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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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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记者说：你们中国“讲人权”就是“政治干预体育”。
吴建民说：“不是中国人首先讲人权，是有人天天骂我们。整整骂了四天。我们已经退避三舍。难道我们就连一点辩解的权利也没有了吗？那也太不公道了！”他还用英语大声疾呼：“奥林匹克精神是纯洁的，理想是高尚的。”
在座的记者都被吴建民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美联社在当天的一篇通讯中评价吴建民的发言“充满感情”“用流利的英语发表讲话，没有发言稿”，并称“这种口气和谈话方式的改变，似乎是随着投票时间的逼近来提高北京的形象。”正在蒙特卡洛的李岚清副总理也对吴建民的出色表现大加赞赏。
时间到了1994年春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带着克林顿的“最惠国待遇”牌和“人权”大棒访华。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中国领导人与克里斯托弗会谈后举行了一个“吹风会”。
一位美国记者上来就问道：“美方认为其外交官在国外可以随便、自由会见外国公民，你对此有何评论？”
吴建民答道：“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不可能同美国一样。有人总是觉得美国那一套最好，其实不一定。本人在贵国呆过10年，我看中国要学美国哪怕是100％的成功，中国也不会太平。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有500万，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诸位想一想，如果2500万无家可归者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到处游荡，中国还会太平吗？”
又一美国记者问道：“现在距离6月3日已经不远了，中国打 算采取什么行动来满足美国提出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七项要求，以便保持最惠国待遇？”
吴建民说：“这番话典型地反映了你们美国人的性格，急得 很！你急什么？你们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性格。为什么要学你们的？这个时限是你们美国人定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定的。美国有美国的计划，中国有中国的计划，我们谁也不要强加于人。本人参加了去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的会晤。克林顿总统也说，我们美中双方谁也不要强加于人，这很好嘛！你们美国人走美国人的路，我们中国人走中国人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5000年了！”
说到这里，会场传出一阵哄笑声。
这时，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克里斯托弗访华你们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怕什么？是不是怕你们的政权不稳？”
这个问题倒是吴建民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先也没有统一回答口径，怎么办呢？吴建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他在西雅图亲身经历的事。他说：“1993年11月，我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西雅图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时，有一次我上电梯，正值有一位领导人要走过来，美国的保安便一巴掌把我给推开了。”
记者煞有介事地问：“你抗议了吗？”
“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我理解那位保安是在履行职责。”吴建明坚定地说，“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
在场的美国有线新闻网驻京记者对吴建民说：“讲得好，这话 我等了两年了。”还有一位香港常驻北京记者激动地称他是中国“外交麻辣烫”。
第二辑吴建民 （2）
周恩来眼中“精干的人”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在他出生一个月后，日本陆海军联合对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轰炸，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为了保住性命，母亲抱着被惊吓的儿子冒着隆隆的炮火躲进了防空洞，总算捡了两条命。
吴建民在重庆长到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进入了南京市南昌路小学读书。1951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南京二中读书。195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来到南京招生，班主任老师朱庆颐希望吴建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因当时“北外”是按部队院校的要求招生，要求很高，而吴建民一心想报考理工科大学，所以他当时对读“北外”犹豫不决。在老师朱庆颐的再三劝说下，吴建民参加了“北外”的考试，不想获得通过。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是在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基础上创办的延安外国语学校。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成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它一直是我国培养外语人才，特别是培养外事翻译的主要基地，当时属外交部管。
1961年9月，吴建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继而被派到匈牙利接替朱善卿担任中国常驻民主青联代表的法语译员。当时他才22岁，不但聪明好学，而且谦虚，肯吃苦，被后来到任的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韩克华一眼看中。
韩克华曾是中共出色的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中任冀南军区武装部副部长等职、南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他历任湖北孝感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工业部长、副省长。1963年秋天，韩克华进入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时得知要调其出国任大使的消息，颇为惶恐，他觉得自己既无外交经验又不懂外文，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便给中共湖北省委写信谢绝。可当他从党校学成回到武汉，马上接到了赴外交部就职的调令，成为中国驻匈牙利的大使。
为了把年轻的吴建民调到自己的手下工作，韩克华专门给外交部打了报告希望部里与团中央协调。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不知从哪里探听到这个消息，又以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把吴建民留在团中央联络部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早就听说吴建民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暗暗拿了主意：韩克华和团中央两边都别想得到吴建民，我让他回北京外交部。
吴建民在布达佩斯工作了4年，于1965让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国内，在外交部翻译室马牧鸣处长手下当翻译，一干就是6年。这期间他有幸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施燕华：又是大使，又是大使夫人
俗话说，缘定三生。早年就有“江南美女”之称的“北外”高材生施燕华几乎是踏着吴建民的脚印来到团中央和外交部的。尽管他们无数次失之交臂，但爱情之神还是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
施燕华祖籍浙江镇海，在吴建民毕业前一年，她考入北外英语系。5年后，她又如愿以偿地考上北外的研究生，师从周珏良、许国璋、王佐良等声名显赫的教授。1965年春她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实习，不久又被借调到团中央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吴建民被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北京，人事关系还在团中央的吴建民与施燕华不期而遇。
吴建民来到外交部翻译处不久，施燕华也正式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当英文翻译。几个月后，吴建民成为外交部的翻译处的团支部书记，而施燕华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爱情的种子慢慢发芽。1967年吴建民和施燕华结为伉俪。
施燕华是外交部首屈一指的英文翻译，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的翻译，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拉美等数十国；特别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美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不但参与了尼克松、基辛格、福特、里根、卡特等美国政要的接待工作，还参与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八·一九公报”的起草。
