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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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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的提法，虽然是一种具象的表述，但是秦晓鹰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家，能够如此客观而生动地把中国人民25年来所经历的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梦想走向现实的深切体验，高度抽象和概括起来，并且把握得如此准确，表述得如此精当，确实需要相当丰厚的功力和锐气。
理论是无边界的，身为一位优秀的、具有理论思维又不断捕捉时代气息的学者，今天已是55岁的秦晓鹰身上的锐气仍然不减，他思想中的批判光芒也永无边界。最近，他看到一份某学者在中南海讲历史学的讲稿，不禁勃然色变，认为这是在用极为错误的观点误导党和国家的决策者。于是，便奋笔疾书，写下了《叛徒史观是英雄史观的翻版》一文。他以一种很特殊的角度批判了对苏联东欧解体原因研究上的唯心主义。他痛斥了在这个问题上仍很“时兴”的外因论和叛徒史观。他说：苏东剧变是因为经济体制、内外政策和党的执政阶层蜕变的综合结果。旧有的苏式经济体制是一种严重制约生产力，并在不突破、不转型的停滞状况下最终诱发生产力造反的体制，是一种决策体系和治国理念的崩溃。戈尔巴乔夫的作为只是这个崩溃过程中的一幕、一个历史符号；充其量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毫无意义。叛徒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新旗号，把大动荡的原因简单归罪于个人，是把大教训戏剧化了，是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局部化了，把必然当成了偶然，把值得长鸣的警钟变成了使人昏昏欲睡的入夜打更声！
当我们这篇文章就要结尾时，突然想起秦晓鹰近日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25年了。在这1／4世纪中，我们与共和国的思想同步；痛苦欢乐同步，真可谓改革开放唱大风，一路《大风歌》！”说这话时，他的眼睛亮亮的，闪动着什么。
秦晓鹰，不就是一个高唱《大风歌》的人吗？
第一辑秦晓鹰 （6）
附录
从“第三条道路”走向新的战争
秦晓鹰
“天佑之邦”疯了吗
伊拉克战争到了“谢幕”时分，新一轮以美国为主体的战端又将在何时何地开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争的事实是，最近一次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国内有40％的公众赞成用军事手段打击叙利亚，有50％的人同意把下一次打击的矛头指向伊朗。另一项民调结果表明，美“社会公众”认为对该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中排序前3名的是朝鲜、中国、叙利亚。与此同时，被世界各媒体冠以“臭嘴”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阿拉伯世界、东亚、欧盟的指责更是屡见报端。至于说到在对伊战争前后，美国政府对国际舆论的藐视、羞辱，其恶劣程度更是达到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的“空前水平”。
人们不免要问，美国怎么了？难道真如西方谚语所云，上帝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吗？也许有人会把前述种种归结为美国人的傲慢。然而，山姆大叔的傲慢并非从今日始。早在南北战争时，林肯总统就说过：“美国，几乎就是上帝特别圈定、挑选的国家。”然而，“天佑之邦”绝非指战争的策源地，根深蒂固的大国优越感也不能成为动辄实行军事恫吓的内心要求。可见，任何基于道德与精神的解析，都无助于我们对这个超级大国今日行为的破解，也无助于对它未来战略走向的预测。那么，套用“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原理就能扫除疑云，找到本源吗？恐怕不行。因为如果用简单的理论原则套用，又怎么能解释自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趋势呢？春天来了，万物苏醒，军事动物的发情期似乎也到了。就让我们像大导演希区柯克那样，从本质上剖析一下，“爱德华大夫”是怎么变成恐怖的“化身博士”的吧！
后工业化与第三条道路
大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便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众所周知，这个时代又因为它的某些科学技术特色而被称为“信息革命”“数字化时代”等。风靡全球的《第三次浪潮》曾经生动地预测到它的独有风采。这个时代的到来因为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所以也就在华夏大地引来了一片欣喜。中国学者和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激情满怀地高擎“走向未来”（这也曾是当时一套有广泛读者的丛书的名字——作者注）的旗帜，欢呼这个扑面而来的新时代、新世纪。其实，依笔者的浅见，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在更完整的意义上仍然是属于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因为正是在美国，伴随着生物生命科学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和航天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崭新的先进的生产力。这种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新生产力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据统计，仅此行业一项在上世纪90年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就超过了40％。与之相应的，则是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了这种新生产力的新的社会阶层。新生产力和新阶层的出现，导致了美国社会经济结构、产业行业结构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与中间阶层（一般称中产阶级）数量日益增多，并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相反，传统产业、传统行业中的工人队伍和经营管理者队伍都在日渐萎缩。显然，又一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的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行业调整、社会管理权力分配的调整以及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调整，已经成为美国的必然趋势。正是新的生产力造成了所谓帝国主义的垂而不死、死而不僵；也是这种新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成了孕育出“第三条道路”思想的丰润母床。
“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他们都属于战后出生或成长的新生代，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经历、特质：出身低微，来自底层，尝过人间疾苦，又受了完整良好的教育，具有坚韧性格和勤奋精神。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他们既反对过分的国家干预，又反对片面强调市场竞争；既清醒地看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难以再显神通，又看到自由资本主义的严重受挫。同时他们也对欧洲特别是北欧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党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就主张以改革、现代化和合作互助的精神来改造欧美社会经济制度并以此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力图在国内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在国际上则提倡开展有效的世界化的合作，促进国家间的交往、理解，尤其是相关政策的对接和协调。总之，“第三条道路”的出笼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欧美新生产力要求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以经济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生产关系要求社会管理方式等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综合反映。很明显，这套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事实上也对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良性刺激。由于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新的生产力与世界上众多处在工业化之中或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能源等自然资源上没有更多的利害冲突，所以在克林顿主政白宫的8年中，世界也就始终处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节律之中。
传统的“反扑”与战争选择
