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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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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铁军看来，农民就业问题，就是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问题，而这又与计划经济形成的城乡分割相联系。
温铁军细算了一笔账：2002年农村劳动就业人口是5亿人，但把在农村18岁以下、60岁以上能劳动的人算成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6年乡镇企业发展颠峰期大约解决了1。4亿农村人口的就业，但要考虑到乡镇企业的私有化趋势及两栖就业的实情两个因素，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000万左右，农村还有4。4亿左右的劳动力剩余。自1992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目前估计接近1亿人，但这部分与乡镇企业的农村就业有重复之处，净就业人口估计在七八千万左右。这样总算下来，农村至少还有3。5亿的净过剩农村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
他认为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是客观存在，如不解决，国无宁日。他从司法部公布的数字看到，近10年出现的第5次犯罪高峰，其特点是高比例的农民流动人口犯罪，性质是社会性犯罪。农村流动人口问题都是与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与农民生存危机相关。温铁军认为，如果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加强公检法上，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因此，解决就业应该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国策。
有不少人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应引进西方的方法，从私有化和技术革新等方面找出路。温铁军试了十几年，发现这样的想法在目前的中国农村行不通。在美国农业劳动人口人均土地占有面积是我国的800多倍，美国农场土地面积广大，地租绝对量大。而中国的土地连地租都产生不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就是负值。中国人均土地就是这么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中国水资源又缺乏，不能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规模效益来参与国际竞争。至于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理论上可以，但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这些前期成本谁来付？在目前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单家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也有不少人提出走产业化之路，但现在农业主要投入品种，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产业层次如何提高？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也不现实。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在温铁军看来，“三农”问题到了今天这一步，传统的、个别的曾经有效的办法已不足以解决今天的问题，非得有一些新办法和硬办法，非得有决心和勇气不可。这里涉及的不是抽象的经济问题，而是8亿多人的命运的问题。中国大地上，还有什么东西比8亿多人的命运更重要呢？
为缓解中国农业的两个基本矛盾，温铁军提出了解决问题的6条办法：一是免除农业税，因为土地主要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资料， 没有任何国家对社会保障征税，如果免税，同时配套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把乡政府改成乡公所，乡公所只是一个上情下达的机构；二是推进乡村自治，将乡政府改为乡公所，镇政府改为自治政府，各种自治体平等交换，直接对县，取消实行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品决策制度；三是将农村非耕地资源（林地、四荒地、水面和矿产）的权属和收益，尽可能分配到农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四是国家直接垄断耕地转让的收益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医疗保险；五是对农民开放涉农行业，在乡村自治体内部成立农民入股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六是国家支农资金不通过农业行业管理部门直接投资给乡村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占股份不占收益。
这6条建议很快引起农业部的高度重视，很快上报中央，作为新一轮农村改革措施的参考。
西部开发应吸取美国西进经验
——资源如何转化为权利
西部，对于从事农业问题研究的温铁军来说，是一块有着特殊记忆的土地。
