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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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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家要重视与东南亚以及中亚和西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制衡对西方（包括日本在内）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依赖，最终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联结东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的共同市场，制衡和消解对日本、美国、西欧的依赖，扩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
房宁还十分注意中国国内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他曾提到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实现工业化后出现的一个“升级退出”的现象，即劳动力成本升高时，产业资本退出向外扩张。英国、美国、日本和欧洲都有这样的过程。而中国因为具有独特的国情特点，从整个国家来讲，中国也许能够走出一条升级而不退出的新路。他举例说，现在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进入了全球生产体系，加入了国际资本循环。随着发展，必然出现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在低附加值加工产业领域里失去竞争力，而退出全球基础加工产业。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今后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问题。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整体竞争力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因为，东南沿海省份后面还有中部省份，如江西，江西后面还有湖北，湖北后面还有四川。中国有13亿人口，劳动力趋于无限供给，幅员辽阔，内部市场广大，中国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升级而不退出。
房宁对此很有信心。但这种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发展道路，是有政治前提的，即中国的统一、中央政权的集中和控制能力。这也许就是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的真正原因吧！
——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全球化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大分化，中国也不例外。房宁认为，在我国经济进入小康形态后，如果继续推行改革之初提出的“效率优先”的原则，是无助于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外资分布不均匀。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团结和稳定的问题。所以应改“效率优先”为“兼顾效率与公平”，以防止我国内部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分化。
——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矫正崇洋媚外心理。房宁说，“全球化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全球化有不同的层面：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他提醒同胞：“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个面对即将来临的后殖民时代的外围民族，必须进行认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识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权利。”
房宁指出，无论从社会的视角，还是从自然的视角来观察美国及西方文化，它只是一种“一次性”的文化，不仅不具有普适性，其延续性更值得怀疑。这种文化不能为中国所效仿。房宁反对用一种文化改造另一种文化，甚至人为地取代另一种文化的态度。他认为，文化之优劣主要在于这种文化与其生长、发展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是否协调。简单地将不同文化进行优劣的比较，往往得不到正确的、可靠的结论。因此，无需自卑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不足效法；无需自贬传统文化。
房宁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提出，一个民族的落后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精神的矮化也是落后，而且是一种比经济落后还糟糕的落后。部分同胞中浓厚的媚外弱势心理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影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大文化障碍。媚外的弱势心理绝对有矫正之必要，而一旦超越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把思想从对西方文化的新迷信、新僵化中解放出来，中华文化将会发扬光大。
——发展中国的战略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和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房宁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重工业和战略产业，同时对于主张中国靠加工业走“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房宁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为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就是他的“雁行战略”理论。
房宁一直关注和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他认为，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的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房宁将其称为“雁行战略”。一方面，不断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业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雁行模式中永远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而被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
房宁一再强调“雁行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破坏作用。他指出，不断的下行性梯次转移的结果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科研系统与技术开发产业面临“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的“三无”局面。久而久之，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与技术开发系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指出“雁行战略”的经济实质是国际交换中的垄断，即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高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时，形成了卖方垄断，并造成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技术上“进口替代”，进而产生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雁行战略”使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依附关系日益转化为一种技术型的经济依附关系。
由于对“雁行战略”的深刻洞察，房宁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和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提供坚实的理论证明。
——加速国防现代化。房宁近年来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也包括国防现代化。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了不均衡的状态，国防现代化滞后，而在他看来，没有军事力量保护的现代化是脆弱的现代化，最终可能被终止或夭折。
一次做客新浪网与网友对话的时候，房宁从当年陈毅元帅的说法点化出“小康之家要养上几条大狼狗”的说法，流传一时。他的意思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必须相应地加强国防建设。房宁认为，为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应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加速国防现代化。房宁的这一判断是与他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看法密切相关的。
房宁很看淡中美关系的前景。他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战略利益冲突和经济结构矛盾。他说：“地球就那么大，资源就这么多，环境就这么脆弱。国家之间，具体说就是中美之间在生存与发展上矛盾是客观的，中国要发展，中国人要富裕，就只有过美国这一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永远毕不了业。”
