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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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顶撞权贵，发表《康生质疑X问》　　　　
　　　　　　甄小英1945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在上小学四年级时，父母调到太原工作，她便一个人留在北京的寄宿制学校学习。也许正是大家庭的生活磨炼，使她很早就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处事。　　　　
　　　　　　甄小英从小就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热情，被同学称为“鼓风机”。她不但能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初中毕业时获得了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　　　　
　　　　　　高中时代是甄小英人生的起飞阶段，在班上很快就崭露头角——她发奋读书的事迹被编入在当时很轰动的《为革命勤奋学习》一书。她成了小名人，不断被邀到各学校做报告。当时国家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决定在高中学生中发展党员，甄小英因思想进步和学习成绩优异，成了首批被吸收的学生党员。　　　　
　　　　　　高中毕业了，甄小英像其他同学一样准备报考高等院校。然而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等待着她。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在中央党校成立一个学制五年的青年训练班，以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首批招收了30名男生，15名女生，甄小英是15名女生中的一名。　　　　
　　　　　　1965年，甄小英进入中央党校青训班，在班上再次崭露头角。她的文章登上了名噪一时的《学习》杂志，一些同学羡慕地说：“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甄小英怎么也没想到，她这样一个从小就对党和国家无比热爱的共产党员，却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了“反革命”。　　　　
　　　　　　当时作为政治局分管中央党校的康生，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文革”开始不久，他就授意造反派打倒北大的陆平和南大的匡亚明，引起北京高校学生的不满。在党校他又授意造反派头头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和党校校委委员们统统打成反革命，更是激起党校师生的愤怒。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甄小英陷入了困惑，为什么那些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爱党爱国的老同志顷刻间就成了反革命？　　　　
　　　　　　她听同学的家长说，康生在历史上就是个整人“高手”。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就利用审查干部之权，整了一大批人，延安各机关、学校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之中，当时仅有2500人的中央党校，就挖出来250个“特务”。　　　　
　　　　　　甄小英和同学们隐约感到，康生要打倒林枫和校委委员们，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贴出大字报向康生直接操纵的造反派头头提出质问。康生得知该情况后，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款待了甄小英等“红战团”群众组织代表，劝说同学们退出“红战团”组织，与党校造反派头头保持一致，并暗示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但是，康生没有想到，甄小英等青训班的同学不仅没有对刘少奇“反戈一击”，而且，党校贴出了由甄小英等同学联合签名的《康生质疑X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康生。　　　　
　　　　　　康生授意党校造反派围攻甄小英等青训班同学，而且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派人追查大字报的后台，甄小英等同学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等帽子。　　　　
　　　　　　那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她的父母在太原被整，而才20出头的甄小英自己却也成了“革命”的对象，宿舍的门上贴着“反革命分子甄小英必须低头认罪”的勒令条。被隔离、批斗、抄家，被迫检查、反省……真是不堪回首。整党后，党员们一批一批地恢复了组织生活，而她一直被“晾”在一边，直到毕业前夕她才勉强被批准恢复组织生活。　　　　
　　　　　　1970年，档案中装着参加反动组织的黑材料，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甄小英从党校毕业了，被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基建指挥部，进行劳动改造。由于她与工人打成一片，劳动舍得出力、流汗，业余时间组织工人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帮助工人解决班组矛盾，总结工作经验，很快得到工人和干部的了解和认同。不久她被调到太钢总公司宣传处，帮助筹备党代会。在此期间，带队参加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矛盾论》《实践论》理论培训班，受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之邀，参与起草学习班的总结讲话，受到好评。1971年被调到太原市委宣传部，成为理论处的理论教员。　　　　
　　　　　　1977年，因“文革”中遭康生插手而停办的中央党校恢复了教学，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不久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得到平反，甄小英和党校的许多教职工总算走出了康生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　　　　
　　　　


第二辑甄小英　（2）

　　　　“真理标准”的大声倡言者　　　　
　　　　　　1979年，在太原已很有名气的甄小英接到中央组织部的调令。在此前一年，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理论文章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甄小英就是在这场思想大讨论的热潮中调入中央党校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与中央党校还有着直接关系。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彻底扭转10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种要求和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许多人的头脑还是被“两个凡是”思想紧紧地束缚着。中国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7年10月9日，复办后的中央党校开学了。时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要求中央党校认真研究党的第9次、第10次、第11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在谈到如何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时，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中央党校复校后，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章的讨论。由于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而在这之前，即1977年8月25日，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对一些人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不以客观实际为标准”来评价“文革”的做法提出批评。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　　　　