温铁军称自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实践者。1985年，温铁军组织记者团骑着摩托车沿着黄河做社会发展问题考察，行程2万多公里，把西部看了个够。后来温铁军在回忆这段繁忙的经历时，坦言“一生之中有这样一次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看到了西部孕育着巨大的能量。
就在温铁军沿黄河考察的时候，广州西部会议召开了，中国梯度理论也已提出。
“梯度理论”认为，沿海加工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地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本自动由东向西转移。梯度理论确定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15年来主要的指导思想。
温铁军对梯度理论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如果只是沿海一条边，就好比是有弓架而没有弦。中国至少应该在沿海一条边发展的同时，形成内地发展的一条线，或者沿长江或者沿黄河，就可以实现东西部综合发展的思路。
但是温铁军对西部开放价值的强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温铁军考察回来，沿海经济的迅速增长已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东部，西部投入的力度显著不足，从而使梯度理论在中国未能显示效果。虽然确有少数资本向西部转移，但是，代之而起的是西气东输、西电东输、西油东输、西煤东运、西矿东运和进一步大规模的“西人东流”。
1993年中央提出八七攻坚战略，把解决西部地区为主的7000万贫困人口的扶贫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人们希望以开发式扶贫方式带动西部经济发展。而温铁军看到，此时正是房地产、期货、股票证券热三大投机一起上的时候，“在此情况下，西部贫困地区急于追求增长，急于求富的心态，造成一部分本应用于西部资源开发的扶贫资金，被转化为投机资金，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结果是‘瞎’了一部分项目，很多项目在西部表现不好”。等到西部真正开始投资上项目时，中央已经开始财政紧缩了。开发式扶贫操作上的不成功使西部又一次失去发展机会。
温铁军说过：“中国国情可不是说着玩的。”他在对西部的调查中发现，人们普遍认为的西部拥有20％～30％的人口，集中了70％的资源，东部70％左右的人口，资源只占20％～30％的说法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上西部地区之所以人均收入低，资源富集但人口稀少，是因为西部的知识精英及大量的劳动力都跑到东部去了，东部地区把所有的资源都转化为资本，而西部资源仍然处于自然状态。
西部是资本高度短缺区，财政大部分亏损，银行大部分都是贷差行，贷款大于存款，投资成了问题。在温铁军看来，东西收入之差、资源之差、人口之差都只是现象，因为它都是可以流动的。真正本质意义的差别是资本量之差。而如何调整现行体制，促使资金能够流向西部，是开发西部的关键之所在。但同时，温铁军也知道，如果没有体制上相对的优势，资本是流不到西部的。
温铁军看到，东部在整个资源转化过程中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初始产权问题，因此造成社会严重不公，随后出现人们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而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并没有吸取东部的教训，人们只强调开发、投资、上项目，绝没有提到西部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如何形成更为合理的体制，避免东部已经发生的问题。
他认为，西部不合理的安排在于西部的大量地下资源，如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西部所富集的资源是垄断的。西部的调整在于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的开发权利，是一个资源转化权利的调整。只有调整到位，才能激发西部地方的积极性和潜在活力。
对西部极为了解的温铁军提出在西部开发中，农村经济发展是它的重头戏，而水、土、人三个方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他倡导一种中国式的开发方式。在他看来，中国有2亿多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如果西线工程启动，应把劳动力用起来，尽可能少用大规模上机械的方式，同时可以把大量库存积压的消费品调到工地上，允许上工地的劳动力带家属，干一天活给三口人的粮、油、布等基本消费品。沿着工程线，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水利工程，沿线会自然形成居落或村落，甚至形成城镇，在工程上劳动一年可授地一亩或三亩，干三年授地十亩，三口之家就安居下来了。这至少能将劳动资源变成西部开发的资本，同时也解决了库存积压矛盾和整个消费品工业启动不了的矛盾。
温铁军强调，西部开发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问题，而是如何综合调整我们的资源、人口比例关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三辑温铁军 （4）
乡镇自治应借鉴秦朝绩效——政权不下县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在农村进行了税费改革。2000年，安徽省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这项改革取消了过去的“三提五统”以及屠宰税等多个收费项目，为减轻农民负担建立了制度保证。
位于安徽省西北部的太和县是我国最早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县，温铁军于1993年曾在这里试点。三年的税费改革，让这里的农民肩上的担子轻松了，但是这里的乡镇财政压力却有增无减。
