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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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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中宣部、中纪委等各中央机关，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各机关、企业、军队、学校和县区纷纷请甄小英去做报告。她的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给中宣部写信，说“很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精彩的报告了”“希望中宣部多组织这样的好报告”。她的报告在青年中也引起强烈共鸣。在清华、北大作报告时，礼堂里挤满了人，一些没有座位的学生，站着听了3个多小时，礼堂中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被称为“秘密工作战线的神兵骁将”，曾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尼克松访华时给周恩来当助手的熊向晖，在看了甄小英报告的录像后打电话约甄小英面晤，一谈就是一上午。与周总理共事多年，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同志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周恩来的伟大精神时，谦虚地说：“甄小英的报 告比我讲得好。”
在一次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甄小英发言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对她说：“你就是甄小英呀！我们市委书记朱基前不久 还对我们说，中央党校有一个人讲周总理的，讲得很好，让我们找个带子来听一听。”
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希望以“周恩来精神”教育更多的党员，建议甄小英在讲稿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扩展，写一本书。甄小英没有辜负学员的期望，她满怀激情地很快写出了这本书，这就是后来引起全国震动的《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
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响烈反响。周恩来生前的秘书、警卫等身边工作人员专门聚在一起，约甄小英进行座谈，卫士长成元功、警卫张树迎等对甄小英说：“非常感谢你写了这么一本好书，我们跟 总理这么多年，却写不了这样的书来，感谢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又为甄小英提供了许多亲身经历的动人事例。
甄小英收到许多感人的来信，其中有一位基层党员在信中讲，他从图书馆借来这本书，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非常想把这本书送给亲人、同事和朋友，但是，跑遍了当地的书店，也没有买到。于是，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刻蜡版，一页一页地油印，把《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的“油印本”送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和同事。
席文举在一篇名为《进行党性教育的极好教材》的书评中这样说：要写一本深刻而又生动、理性和可读性强兼有的党性教科书， 实属不易。而甄小英的《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一书，则是形象生动，说理深刻，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一书一版再版，发行了10多万册，并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本钢杯”最佳读物奖、第四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图书奖。由此，甄小英的影响力也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
第二辑甄小英 （3）
党建调研报告直送政治局
党性教育使甄小英获得了声誉，但是她感到，重视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思想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活力而又稳定有序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必须建立一整套科学的制度，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的先进性。于是，甄小英在研究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发表后，她就开始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她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经验与教训，主持编印了20多万字的《中国共产党法规文件选编》，研究收集了国外一些政党的制度、法规，在全国党校率先开设了党的制度建设课题。
1988年，她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和参加编写的《党的制度建设新路》，引起了学员和社会的关注。
甄小英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进行制度建设，也制定了不少的制度，但三中全会以前却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建设理论，在实践上，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相互配套的党内制度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拔乱反正，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先抓了党的根本制度的建设。比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加强了新的制度建设，使党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她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六中全会开创了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良好开端，但是，还必须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把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于是，她大胆地提出党建工作的一些新的想法。
她提出要理顺党政关系，主张党政分开并形成制度；认为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制必须从中央做起。建议实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她还建议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等等。另外，她在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也提出了建议。
1987年，她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努力增强党员民主意识》一文，提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很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只有建立和完善了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制，才能有效地保证和发扬党内民主”。
1989年，她又在《党建文汇》上发表一篇名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设想》的文章，立意是总结“文革”教训，完善体制机制，从制度上防止“文革”重演，引发众多读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
她从前苏联的教训中证明了“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一种危险的权力”的观点。她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通过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或采用多党联合执政形式，联合执政的各党派之间也进行相互监督。我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不能照搬他国多党制的形式。但健全党内的监督制度，完善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对于实现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保持党的公正廉洁，具有重要意义。
