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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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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使人类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使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使人类在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能。生存竞争停止后，无限的物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公有制提供的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必然要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与美学的新天地。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模式究竟是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30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制度因素，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制度拜物教”，从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为实现目标，不得不尝试各种方法，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特别是迫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机制难于持久的情况，转而以调动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作为社会动员补充机制，更导致了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背离。结果使这一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的绝对增长角度看，由于经济总量终究无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政权作出的基本社会承诺必然落空，而在这种模式下政权的合法性恰恰在于保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最终纷纷在道义上破产；从相对增长看，由于不是改变，而是广泛鼓励个人对其物质利益的关心，所以需求的满足总赶不上需求的形成。物欲不断扩张的社会成员得到的不是满足感而是挫折感，进而导致了经济实际上在发展，社会却越来越不满意的社会主义型的“相对贫困”现象。苏联、东欧的实践，实际上演变成了把西方式的、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尝试。这样流于荒谬的“社会主义”难免破产。
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及社会制度因素还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仅是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即关键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进一步的问题：决定历史发展的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换言之，社会历史发展是被物质决定的，还是被主体选择的？
——节选自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
第一辑秦晓鹰 （1）
喉舌、匕首、投枪
秦晓鹰，1948年9月23日生，大学本科毕业，高级编辑，享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特别津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编审、编辑部主任、分党组成员；1985年调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任办公室副主任、处级调研员；1987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研究员、《党建》总编室主任、《中华英烈》副总编；1994年调国有资产管理局任宣教中心主任，后任《中国资产新闻》报总编辑；1997年4月至今任《中国财经报》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使经济增长延续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早跟它较劲了。
——秦晓鹰
活跃在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
著名学者秦晓鹰在谈到从“文化革命”到今天这36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中，总结出三大变化：一、从书本到实践；二、从城市到基层；三、从全盘接受西方理念到正视与尊重国情。他说，这第三个变化始于1989年之后。
一位美国记者在接触了秦晓鹰后说，他的言谈和文章论据充足、语汇丰富，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化很熟悉，又对自己的国家充满感情，有一种让人在逻辑上无法抗拒的雄辩色彩，同时隐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听到这种评论，秦晓鹰只是一笑，反问：“美国人什么时候懂中国的事儿了？”
这次会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
当时，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为了了解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在“八九风波”后的政治选择，便指派一名记者采访当时中国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
这个美国记者着重采访了3个人，一个是何新，一个是林炎志，另一个就是秦晓鹰。
何新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当然，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林炎志是革命家林枫的儿子。他的父亲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建国后又担任过国务院文教办主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从白区到抗日斗争前线，从地方到中央，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林炎志是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取到清华大学的“新三届”高材生。“文革”时期，还不到20岁的他因为为受冲击的父亲鸣冤而被造反派投入监狱4年半。但他身上流淌着老革命的血液，颇具反叛精神。在“八九风波”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风波。
美国记者在采访了何新和林炎志后，似乎仍然意犹未尽，便把目光投射在秦晓鹰身上。
秦晓鹰197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后，进入了以前被称为“学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了世界历史研究所中最年轻的一个笔杆子。在那个思想的冰层还没有化解的年份里，他以超常的冷静和上山下乡打熬出来的顽强毅力，潜心苦学，开始了一个青年学者最初的独立思考。