温铁军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应该有一个综合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说税费改革也好，或者机构精简也好，或者是反腐倡廉也好，哪一项都不可能单独奏效，一定要多管齐下，才可能奏效。
1993年，温铁军提出了解决农民负担的一个大胆设想，即乡镇实现自治——把“以户纳税”改为“以村纳税”。他说，中国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2000年的封建社会都是“皇权不下县”，政府对于小农经济最低成本的管理方式是乡村自治，而不是国家针对每一个农户的税费管理，因为政府与亿万农户之间“交易费用”太高。
在温铁军看来，取消镇一级行政级别，村和镇两级自治，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
有人质疑村镇自治后取消管理者的薪水的现实可行性，对这一点，温铁军胸有成竹。他说历史上自治村社的领导者不是官，只是社区的精英，平时不领薪水。大家选他，是对他的道德和能力的认可。比如《史记》里的陈平16岁为乡里宰，相当于社区长，他的作用只是在祭祀的时候，把屠宰的牲口分给大家，平时没什么事情，就干自己的事了。中国历史上的自治社区领袖，跟现在西方的镇长相似，不拿薪水，只在需要的时候才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形同虚设。而按照现行体制，镇作为一级政府，就必须有行政费用的支出，如买车、接待、发工资等等，可现在的村就没有这些行政开支。
这样的方法的确比较理想，但如果村长和镇长不拿薪水，谁愿意义务出来为村民服务？温铁军的设想是，这些村长或镇长尽管是义务来为村民服务，但他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他能够有效地调控村内资源、分配村内收益。这时的管理者在社区血缘关系的制约之下，就不仅仅只有经济人的理性，还有道德理性。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社会都是靠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来维持的，光有经济人的理性是不够的。“那么多社区精英，比如延安时期的李鼎铭先生为什么能当开明士绅？他要狠狠剥夺农民行吗？有些地主以诗书传家，秉承仁义理智信的道德传统，并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套话所能概括的，否则他们也就不叫社区精英了。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历史早就完结了。中国乡村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恰恰是如何维持良绅管理下的乡村自治。”
在农村改成自治村的同时，温铁军建议把镇改为自治镇。他对目前的镇管村的体制持异议。因为现行的这种市管县、镇管村的制度，是典型的城市中心主义。镇管村的后果是镇可以依托传统体制伸手向农村要钱，用于镇中心区的建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多次强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千差万别，各地的经济结构也不一样，因此要科学决策，要改变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某些上层建筑。在温铁军看来，按温总理的话去理解，2。3亿小农户基本上从事自然生产就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现状，这种生产力决定的上层建筑应是村社自治，自下而上地提出公共品要求。但很多人还没有理解温家宝总理的话的真正含义，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真正理解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如何科学决策问题。所以，可行的政策是把社区自治体（现在叫村集体）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把政府直接面对2。4亿小农户转化为面对70多万个村，把乡级政府改为乡公所，合并乡镇，以此降低交易成本。
温铁军17岁前往山西汾阳县插队时，最大的梦想是每天能在北京火车站扛大包，因为“一包能挣好几分钱”。多年之后，温铁军走出大学校门便最终选择了研究农村问题。那个17岁时想天天扛大包的小伙子如今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附录
华西村何错之有？
温铁军
最近，部分媒体对华西、南街等仍然维持“集体经济”的村提出了负面评价。尽管我不愿意介入理论界的争议，但这次的有关批评涉及的主要是农村中的实际问题，故在《中国改革》和《法制播报》作出全面介绍我的不同意见的承诺之后，我接受了采访，试图澄清一些新闻界和学术界不十分了解的情况，帮助读者摆脱多年来误导政策的“意识形态化”讨论。其实，只要人们哪怕是暂时不讨论农村集体经济是否属于公有制或者社会主义等宏大话题，就会注意到本文提供的基本事实真相，远比“灰色”的理论要“常青”得多。
本文如果发表，我愿意虚心听取任何经过长期调研形成的意见；至于书斋学者或办公室官员的意见，要么层次太高，要么“灰度”太大，笔者一向自惭形秽、无力应对，还望见谅。
以下是经我审阅的《中国改革》记者的采访记录，如有错误，概由个人负责。
一、原始积累：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社区资产”的基本属性
与一般国外和城市企业不同，大部分从80年代中期才起步的我国农村工业，其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离我们实在太近，尤其是其中的“社区集体企业”，当年创办时几乎不可能有个人化的投资人。这客观上大大增加了那些主流专家们涂抹理论“灰度”的尴尬。
从那时起累积的调研资料表明，其资产主要来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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