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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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儿子出生了；二是他自己立下了创作一部反映建筑工地生活长篇小说的宏愿，并以诗言志，题为《读〈孟子·告子下〉》：“舜本农夫，躬耕畎亩；傅说为相，举于版筑。考其根由，俗子凡夫；何以玉成？艰难困苦。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自强不息，大行不偏。君子酬志，十年未晚；不鸣则已，一鸣冲天。”——10年之后，他创作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终于被出版社采用！　　　　
　　　　　　当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学园地依然荒芜凋零，却不再是前几年那种只有几个“革命样板戏”的状况，已有几部长篇小说问世，有些省级文学刊物也陆续恢复。解思忠为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自己每月只留用十几元钱的生活费，却还是咬咬牙，把当时的文学刊物几乎都订了，以致于邮局还以为他是在为单位阅览室订杂志。在矿区施工期间，工地上只有一份《陕西日报》；他经常吃过晚饭后，骑自行车颠簸十几里山路，到厂区的阅览室里去看报纸，然后披星戴月地摸黑回来。　　　　
　　　　　　时过不久，解思忠调到厂区施工，住宿条件比矿区改善了许多；但为了业余时间少受外界干扰，他主动要求住进一间别人都不愿意住的宿舍——孤零零的四面都是外墙，可谓“夏暖冬凉”，而且只有五六平方米。他在里面支了张床后，连张普通的桌子也放不下，只好用木板钉了个简易的小桌子；写作时，就坐着小板凳，佝偻着腰趴在上面；写得累了，便直起腰来，捶打捶打后背，看看桌上儿子的照片。　　　　
　　　　　　经过两年笔耕，解思忠终于完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长篇小说；投寄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后，便如同泥牛入海。他借调到京参加首都国际机场建设后，就去出版社打听书稿的消息；这才知道当时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都要经过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位领导人审读批准，而且全国只有这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每年也就是一两部。他看出版无望，便把书稿带回来，锁在了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　　　　
　　　　　　此后，每当解思忠打开抽屉，目光接触到书稿时，心便隐隐地被刺痛一下；他既没有勇气再去翻看，也舍不得扔掉——它毕竟凝聚了自己两年的心血，给过自己美好的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的情绪异常低落；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决定放弃文学创作，并把书稿扔进了房后一条靠近农田的小水沟。谁知几天之后，那部书稿却像投水自尽者一样漂浮了起来；他将书稿捞起来后和砖头捆在一起，再次扔了进去。近10多年来，他虽然不断有新作问世，却对这部书稿总难以忘怀；每当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起落时，都忍不住会遥望停机坪北面的一座楼房——它后面曾经有过一条小水沟，那里埋葬着自己的第一部书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解思忠再次萌发了创作的欲望；经过一番论证，他决定以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之所以选取这一题材，一方面是这种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不会由于时间长而“过时”——他已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方志敏本人的敬仰——他不仅是一位革命烈士，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忠于信仰、有节操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做人的楷模。2001年，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时过10多年，方志敏研究会成立时聘请解思忠为顾问；在2002年的年会上，他作了一次题为《重精神重操守》的演讲，对方志敏精神进行了颂扬。　　　　
　　　　　　创作历史题材作品，首先得搜集资料。然而，当时一些诸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样的革命回忆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存后还没有解禁，北京只有两家图书馆能借阅到这类书籍报刊：一家是地处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另一家是地处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这两家图书馆都得凭单位介绍信借阅，而且还不许将书籍报刊带出阅览室。当时，解思忠上班和居住都在远离市区的首都机场工地，于是就选择了较近的首都图书馆；即便这样，从首都机场乘公共汽车也得近两个小时。由于施工任务紧，工地两个星期才休息一天，只能利用这一天休息日去图书馆借阅。　　　　
　　　　　　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10月的这一年时间里，解思忠几乎每个休息日都是在首都图书馆的文史资料阅览室里度过的。每次他都是图书馆开馆时就赶到了，借到书后便快速摘抄，中间除了上厕所几乎不休息，直到闭馆时才离去。由于连续紧张地抄写，手指关节酸痛难忍，不得不抄写一会儿就停下来舒展一下手指。阅览室里有个供读者饮水的开水桶，他每次去都带着干粮和一个喝水用的杯子，午餐就是边吃干粮边喝白开水。当时到图书馆借阅书刊的读者还非常少，文史资料阅览室经常就只有他一个人，偶尔还有一两个人也大都是老者。他这样摘抄了大约半年时间后，终于感动了管理人员，破例允许可以把书借回去抄；这样一来，速度便大大加快。当年他摘抄的资料累计有上百万字，至今还保存着舍不得丢弃——它毕竟记录着那些日子的艰辛！　　　　