　　　　　　胡耀邦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进行拨乱反正，希望写一篇更深刻、更有战斗力的理论文章。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就在这时，党校学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发现了一篇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稿件《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进行修改后重点推出。此后杨西光得知孙长江正在起草同类的文章，便把两位作者请到一起讨论修改，使文章在理论上更为成熟。最后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胡福明的文章并在一起再作修改，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经过10次重大修改、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终于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　　　　
　　　　　　这篇文章吹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号角，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热潮。年底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冲破“两个凡是”束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受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洗礼，调回党校的甄小英感到精神格外振奋。到校不久，就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一场“真理”问题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没想到她这次准备仓促的发言却赢得了与会专家的好评。　　　　
　　　　　　甄小英在党校的第一次讲课，是给党校的教职员工上党课。虽然她离开党校多年，但一直没有停止对理论的学习和思考，再加上她有多年从事干部理论教育的实践，熟悉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思想，她结合党员干部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存在的思想理论上的疑点难点问题，着重讲了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问题，生动活泼，针对性强，有感染力，给教职员工留下深刻印象。这也为她走上中央党校的讲台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前，登上中央党校的讲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有些老教师，虽在党校工作多年，却没有讲过一次课，一辈子就是查资料、抄卡片。甄小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破除论资排辈、大胆起用年轻人的改革氛围中，她很快就走上讲台，讲课受到学员好评。1984年，甄小英担任了教研组的副组长，开始了对党建理论的研究。在党校这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她不断学习，辛勤耕耘，一干就是20多年，曾三次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员，著作和文章获20　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逐步成长为一名有一定社会影响和知名度的理论工作者。　　　　
　　　　　　朱镕基：听说中央党校有个讲周总理的　　　　
　　　　　　1988年，甄小英被选为中央党校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接着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妇联执委，在中南海受到了邓颖超的接见。　　　　
　　　　　　在参观周总理故居西花厅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妇女代表李海文边看边向甄小英介绍，西花厅是一座前清留下来的房子，柱子的油漆已经脱落，地面是方砖地，很潮湿。窗户缝很大，冬天工作人员要用报纸把窗户缝糊上。总理在世时，有关部门多次想为他维修房子，都被拒绝了。有一次总理到外地工作，有关部门趁机对他的住房进行了简单的维修。总理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工作人员，还并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作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并把新换的窗帘、壁灯和一张床统统拿走，换回原来的旧窗帘和木板床。周总理艰苦奋斗、勤政为民、廉洁自律、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深深地感动了甄小英。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中，由于制度不配套，法规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双轨运行，磨擦碰撞，为公权谋私提供了土壤条件，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和腐败现象开始滋生蔓延。邓小平在1982年就告诫全党：“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403页）他一再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经受住新的考验，从思想、作风和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跳出历代统治者的兴亡周期律，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也是执政党面对的严峻考验。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培养教育干部的最高学府，高扬党性的旗帜，把党校建设成锻炼党员的熔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校把党性教育列入教学的重要内容，引导学员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与加强党性修养，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学员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要进行“党性分析”。党建教研室把讲授党性教育课的任务交给了已是教研室副主任的甄小英。　　　　
　　　　　　那时党校的学员，不少是60多岁的领导干部，跟甄小英父母的年龄差不多大。作为一个资历浅、级别低的年轻教员，给这些局长、部长们上党性修养课，对甄小英来讲，的确是个“难题”。如何讲好这个课，使学员真正受到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就这些问题，甄小英虚心向教师、组织员和学员请教。有人提出最好给领导干部提供一个高层次的坚持党性的榜样，把坚持党性的生动事例与党性教育理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讲授效果可能会比较好。甄小英此前正好写了一篇有关周恩来的研究文章，还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周恩来的研讨会，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在西花厅的所见所闻。于是她决定把周恩来的事迹与党建理论结合起来讲，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她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党性修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把当时党政领导干部在坚持党性方面存在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又阅读了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关于周恩来的著作、文章。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大智大勇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人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敬仰和爱戴。马寅初通过与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他所以得到人民群众那样广泛而持久的怀念，不仅因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因为他品德高尚，他艰苦卓绝的一生，生动、形象、集中、深刻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道德品质、精神风范和执政理念。他在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