高新技术产业行业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对美国旧有经济结构、产业行业结构的冲击。而后者强烈的抵制、抗拒也就终于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弹与反扑。这种反弹反扑的人格化表现就是小布什总统的上台执政，而“第三条道路”也就至此戛然而止。
美国本届政府与传统产业行业有着怎样的联系，只要看看其相关的背景便可一目了然。总统布什本人就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农场主，有个1583英亩的牧场，拥有的净资产超过2000万美元。他与各大财团集团的关系尽人皆知。为此，竞选捐款最多的企业分属石油、石化、天然气、制药、烟草、制造业和营销、工程承包等。布什成为白宫新主人后，为报答这些大企业大公司的关照，专门让副总统切尼组织了一个能源政策项目小组。而切尼本身也是一家能源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结果俩人一拍即合，悍然退出了以环保为主旨的《京都议定书》。作为重要阁员的国防部长也曾是多家医药、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一向被视为鹰派人物的“巾帼”赖斯女士也同样在几家传统产业公司担任董事长或国际顾问。
石油、石化、制造、军火、金融、房地产等等，这些产业行业都是撑起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台柱子，虽然后工业化时代的高新技术也对这些产业行业的更新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它们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具有耗能多、技术含量低的特点。加上美国劳动力的就业成本甚高，致使它们在国内难与新型产业行业相匹 敌；在国外也因为运营成本过高而常常落败于对手。尽管它们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仍保持在40％以上（不包括军工业），但终究举步维艰，处在夕阳西下的境遇。它们要想发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掌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能源，扼住对方的“咽喉”就可无往不胜。无疑，这是传统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的手段。不管在争夺形式上有多少变化，“炮舰政策”的影子仍然依稀可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布什总统执政的美国政府为何要拼尽全力，不顾一切舆论压力去攻城掠地了。
彻底摒弃“第三条道路”，以垄断的跨国的传统的产业行业为基础，按照陈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传统的能源原料、资源领域进行争夺，这就是本届美国政府的战略走向。选择这样一种战略走向的国家又怎么能避免与那些正努力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呢？如果美国国内新生产力不能重新占据经济和政治的上风，这种冲突只会愈演愈烈，直至走向新的战争，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大战。仅就美国国内经济来说，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质上是传统对新生的胜利，是资本贵族对资本平民的胜利，是夕阳产业行业对朝阳的胜利。
这种胜利是美国的悲剧，也预示着世界的不幸，我们只能为之哭泣。
第一辑江 平 （1）
法的精神——只向真理低头
江平，1930年出生。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攻读新闻专业；1951—1956年，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6年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任该学院副院长，1988年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88年访问意大利期间，促成了与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罗马法传播研究组的合作。参与多项重大立法活动，为《民法通则》四人专家小组成员之一；任《行政诉讼法》起草专家小组组长，《信托法》起草专家小组组长，《合同法》专家小组组长。目前正致力于《物权法》和《民法典》的专家起草工作。
用民主的方式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减少冲突、增加共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江 平
起草中国的“权利宣言”——《民法通则》
在我国法学界，江平教授是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就致力于我国法学思想和理论的转向，建构了一个初步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法学理论体系；1985年他主持起草了中国的“权利宣言”——《民法通则》，成为我国“民法通则”观念的主要启蒙者和民法理论的奠基人。后来人们把他和我国另两位法学泰斗梅仲协、谢怀并称为中国“民法三杰”。
《民法通则》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文献，第一次列举式地规定了一系列民事权利，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于1954年开始第一次组织力量起草自己的民法典，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全部草案。草案以宪法为根据并按照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方针作过多次修改，分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它强调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对国家财产的特殊保护，但忽视了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应有的法律地位，再加上“左”的错误的干扰，这次起草工作中断了。1962年政府组织力量进行了第二次民法起草，于1964年7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由于受多年来“左”的思想的影响，该民法草案（试拟稿）无论在结构或内容上都比第一次草案倒退了。条文大多流于空洞的政治口号；只讲义务，不谈权利；只讲通俗，不讲科学性等等。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又使“草案”束之高阁。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民法的起草一直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当时形势，从1979年11月开始经过两年的努力，草拟了4个民法草案。几年后，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婚姻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商标法等法律。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也颁布了相当数量的单行法规。但是，民事生活中带有共通性的事项需要加以规定，这就促成了《民法通则》的起草。
1985年，刚刚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的江平接受了起草《民法通则》的任务，他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佟柔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教授、北京大学的魏振瀛教授成立了4人专家小组。在起草《民法通则》前，他已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民法通则”的意义和作用，解答了许多法学观念的难题。他的先期研究和大量的析疑解惑工作，使《民法通则》的制订、通过和实施得以顺利进行。
1985年8月他们完成了《民法通则》草案第一稿；11月，《民法通则》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进行初步审议。根据委员长的建议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85年12月召开了有188名民法、经济法专家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的修改《民法通则》草案的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民法通则》的修改稿得以完成，并于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
《民法通则》被认为是“中国的权利宣言”，它又一次赋予了中国人尊严。由于《民法通则》专家组的出色表现，江平、佟柔、王家福和魏振瀛在法学界被尊称为“四大民法先生”。
1987年，值《民法通则》实施一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陶希晋说：“现在我们的刑法、民法、刑诉、民诉都有了，就差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了，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副委员长王汉斌听后立即说：“这事就交陶老啦。”会后陶希晋又建议由江平来牵头，于是由江平任组长、北大罗豪才和法大应松年两位教授任副组长的“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了，组员有法工委的肖峋等。当时江平想搞出一部类似《民法通则》一样的《行政法大纲》，但后来发现这很难，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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