1979年同程陪同邓小平访美的著名翻译家冀朝铸，因年过50，回国后从第一线的口译和笔译工作中换下来，调到美大司任副司长，施燕华接替了冀朝铸的工作，冀朝铸称施燕华“是一位极好的译员”。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于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两次采访邓小平，施燕华担当了这两次谈话的英文翻译。
法拉奇被誉为“政治采访之母”，以其尖锐的提问、敏捷的思维闻名于世，曾采访过基辛格、沙龙等世界政坛风云人物。由于她擅长提出许多奇怪的问题，而且不留情面，所以容易给翻译工作带来难度。施燕华不辱使命，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双方的思想和观点。两次访谈内容对外公开后，引起全球政治家的极大关注。
施燕华至今还记得他们之间的那段不同寻常的开场白：
“明天是你的生日！”法拉奇一见到邓小平就说。
“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吗？”邓小平有些奇怪。
“不错，邓小平先生，我是从你的传记中知道的。”
“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也不应该祝贺我啊！我已经76岁了，76岁是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有些尴尬：“邓小平先生，我父亲也是76岁，如果我对他说那是一个衰退的年龄，他会给我一巴掌呢！”
“他做得对。你不会这样对你父亲说的，是吗？”邓小平笑了。
1991年施燕华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而此时吴建民也成为外交部的第十任新闻司司长。他们成为外交部成立以来第一对正司级官员夫妇。
3年后，施燕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卢森堡大公国特命全权大使，成为1979年以来的19年间第17位女大使。在此前不久，吴建民也被江泽民任命为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从而中国外交部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对伉俪大使。
一对外交伉俪为了国家的外交事业劳燕分飞，直到1998年，他们才在日内瓦得以团聚。
1996年初，吴建民被江泽民主席派往日内瓦，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两年后，施燕华卸去驻卢森堡大使一职，也来到日内瓦，成为中国代表团公使。在1998年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前，外交部领导曾征求吴建民的意见：施燕华是继续到别国当大使，还是到法国当大使夫人？吴建民说，到法国很忙，施燕华不在，不大好办。于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了巴黎，正式结束“劳燕分飞”的日子。
第二辑吴建民 （3）
兀立于沧海横流中——日内瓦一役挫败
“中国人权议案”
1996年初，吴建民在荷兰任大使才1年零3个月就接到江泽民的主席令，结束在海牙的大使工作，立即前往日内瓦，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
把吴建民派往日内瓦是中国领导人深思熟虑的决定。吴建民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已是一位很有国际公关经验的老外交了。早在1971年，吴建民就任中国驻联合国使团三秘、二秘，在联合国总部工作了7年；1978年回国任了5年的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 1985年又一次来到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使团参赞，4年后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参赞。从阅历上看，吴建民不但熟悉国际环境，对外交政策吃得透，而且工作方法灵活，有张有弛，是紧急情况下应对国际关系的一把好手。当然，1994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吴建民随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法国，近距离地接触，也给江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吴建民大使被紧急派往日内瓦时，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开幕还有3个多月。当时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第52届人权会议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恶战”。此前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议案（即90号决议草案），不顾事实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种种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以往的失败，将会在此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继续对中国“发难”。
从卡特政府开始，“人权外交”作为美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武器，在全世界挥舞。1981年里根上台后，在外交上强调美苏对抗，在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以遏制苏联的同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发起了“人权”攻势。1985年2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的里根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已经重新担负起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作用……我们 的任务是促进并捍卫自由与民主，并且尽可能向各地传播这些思想。”冷战结束后，乔治·布什继续把“人权”战略融入美国的外交中，宣称美国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克林顿执政后更是变本加厉，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把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加以威胁，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尤其是对处于兴盛期的中国，更是横加指责，强迫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
自1990年至1995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人权会议上，连续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国家炮制的“中国局势”议案、“中国／西藏局势”议案和三次“中国人权状况”议案表决。
1996年4月23日上午10时，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随后即将对中国提出的国际社会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相关指责“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表决。
在议案表决前，吴建民大使代表中国代表团走向讲台，刚才还叽叽喳喳的会场突然一片肃静。
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对这位中国大使并不陌生，此前吴建民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若干次在媒体中“曝光”，个人风格尽人皆知，而1993年9月，他作为北京奥申委的发言人在蒙特卡洛抨击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舌战西方记者的生动场面，总能让人记忆犹新。
与会的代表们戴着同步翻译耳机，个个屏住呼吸，目光全部落在了台上中国大使吴建民的身上。
吴建民朝台下看了看，礼貌地用目光向各位代表致意，然后非常镇定而自信地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现状，并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的攻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
他先列举了这样一些事实：1949年以前，中国的人口约为5亿，有4亿人吃不饱；今天中国的人口为12亿，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5岁，今天达到了70岁。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今天下降到12。1％，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8。7％。在1949年以前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是二等公民；今天的中国公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享受着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各项权利。吴建民指出，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在上述事实面前都会承认，中国的人权记录不是糟得很，而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音，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他说，1990年以来，美国伙同少数西方国家，连续6次在人权委员会内打着“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旗号搞反华提案。而这6年正是中国在各方面包括在人权领域进步最快的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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