛每年都进行大量军事演习，即使没有发生危机，中国也应该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客观上的威慑力是遏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附录　　　　
　　　　　　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谨防变革泡沫　　　　
　　　　　　宋晓军　　　　
　　　　　　军事变革这一话题，谈了快有10年时间了，从以往的讨论和实践来看，我们对军事变革还认识得不太到位，在具体决策及推行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今后如继续推进军事变革，就需要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在方针政策的可行性上作更加慎重的考量，在决策的执行上定下坚强有力的决心。最需要防止的问题就是出现变革泡沫。经济学上有一种“路径依赖”理论，说变革的初始输入条件如果出了偏差，那么整个输出和结果就会全部走样。其实例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由于看重眼前利益大炒房地产，而忽视了前沿普及型技术的革新，后来整个经济陷入泡沫化，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调整过来。军事变革也是一样，也有“路径依赖”问题，一着不慎导致满盘皆输。为防止出现泡沫，在变革方案做出之前及变革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这些关系。　　　　
　　　　　　效益和利益的关系。变革是效益的必进，但也可能演变成利益的重新分割。军事变革中有利益因素参与其中，也是正常的，但如果利益压了效益，那就不正常了，就会形成变革泡沫。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不少经验教训，近些年来，地方和军队都已经进行过不少次变革，但效果并不显著，与预想的目标距离较大。军事变革决不能有泡沫，国家安全是百分之百的，军事实力的打造，每动一步都必须准确有效，否则一发而动全身，一步失误，不仅导致预想的军事能力无法集成，而且更关键的，是一旦危机来临时，将无力应对而酿成安全大患。所以，各军兵种都需要着眼于当前和未来国家安全中的问题来进行军事革命，而不是基于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在军工产业问题上，需要防止军工产业配置与军事变革的思路脱钩，要将军工产业与军事需求结合起来，以实现军事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化；还有军队的不同工作系统，如军事工作、政治、后勤工作等，也要有整体考虑，不能迁就某一方面的废存去留而忘记整个军事改革的效益。　　　　
　　　　　　武器与制度的关系。是武器重要还是军事系统的组织编制更重要？军事变革是思想观念的更新、武器装备的升级，也是组织编制的革命，这几个方面其实都不可或缺，关键是要配套、协调，彼此能够互相配合起来，组成有机关联的整体。现在我们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是一讲军队现代化，一讲军事变革，就片面强调高科技，一会儿说导弹重要一会儿说隐形飞机重要，而且说美国就是这样的。这对军事变革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思想观念没有跟上来、制度没有相应理顺调整，造了再多先进飞机导弹也是白搭。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中国也买了不少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舰船和火炮，也派了不少军官到国外去学习“高科技”，但甲午战争却照样败得很惨，原因何在？清朝海军的组织指挥系统并没有“与时俱进”，还守着旧规章、旧制度。21世纪的军事变革不要再成为一次新洋务运动。　　　　
　　　　　　跨越发展与循序渐进的关系。这几年来“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听得很多，我们的军事能力落后，要早点赶上来，所以自然就想到了“跨越”。“跨越”也是被逼的。但一直到朝鲜战争，我们的军事形态都还是欧洲一战时期的水平，并没有真正打过机械化战争。没有机械化战争的经验，能否直接由前机械化时代直接进入信息化时代呢？如果把目标定得太高，所形成的后果，可能将是信息化达不到，机械化的任务也无法完成，弄成“四不像”。因此，光讲跨越发展也不行，还要有科学精神，新生军事变革的自身机理，考虑如何循序渐进。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军事变革也来不得“亩产万斤”、搞拔苗助长，那样下去，反而欲速不达，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第四辑沈伟光　（1）

　　　　　信息战：“决胜于未战之前”　　　　
　　　　　　沈伟光，未来学家、信息战专家、我国信息战学科带头人，现在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于1985年提出信息战概念，1990年出版世界上第一本信息战专著。美国人称他为“信息战之父”。1979年以来，出版了《思维战》《新战争论》《新军事问题》《制造革命》《信息时代》《2000年中国》《论社会主义本质》《传媒与战争》《横店模式》等20部学术专著和文学剧本《战国风云》。　　　　
　　　　　　智慧和技术不同，智慧没有专利，智慧也没有优先权。　　　　
　　　　　　——沈伟光　　　　
　　　　　　横空出世、锐于凶器的《信息战》　　　　
　　　　　　2000年1月12日，美国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文杰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打听一个叫沈伟光的信息学专家。当毛文杰在军事科学院的协助下终于找到沈伟光时，这位兰德专家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信息战之父”不但不穿军装，而且还如此年轻。　　　　
　　　　　　“您好！在我们美国有很多人知道您和您的书！”　　　　
　　　　　　毛文杰对沈伟光似乎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好感，他笑容可掬，历数沈伟光的历年军事著作《信息战》《思维战》《制造革命》《新军事问题》等，极尽赞誉。这让沈伟光吃惊不小。　　　　
　　　　　　美国兰德公司有“美国脑库”之称，曾经长期为美国军方服务，是全球最著名的智囊团。他们正在准备一个“信息战战略”的大型策划，在查询本来就屈指可数的信息战资料时发现了中国沈伟光的《信息战》。　　　　