　　　　　　经过种种曲折，真正进入创作阶段，已是在调入建设部之后。白天，解思忠得坚持八小时坐班，下班后还要忙家务，晚上九点钟左右才开始写作，一直到深夜。在灯下熬过了近千个夜晚之后，终于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血染东南》，这时已是1983年底。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在除夕夜看了电视转播的春节晚会，平时是不看电视的；星期天和其它节假日，也几乎全都是投入写作。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描写自己当年夜间写作的情景：　　　　
　　　　　　夜深人静时，有时写得累了，我便稍事休息，靠在藤椅背上，向窗外望去——周围漆黑一片，万籁俱寂，如同几年前我夜居秦岭大山的感觉一样。有时，我写得头痛脑胀，就用双手使劲地抓挠着头皮，这时，头屑和落发便会纷纷落下；等头屑和落发密密麻麻地覆盖住稿纸上的字迹时，我才用手将这些头屑和落发扫成一堆倒掉。还有的时候，我实在写不下去时，便呆呆地面对桌上的镜子，望着自己皱纹集结的眉头和因充血而红丝密布、微微胀痛的双眼。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睡眠不足，我的面容迅速衰老，头发大量脱落，左眼球也因长期充血而残留下一处云翳。　　　　
　　　　　　《血染东南》书稿投寄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很快便被采用（后因责任编辑调至中国工人出版社而转由该社出版）；据出版社介绍，他们每年收到的自然投稿大约四五百部，而从中选择出版的只有一两部。为了尽快出版，出版社替解思忠向单位请了几个月的创作假对书稿进行修改。由于创作素材完全来自于书籍报刊，为了弄清楚一些问题，在书稿修改期间，他还利用出差到赣东北做过采访。　　　　
　　　　　　1984年秋，就在完成《血染东南》书稿第一次修改之后不久，解思忠又投入到第二部长篇小说《古都埋情》的创作。这部小说取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者高君宇与女诗人石评梅的爱情悲剧——世称“高石之爱”。“生不能作同室亲，死后当为同穴尘”的“高石之墓”，至今仍保留在北京陶然亭公园供后人瞻仰。　　　　
　　　　　　1986年夏，解思忠刚完成《古都埋情》书稿的修改，又投入到长篇传记文学《亡灵忆旧录——刘大白传》的创作。诗人、教授、贡生、和尚、辛亥义士、报馆主笔、流亡政客、五四闯将、教育部次长、寻常百姓……编织成传主刘大白奇异瑰丽的一生；他毕生寻求解脱，最终形成“充分享受生命福，又充分使用生命力”的人生观。　　　　
　　　　　　1989年冬，解思忠又应出版社之约，创作了长篇论说性报告文学《唤醒沉睡的土地——当代中国土地市场纪实》。　　　　
　　　　　　上述4部长篇文学作品，在4年时间里陆续出版——平均每年出版一部。周围的人看解思忠每天照常上班，却不断有作品问世，觉得不可思议；他解释说，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只不过就是把业余时间尽可能地利用起来罢了。20多年来，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活动，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读书写作之中。　　　　
　　　　　　这几部长篇文学作品虽然都获得了好评，在当时图书发行进入低谷的情况下很快销售一空，但相比之下，《唤醒沉睡的土地——当代中国土地市场纪实》一书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少，而社会反响却最大，尤其是在内地和香港的房地产业界。这一方面得益于土地使用问题10年前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当时他正在建设部任法规处处长，在资料与信息方面占有优势；同时，也显现出他在“论说”方面的潜力——这一点已为他后来在学术著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所证实。　　　　
　　　　　　《唤醒沉睡的土地——当代中国土地市场纪实》出版后，《重庆房地产》杂志全文连载；《深圳房地产导报》杂志总编辑不仅亲自撰写书评，还购买了1000册向香港房地产业界人士广为赠送；《中国建设报》也发表书评指出：“这本书的‘难能’之处：一是这本书无可回避地要就一些在政治上、理论上很难把握又极其敏感的问题表态，诸如出让国土是否辱国丧权，土地这类生产要素的商品经营是否违背社会主义的制度等等，而这些，即便是门道里的专业理论研究人员至今仍涉猎不深。二是写作时还得把这种严肃的政治、理论课题转换成一部具有相当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倘若搭设不起这么一座从理性到感性的桥梁，作者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情所发出的声声呼唤，就将似夜空游萤。‘可贵’之处在：资料齐备，发问中的，见解公允，章法得体。这本揉合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许多重要观点和创新见解的著作，可以毫无愧色地步入文学作品的行列。”　　　　
　　　　　　在创作长篇文学作品的同时，解思忠还创作了一些中、短篇文学作品；其中，散文《二读〈多余的话〉》曾获“瞿秋白杂文散文征文”一等奖，纪实文学《多舛的人生无限的爱》曾获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写给妈妈的话征文”作家组二等奖等奖项。　　　　
　　　　　　1990年3月22日，解思忠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终于圆了自己上初中时就开始做的“作家梦”。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我少年即钟情于文学，高中毕业前却违心地改考理工；离开学校后，又一直从事着与文学几乎是绝缘的职业。几十年来，无论是颠簸奔波于秦岭山区的建筑工地，还是俯仰周旋于机关大楼的文山会海，无论是混迹底层，还是身居高位，我都将文学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与解脱的途径——她不仅使我的心灵里始终洋溢着希望，充满着战胜困难和庸俗的勇气，而且还提升了我的精神，照亮了我的人生。　　　　
