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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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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高官出访的一个惯例，然而这次的早餐会却特别引人注目。西方媒体称，斯诺的中国之行扑朔迷离，但他把有留美经历的海闻等经济专家请上早餐会，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这场论战，将不得不从政府之间的沟通转向能对政府施加影响的中国智囊式的经济学者身上。
2003年下半年呈激化倾向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其实从1996年就渐露端倪。但那时美国的贸易顺差并不突出，美国仅仅有要人民币升值的一些呼声。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面前，人民币顶住各方面压力，没有贬值，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升值。以后，美国一直没有机会顾及到这个问题。2002年以来，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贬值，而人民币因跟美元挂钩也跟着贬值，从而造成欧盟和日本对华出口的不利。对于美国来说，本指望美元贬值能帮助改善他们的贸易状况，结果人民币也跟着美元贬值，仍然无助于改善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于是美国在日本、欧盟提出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也向中国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出于政治的需要，美国的大选临近，政府通过人民币问题使国内的目光向外转移。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在斯诺访问中国之际达到了一个高潮。
63岁的斯诺被认为是美国官员中的温和派。他是2002年底美国总统布什调整经济班子人选时，被提名接替原财长保罗·奥尼尔而担任美国新财长的。奥尼尔由于执行布什的经济政策不力，被迫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斯诺曾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福特政府内担任运输部部长助理及副部长，后担任美国东部最大铁路公司——切西（CSX）公司董事长长达14年之久，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的国情比较熟悉。布什曾称赞斯诺“是个很出色的商界领袖，是个经济政策专家，又曾是学者和公务员”。由此，斯诺成为布什政府内重要的经济顾问，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提倡者。
斯诺在到达北京之前，在日本停留了一天，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举行了会谈。盐川被看作是一位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颇有微词的批评人士。就在斯诺抵日的前两天，他还老调重弹，表示将奉劝中国允许人民币汇率依照市场规律自由浮动。分析人士一眼洞穿盐川这是明目张胆地以邻为壑。1年前，盐川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试图把人民币抬上去，结果却使日元飙升了12％，直至现在日本仍在饱尝日元升值的苦水。
盐川不会忘记这任财长的这个“大手笔”：日元从2002年1月的130日元兑换1美元，涨到了2003年8月的120日元兑换1美元后，日本央行加大了干涉外汇市场的力度，购进美元，以压低日元。结果遭到“信奉”市场经济的美国出面批评，日本银行被迫收敛，日元立即就在10月突破110元大关。据资料显示，从2003年1月到9月，日本政府为了阻止日元升值，已经动用了1兆日元（约7000亿人民币）干涉外汇市场。日本花那么多的日元去购买美元，最终不得不用那些美元购买美国债券或股票，等于无偿地在为美国经济做贡献。
与盐川的强硬相比，斯诺一向以其温和的国际经济外交政策而著称。舆论猜测，日本也许将和美国联手就汇率政策向中国施压。但是，道琼斯通讯社报道说，斯诺在这次会谈中的讲话似乎基本维持在巧妙的外交层面，他避免触及两个亚洲经济巨人的汇率政策这一敏感问题。
斯诺在北京两天的行程中，他先后与中国副总理黄菊、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财政部长金人庆等进行了会谈。9月3日，温家宝总理会见斯诺时表示，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媒体称，当斯诺结束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会谈走出中南海紫光阁的时候，他满面的笑容也许说明，这位新任美国财长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并非一无所获。
但今年63岁的斯诺财长似乎更愿意倾听中国经济智囊的声音，于是他特邀了海闻、余永定等中国专家出席他的早餐会。
在早餐会上，海闻告诉斯诺，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直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比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更为明智。
海闻心中有这样一些数据：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逐步加大，尤其是在出口方面，2002年对美出口额占我国出口的22％，美国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国，而在中国的进口方面，2002年的数据是，美国排名第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不断扩大。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对美国方面的顺差是280亿美元，2002年稍有缓和，为165亿美元，但2003年前7个月，又达到287亿美元。
因此海闻问斯诺：如果人民币升值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存在，美国还能怎么办？
斯诺对这位中国学者的讲话很感兴趣，频频点头，他说，我们没有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升值，只是希望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预过多，否则不可能有比较独立的货币政策。
但是海闻认为，其实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各有利弊，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是无可非议的。但人民币汇率稳定有特定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正处在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汇率浮动，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问题不大，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有很多变数。汇率变动对中国，对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投资是不利的。
至于独立的货币政策，海闻认为，从长期来看，在汇率放开以前，首先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政策体系，而目前中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影响生产的渠道并不畅通，因此，利率的市场化比汇率放开更紧要一些。
斯诺离开中国之后，很多对斯诺中国之行的报道都认为，斯诺此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空手而归”。但海闻教授认为斯诺是有收获的，因为不光是中国高层领导如温家宝、黄菊等向斯诺解释了中国将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作为长期目标，而且在早餐会上，中国学者们的分析对斯诺也是一个触动。
9月5日，斯诺在泰国参加曼谷APEC财长会议期间，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的表态印证了海闻的判断。斯诺告诉人们，他在和中国政府官员的会谈中，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中国政府的表态让我很受鼓舞，我认为我们正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斯诺同时告知世人，他拒绝为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开出一个时间表，因为“对我们来说谈论一个时间表是毫无助益的”。
第三辑海 闻 （4）
正如海闻所言，斯诺是一个严肃、认真又谦逊的官员。在那次早餐会上，斯诺静静倾听来自中国学界的声音，只是偶尔插话。斯诺对海闻等中国经济智囊的讲话留下深刻印象。
随着APEC财长会议的闭幕，愈来愈多的亚太地区国家已改变态度，转为希望人民币保持稳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官员甚至明确表态不希望人民币升值。而9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改造内阁中出局，由谷垣祯一接任他的职务。这位新任财务大臣一直保持着缄默，使得日本政要公开鼓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也日渐稀落。
尽管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炒作已降温，但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海闻认为，人民币没有升值现在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的要求，因为它毕竟体现对方一部分利益阶层的要求，比如制造业的压力，在贸易逆差的解决上，我们可以做出更多的努力，不是通过减少出口，可以扩大进口来解决问题。