　　　　　　沈伟光的《信息战》是1990年3月由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提出了“信息战”的概念，曾被国外媒体誉为军界的“第三次浪潮”，比号称全球最有影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及社会生活范畴内的信息战早了8个月。美国著名战略研究员埃弗雷特及同行在《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一文中向世界宣布：“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并同时指出：“像许多有洞察力的天才思想家一样，沈伟光阐述的许多信息战概念的核心思想都是正确的。”　　　　
　　　　　　沈伟光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全球。　　　　
　　　　　　兰德公司自发现了沈伟光后，便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跟踪，但对他本人知之甚少，于是兰德公司不得不放下架子，派毛文杰直奔北京，与神秘的沈伟光见上一面。　　　　
　　　　　　曾经有记者直截了当地问过毛文杰：兰德公司是世界最著名的战略咨询机构，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找上一位中国学者晤谈？　　　　
　　　　　　毛文杰显出一种西方式的真诚和无奈：我受命起草兰德公司历史上继《核战略报告》之后第二个最重要的报告——《信息战战略》，不找他还会找谁？　　　　
　　　　　　可以说，毛文杰是带着一脑子的疑问来到北京的，在与沈伟光的交谈中，他不无感叹地对沈伟光说：“我们美国人是从技术和军　事这个层次一步步上升到战略高度的，而你的研究居然一下子从战略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沈伟光不卑不亢地说：“你们美国人讲实用主义，我们中国人　可能在技术上不如你们，但在思想领域绝对不会亚于你们，因为战争战略思想的源头就出自我国古代的孙子。”　　　　
　　　　　　长久的交谈，毛文杰发现沈伟光这位中国学者身上凝聚着难以言说的东方智慧。　　　　
　　　　　　沈伟光的智慧折射出一个中国军人的神圣使命感，而“信息战”理论的挖掘则来源于实战中的思考。　　　　
　　　　　　沈伟光1976年入伍。1984年，他参加了我军边境自卫反击战。　　　　
　　　　　　他赶往前线的那天正是中国的大年三十，他在南国的山路边看到了许多长长的包裹着战友遗体的墨绿色塑料袋，上面系着白色布条，写着不同的人名。其中有3个是他的杭州老乡……　　　　
　　　　　　这是他第一次踏入战场，第一次亲眼看到战场上的残酷。他的心为之一震。　　　　
　　　　　　后来有一次他陪同一位将军来到麻栗坡，这里曾经是一片荒丘，现在却已布满了战友的白色墓碑。他记得那位愤怒的将军从战士手中拿过自动步枪，对准天空扣动扳机，发泄对敌人的仇恨。　　　　
　　　　　　沈伟光陷入了沉思……　　　　
　　　　　　在战地指挥所的帐篷里，有两本书始终伴随着他，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还有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军部作战参谋，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克敌之法。他想到了古代的军事家孙子，也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战友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在反击战的硝烟中，他开始萌发了这样的思路：好男儿保家卫国不惜赴汤蹈火，而当信息革命来临时，还有无可能出现另一种克敌制胜的战争形态？是否可以在无声无息中破坏敌人的阵营，打碎敌人的进攻，在零伤亡中寻找到取胜之策？古代孙子不是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我参加过20世纪中国最后那场战争，看见过亲爱的战友被战火摧灭。3年的战争经历，使我对战争的意义和残酷性有了感性的认识。当时我祈望有一种替代这种残酷战争的新形式。传统的战争是以人和物作为战争对象的，计算战果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指标。能否设计一种文明的战争，把人和物排除在外？变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感情，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很难想像战争先于人类消亡，我们只能面对现实，顺应它！我就是以这样批评的眼光，带着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开始了对信息战的研究。”沈伟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当时“信息战”思想的发韧。　　　　
　　　　　　当时计算机在中国还是稀有之物，他能接触到的计算机也仅限于军部机要室里用于打字的那几台。但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计算机将成为未来战争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信息战”几个字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盘桓，由此他还联想到以下的相关语：信息边疆、信息宪兵、信息联盟、信息化军队、信息工厂……　　　　
　　　　　　部队班师回营，沈伟光成为了某军区司令员的专职秘书。他开始把零零碎碎有关“信息战”的理论进行梳理，形成了理论“胚胎”。　　　　
　　　　　　在沈伟光看来，“信息”这个名词，相对于时代来讲，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应；就社会形态而言，又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呼应；同时，它又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人类必需的三大资源之一。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他当时提出的信息战的概念还是比较客观的：广义地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对垒的军事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地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　　　　
　　　　　　沈伟光在其理论体系中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大胆地把战争与暴力人为地剥离开来，而把武力战剥离出来的内容和信息战设计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出信息战作为一种最为“前卫”的新型作战模式，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在沈伟光这里，战争的目的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根本性改变。这时战争方式不但与暴力南辕北辙，而且更趋优雅和文明——“战争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