她提出要研究列宁设想和曾要求实施的监督体制，即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会及与之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可对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成员进行监督。以上两个委员会发生意见分歧时，召开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加以解决，或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裁决。她认为对党的领导人监督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及道德作风三个方面，并提出“监督不仅如‘防腐剂’‘消毒剂’一样有防错纠错机制，有‘除恶’之功能，同时还有树立榜样的功能，有‘扬善’的效果”。
甄小英教授在《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中具体提出疏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一是党内监督。强化党员对党的组织、全委会对常委会、党的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党委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以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监督，保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二是群众监督。在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社会公示、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强化对决策过程和权力运行的监督。三是法律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有对宪法和法律执行情况实行监督的最高权力，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同时，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四是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五是舆论监督。通过切实有效的舆论监督，确保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时刻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
理论界人士说，甄小英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勇敢提出对党的领导者进行监督的建议，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突破。
甄小英教授不是个坐而论道的人，她很重视调查研究，特别关注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之后，她到过不少省市去搞调研。为给党的十六大召开做准备，中央党校联合全国党校开展了党建问题大调研。她参加了关于社区党建问题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问题的调研，在《求实》杂志发表了《社区党建大有可为》的文章，总结阐述了上海社区党建对党建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她作为调研组长，带领调研组下基层研究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问题，以及对党的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在调研基础上，她执笔写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调研报告》被评为全国党校党建调研一等奖。在浙江省调研时，她发现浙江省70个县市一把手在5年之中，受处分的就有39个，其中因经济问题受处分的有27个，因非经济问题受处分的有10个，还有两个免于处分。这个调查结果使他们感到非常震惊。这说明党内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制度仍有很多漏洞，亟待加强完善。
由调查组高新民执笔写的《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思考》的调查报告，深刻分析了一把手屡屡出问题的原因，总结了浙江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经验，提出了完善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思路。这篇调研报告也被评为全国党校党建调研优秀奖。这两篇调研报告，都被选入中央党校编的调查报告集，报送中央政治局。中组部、中宣部等部门都对这个调查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呼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甄小英教授在中央党校执教了20多个年头，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到教授，对工作兢兢业业，成就斐然。2001年，她调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担任副院长。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和最高学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何鲁丽是院长，甄小英作为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尽管环境变了，行政事务多了，但她仍像过去一样，继续进行着理论研究，只不过，不仅关注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而且关注着参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
甄小英教授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适应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党，必须有一个自我更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党内民主。
这里不得不再说到《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
2003年6月18日，也就是《求是》杂志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三天，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栏目就此话题进行了讨论。
时政评论家何亮亮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说，从理论上来说，过去，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在理论上比较强调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较强调的是打天下和坐天下，基本上不太谈民主问题，不太谈国家权力是来自人民的。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其实“三个代表”理论的确立，提出国家的权力是来自人民，既然这个权力来自人民，就应该要有民主，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意义。就是这篇文章提出以扩大党内民主的方式来推进全民的民主，它提出的观点很重要。在何亮亮看来，甄小英的这篇文章是“相当务实的”。
甄小英认为，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关键是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但是归根结底体现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要看她在推动社会历史全面进步中的作用。实践证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建立执政党的自我更新机制，这实际上就是执政党始终保持活力的问题。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保持生机活力的一个关键问题。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甄小英认为民主是保持执政党活力的重要方面——“党内民主是指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处理党内事务的一种权利和制度。民主是共产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民主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如果一个党是专制的、独裁的、奉行终身制的，它就不具有先进性。”
为了保持执政党的活力，体现民主意志，不使权力倒置和虚化，甄小英一直呼吁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可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她多次在文章中强调，我们一定要吸取前苏联的教训。
前苏联的情况是这样的：马恩时期，是坚持年会制，每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列宁在世时，也是坚持年会制，重大问题由党代表大会决定，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列宁也坚持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斯大林时期，逐步破坏了年会制，原先每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改为相隔两年、三年，后来，甚至十几年都不召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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