他认为解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至少有两条途径：
首先提前开放资本市场，可以很快解决升值压力。以前我们为了国内市场的稳定，控制资本外流，不敢开放资本市场，其实只要控制国家资本的外流就可以避免问题的出现，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控制资本市场的方式换取稳定。很多国内企业已经感觉到，国内的市场已经饱和，这正是政府鼓励它们到国外投资的时候，中国需要一些跨国的大企业，应这种大企业发展的需要，开放资本账户也是必然的。
另一个办法是扩大进口。我国贸易市场的观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很多重商主义的思想痕迹依然存在，总觉得出口是好事，进口就是不利的。其实有些产品我们本身不生产，谈不上伤害。在国际市场上，国与国之间必须合作，长期的贸易顺差，必然会带来问题。贸易的原则不只是互通有无，只要对方做得更有效、价格更便宜，哪怕只是相对便宜，我们就应该进口。解决了这个观念问题，进一步打开进口渠道，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另外，国内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可以考虑更多的进口，可以增加竞争，破除垄断。我们还可以提前放开进口的壁垒，甚至可以提出中美自由贸易的问题。
与此同时，海闻也预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是暂时的，用不了5年，人民币就可能面临贬值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来自几个方面：入世后承诺的开放使进口产品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外来投资的逐步到位，我国的资本净流会减少；资本市场如果开放，对外汇的需求也会增加；通货紧缩的状况已经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来，住房、汽车等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经济的发展周期决定未来几年将迎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高潮，经济过热的压力同样会带来人民币的贬值。
海闻教授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进程中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归国10年，以极具个性的思考激活了中国经济精英的学术话语，给中国经济研究带来清新的空气，拓宽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他对中国经济核心症结的解剖和研究，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
附录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选择
海 闻
经济全球化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的全球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便宜的资源。例如，一家中国公司不会只使用本国的生产资源，而是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就用中国的劳动力，美国的资本便宜就用美国的资本。中东的石油便宜全世界都用中东的石油，资源配置不再受国界的限制。
其次，经济全球化是消费的全球化，不仅在本国市场上购买消费品，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消费品。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和各种耐用消费品现在基本上都全球化了，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只消费本国的产品。
最后，经济一体化是体制的趋同或一体化过程。从逻辑上来讲，企业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上竞争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规则，而全球性的规则就意味着体制的趋同。例如，中国的国有企业常常因为补贴而受到美国、欧盟的反倾销反补贴指控，但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福利、养老负担是很重的，但就因为是国有企业，体制不同，规则不同，美国人就说有补贴，是倾销，是不公平竞争。最后由于两国企业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上竞争，通过竞争与合作，会形成一个双方都接受的竞争规则，结果是或者大家都没有补贴，或者都补贴（一般不可能出现），总之，会逐渐在一个规则下竞争。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的称霸野心吗？
经常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全球化是美国化，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事实上，全球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首先，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人们的收入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收入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基本的生活需要就都满足了，随之而来的是对服务和奢侈品的消费需求的增加。前几年VCD卖的很好，现在要买DVD了。前几年买普通相机，现在要买数码相机。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从而有能力生产各种高科技产品。高科技产品的一个特点是需要大量的R&D（研究开发），波音飞机的每一种新机型、福特推出的每一种新款汽车都需要大量的R&D。知识经济需要大量的研究开发工作，而研究开发有很强的规模经济，也就是固定成本越来越大。所以，在开发出新产品后，如果小批量生产的话，就不能弥补大量的前期研究费用，是一定会亏本的。只有大规模生产才有足够的收入补偿研究开发费用，而国内市场对于大规模生产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大规模生产必须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只有预期能在全球市场上占有足够多的市场份额之后，企业才愿意研究开发新产品。所以，由于生产的固定成本增加，就必须要有较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个全球市场，也就产生了消费的全球化，企业也拼命地向全球扩展。不仅美国人如此，今后中国人一旦研究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后，也会希望把它卖到全球市场上去。既然消费全球化了，有限的市场容量必然会导致竞争，产品必须不断改进以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必然会导致生产的全球化。因此，经济全球化有其内在的经济原因，美国的称霸野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其实，美国人对全球化也是心怀疑虑的，担心墨西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会降低美国工人的工资，担心工厂会迁走影响就业等等。
其次，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为全球化创造了政治条件。如果冷战没有结束的话，经济上肯定有这种要求，但政治上却不可能。
最后，信息产业革命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网络使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全球性的商业操作成为可能。
概括地讲，全球化的出现是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变革的时候了。这里的生产关系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调配关系。如果把全球化比作当年的资本主义革命的话，那么信息产业革命就是当年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可惜的是当时中国没赶上，落后挨打了100多年，当年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不知道。但是中国对现在的信息产业革命是了解的，知道全球化是一个趋势，知道信息产业革命的重要，中国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第三辑海 闻 （5）
全球一体化的现状
首先，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1950年全球总贸易额为1130亿，1997年已达11万忆，增长了97倍，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贸易额已达GDP的35％，其中服务贸易占总贸易额的1/4左右。1980年的国际投资额为5万亿，现在已近8万亿，增长也是非常快的。
其次，区域一体化的加速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区域一体化分几个层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属于最低层次上的合作，是一个进行自愿协作的谈判场所。层次再高一些的合作就是自由贸易区，最典型的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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