　　　　


第二辑解思忠　（4）

　　　　社会发展领域经济政策的研究者与制定者　　　　
　　　　　　解思忠在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的同时，一直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调入建设部后，解思忠主要从事建筑高等教育管理，曾具体负责筹建过武汉、苏州两所城市建设学院，任高等教育处副处长。1987年底，在部机关民主推荐副局级后备干部人选时，他的得票数遥遥领先。1988年，为加强建设领域立法工作，他被选调到法规处任处长；这个处8名编制，是部内最大的一个处。在法规处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他边自学法律知识，边具体负责起草、修改了十几部法规，期间颁布的有《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屋拆迁暂行条例》等。1990年6月，他又被选调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从此便进入了中南海。　　　　
　　　　　　解思忠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任教科文卫组组长，除了参与国务院对社会发展领域各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之外，还参与了多项国务院文件的制定。例如，他曾与原国家教委人员赴美考察，在广泛听取留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参与起草了关于出国留学人员“来去自由”的文件；曾与文化部人员在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文件。　　　　
　　　　　　也许是鉴于解思忠在政策研究与制定中表现出的才能，以及长期从事教育、文化活动的背景，1992年6月，他被调入国务院研究室，任教科文卫司副司长，数月后主持该司工作，1994年任司长。国务院研究室是国务院的参谋咨询机构，除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完成国务院领导交办的事项外，还要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政策建议，并参与一些政策的制定。　　　　
　　　　　　解思忠所在的教科文卫司，主要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发展领域的政策研究与制定。他曾参与过科教兴国战略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等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等项文件的起草。为了充分发挥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参谋咨询作用，他没有停留在日常事务和国务院领导的交办事项上，而是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主动选定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政策建议。　　　　
　　　　　　解思忠调入国务院研究室不久，党的十四大就召开了。根据十四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的精神，他首先选择了文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鉴于当时许多低俗的文化产品充斥文化市场，而传统的管理方式却难以奏效，他开始研究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并独立完成了研究报告《用税收调控文化产业的政策建议》，提出了关于实行差别税率的政策建议，即分别对允许、提倡的文化产品实行高、低不同的税率。　　　　
　　　　　　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对文化市场实施调控的手段主要有行政、经济、法律和舆论这几种，其中任何一种手段都不是万能的，必须综合运用，有机配合。对非法文化商品经营活动，尽可以多管齐下，严厉打击；对合法的文化商品经营活动，则应区别对待：第一类是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应大力提倡；第二类是供单纯消遣的，包括一些低俗的东西，虽然允许，但不宜过多过滥。由于第一类文化商品同样要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因此在相当一部分文化消费者精神境界和欣赏水平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只凭借行政推广和舆论褒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采取经济手段扶持，以赋予其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对于第二类文化商品，行政干预和舆论引导往往显得疲软无力，因为这类文化商品经营者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既然驱动力是金钱，那么就应该相应地采取经济手段对症下药，至少使其无大利可图，这样便可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解思忠在研究报告中分析比较了价格、财政、信贷、税收等几种经济手段后认为，用税收调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国家可以依据文化商品的社会效益直接调节经营收入利润，对第一类文化商品实行减免税，对第二类文化商品则课以重税；二是税收可以覆盖所有的文化商品，并贯穿整个生产、流通领域；三是税收虽属经济手段，在执行上却带有强制性；四是税收只在国家和经营者之间进行，没有消费者介入，不会引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