1979年，改革开放初现端倪，秦晓鹰的一篇题为《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理论》的理论文章就在学界引起震动，并受到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重视，被胡耀邦点名要求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发表。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吹响时代号角的先驱性文章。因为按传统的看法，包括联共党史都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退让，是一种被迫做出的临时性妥协。但秦晓鹰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绝对的退让，而是一种十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探索，后来这种策略上的“退让”变成了列宁的理论思索，逐步形成了建设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指导性理论。因此，具有普遍意义。秦晓鹰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从哪里起步等一系列事关国家与民族兴衰的大问题，做出了前瞻性的强烈的暗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为我国新时期改革者形成改革开放大战略的最初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原动力。
秦晓鹰在当时的另一个身份也引起美国记者的兴趣。他是那套曾于1984年开始风靡全国的系列大型丛书《走向未来》的编委。这套丛书偏重介绍新兴的边缘学科，把当时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介绍给社会，使青年读者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曲折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丛书共推出100种，在中国掀起了持续不绝的文化热和对新兴学科的强烈追求，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发端。据当时外电评论，这套丛书的编委大多由思想激进的“新启蒙”知识分子组成，而秦晓鹰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活跃的一员，用他的话说，这是新时期以来的“百科全书派”的标志性行动。
应该说，秦晓鹰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中国理论界的一匹“黑马”，他以眼光独到的大量理论文章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1985年他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在对外宣传局，又到宣传教育局，接着又到《党建》任总编室主任。有趣的是，他在业余时间还兼着一份很有“含金量”的杂志《中华英烈》的副总编，在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还是一名特约研究员。多方面的涉猎，使其走向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美国记者找到秦晓鹰后马上被他的“威猛之相”所惊住：典型的东方四方脸，脑门儿很宽，鼻梁挺挺，有棱有角的嘴角挂着一丝捉摸不定的微笑，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有些咄咄逼人。
记者开门见山问秦晓鹰：“秦，你还支持邓小平吗？”
秦晓鹰的声音是浑厚的：“我支持！”
“为什么？”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是经过中国‘文革’十年的痛苦换来的，容易吗？”秦晓鹰说，“中国的特点不需要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
记者停了停，又问：“那西方国家对你们中国的制裁是有效还是无效，或者说对还是不对呢？”
秦晓鹰说：“这是你们的政策，没什么对不对，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记者耸耸肩膀，两手朝两边一摊，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秦晓鹰接着说：“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们的封锁就能封锁出害怕 和屈服来，我告诉你，你们的封锁将会在中国造就一批民族英雄，就像当年美国的面粉造就了朱自清一样。”
记者说：“你很激动，秦！”
秦晓鹰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因为这不是学术或文化的讨论，这已经成为政治。学术无疆界，学者有祖国。我只能站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一边，不能站在西方政治家的一边。因为我是中国知识分子！明白吗？”
美国记者和秦晓鹰的初次见面就在这样一种不太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当采访结束秦晓鹰起身告别时，美国记者伸出手握住秦晓鹰十分有力的大手，说：“秦先生，我对你很有兴趣，我们还会见面！”
果然，不久，这位美国记者在回国前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请秦晓鹰，向他告别。当他们走出饭店时，意外碰见了秦晓鹰以前的同事，女作家戴晴。
戴晴的父亲曾是大革命时期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时被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杀害。据说，从此她成为叶剑英的养女。戴晴1979年因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小说处女作《盼》而走红，成为中国当时知名的作家。
1987年，有关部门筹备宣传革命烈士的杂志《中华英烈》，秦晓鹰和戴晴同时担任《中华英烈》的执行编委。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中，两人在稿件取舍和一些编辑指导思想与观点上存有分歧，其间也有龃龉，后来戴晴离开了杂志社，俩人便没有了联系。
秦晓鹰与戴晴在《中华英烈》杂志社共事的这段经历，美国记者并不知道，因此当戴晴和秦晓鹰俨然老熟人般寒暄客套时，美国记者十分吃惊地问戴晴：“你们认识？”
戴晴说，秦晓鹰是最能干、最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他绝对是为共产党服务的……听这话时，美国记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许，这位先生此时才发现中国还真有这样一批思想十分锐进，但又非常忠实于自己国家的传统和现存制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西方人看来，要改革就只有全盘接受西方，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此时，离东欧剧变已经不远了。
高干子弟加海明威式“硬汉”教育的产物
很长一段时间，秦晓鹰被人误认为是高干子弟中的一员。其原因是他的家庭出身以及他与这个群体的过从甚密。
秦晓鹰于1948年9月23日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参加共产党，曾经历过战争炮火的洗礼，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因工作需要离开祖国，到国外工作，是共产党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
尽管他的父亲为国家的解放和外交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也多次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夸赞，但老人却一直以一名普通干部的质朴品德影响着秦晓鹰，使秦晓鹰从小就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秦晓鹰最早在北京育才小学读书。这是一所条件很好的寄宿学校，学生的家长大部分都是供给制干部。那时，社会风气良好，寄宿学校的校风也很正派。加上育才的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学，充满了早年革命大家庭亲密无间的气氛。秦晓鹰深受熏陶。
他先是迷上各种古今长篇小说，甚至把每月5角的零花钱都积存下来，在周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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