为此，近年来房宁日益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在他的新作《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中，他这样写道：“美国分化中国的战略是既定的，美国不仅亡中国之心不死，而且已经越来越多地付诸行动。中国无法改变美国的战略意图，中国无论多么‘顺从’，美国也不会将中国从竞争对手的名单上去除。……中国在美国战略包围和遏制中的‘突围’取决于中国能否尽快在短期内与美国取得一定的战略均势。”房宁提出三个“刻不容缓”：“中国要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布局的调整，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产业重组和调整，刻不容缓地发展关键军事技术。”他说：“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军事技术的突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走势，这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获得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关键。”
第一辑房 宁 （7）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生产力，而是一种和谐
还是在多年前，许多中国学者都拜倒在西方脚下的时候，房宁曾用三种颜色来解释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必然。
这三种颜色中，其一是红色，这代表他所接受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这是他的底蕴；其二是蓝色，代表着忧郁，这是他对美国所见所闻后的一种思想积淀。他坚持认为美国的文明不具有普遍性，因为美国文化的本质是无限扩张的“一次性文化”，它和自然生态是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必然通过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第三种颜色是绿色，就是超越现代意识和现代社会体制本身，寻求一种未来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房宁身上具备的这三种颜色实际上是他个人身上多种思想综合的一个隐喻。他所谈论的“民族主义的底蕴”具有深沉的社会主义色彩。他曾说过，全球化条件下的当代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功能社会主义，它的结构与社会主义不一样，但功能是一样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房宁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说他内心里是一个忧郁社会主义者。而他的一个学生谈到自己这位老师的时候，竟说她觉得在老师谦和儒雅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狂热。更有人描述当代中国左翼思想光谱时，把房宁归入了“斯大林主义”。房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不是他为社会主义进行的辩护，恰恰相反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深沉的反思和批判。这样的反思和探索一直贯穿着房宁学术思想的始终。早在1995年，他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性的比较和分析，指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对人类的深刻启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总体性的较量”。
1997年，房宁一篇在中国左翼思想界具有强烈冲击的论文《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在“中国与世界”网站上首次全文发表，也使他成为中国新一代社会主义学人中的领军人物。
房宁在这篇文章中以相当大的篇幅，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沉痛教训中，论述了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崭新思想，也提出一条被海内外不少左翼思想家认为是值得探索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这是房宁第一次十分集中地专门阐述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看法，其中处处透露着他的痛苦反思。他的和谐社会主义观念对人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新的注解。
房宁指出，“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按照当时的理解，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因为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房宁看来，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因此他提出不应把社会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某些优势，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他的这种挑战成见的眼光和勇气受到了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赞赏。
市场经济导致人的“异化”问题是房宁重点论述的一个问题。这方面他显然借助了西方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他指出，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人的需要分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它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需要的社会性包含“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和“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由于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仅是其形式而已。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由此他认定，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
现在可以看出，房宁认可的社会主义更本质的意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这“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对人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甚至也并不总是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他认为，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房宁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明显带有“空想色彩”和“左”字号的思想特征，在学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房宁的这个“方子”的本质与各种宗教相似，不含多少科学的成分，救不了社会主义。
对房宁的理论争议最多的是他在“和谐社会主义”中流露的消极的经济观。持异见者质问道：既然在现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超过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用？如果是这样，便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改变人的需要！每人每月发30斤粮票足矣，穿灰布衣裳也尽可满足蔽体保暖的“自然需要”。
面对各种争议，房宁在一次与网友的交谈中表露了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他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支配下的某种社会运动，还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广泛兴起，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思考恰恰是在考虑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样式。”
争论是正常的，房宁似乎很喜欢各种善意的批评、讨论。这是他做人和治学的一贯立场和风度。回首20多年来，房宁哪一篇重头文章没有引起过争议？但有谁像他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批评和误解？他的真诚和虚怀若谷使他的许多论敌后来成了他的朋友。
由于“和谐论”在网上引起反响，许多媒体找到房宁要求在平面媒体公开发表。1998年此文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为题摘录了部分章节在《时代变迁与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旋即被《新华文摘》《东方》等多家杂志转载。“和谐论”引起广泛关注。中国的许多意识形态部门都把该文作为重点研究的资料，此文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专家中几乎无人不晓。
还有论者这样说：房宁提出的“和谐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剔除了西方霸权语系的影响，再次展示了人类另一种促进生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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