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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规则－－股市职业炒盘手自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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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多了，胆子也大了。手中持有的界龙股票越来越多，外面流通的界龙股票越来越少。每天它的走势图就是一根介于30度至45度之间的斜线，一路上扬。在大盘一路下跌之中，唯有界龙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天天收阳，尽管涨幅不大，但一周总有1元多。因此博士先生那时在股市沙龙中有一句名言：“你想要画王吗？请买界龙。”因为只要买1万股界龙，一周下来就可赚回当时1万多元1台的29寸进口画王彩电。
树大招风，在界龙连拉32根阳线，引发境内外包括港、台、新加坡的财经传媒报道后，上海股市中“界龙被人操纵”的说法，终于在时年7月深圳的券商会议上被反映到了管理层。
先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通知当时分仓仓位较重的一家营业部去谈话。继之有关人员去了几家分仓证券营业部查资金来源，记得当时炒作界龙的资金先后涉及5家上市公司与14家证券营业部。因当时还没有《证券法》，最后，界龙实业炒作的性质是“聚集巨额资金”。因为是我一个人在炒作，所以很难说是联手操纵。加之我也不喜欢用“对倒”、“拉高收盘”这样的弄虚作假手法，也难以说是“操纵股价”，所以最终我没有得到什么处罚。
1994年7月29日，各大传媒刊登了1994年暂停扩容等重大利多政策，水深火热已大半年之久的股民纷纷奔走相告。我那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筹措资金，抄底入市。
大盘在一个多月之后就收复了千点大关，这时20元以上的高价股已经不少，一直逆市上涨的界龙这时却一直蛰伏不动，是整个行情上涨幅度最小的。该涨的都涨了，不该涨的也涨了。这时市场的注意力开始转到界龙股票上了。不少人打电话给我：“界龙该动了吧。”
既然市场认为该动了，那么人心所向，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好界龙的职工内部股也在上市半年后快解冻了，市场认为庄家肯定要炒一把，因为股指己经创新高了，所以界龙这次肯定也要创新高了。但股市从来就没有肯定，当市场憋足了劲要炒最后一把时，我就将手中已经握出汗来的界龙在两天之内，从26元到30元全部出清了。
听说接最后一把的是后来几年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庄家——南方某证券公司江苏分公司的大机构，据说他们是在套了三年之后才割肉出局的。
股票出清，一结帐，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也有近半亿的利润。这儿要澄清一下市场的错觉：市场总认为某股从几元（最低价）涨到几十元（最高价），庄家有十倍利润。实际上此言大谬，看一下最低价与最高价的成交量，再算算庄家的持仓量，就可知道，斩头去尾，付掉资金成本后，庄家即使能顺利出局，利润率肯定不如跟庄高。当然，由于资金量大，绝对利润数还是不小的。
通化东宝“滑铁卢”
1994年9月底10月初，当大盘在1000点上方徘徊时，我在手中没有一股股票的情况下，提出“休息”，至少也要等大盘回调后再来操作。撑船的太累了，需要休息；坐船的太舒服了，需要继续。
1994年4月在上海商城二楼卡拉OK包房内，在资金上与我们合作的浙江某地区信托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老总说：“马老师，反正资金还未到期，我们再合作一次。大不了再像界龙一样，那么困难我们都过来了，还怕什么？”此君大有其老家的“铁头”气概。边上众人也一起附和，我那不安份的心又开始躁动了。
上市的新股中有一只通化东宝，从报表看业绩还不错，其主打产品“镇脑宁”的广告当时在各种传媒铺天盖地，而且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项目，这时已经试制成功在望，尤其流通盘仅1200万股，与界龙也差不多。于是我决定将通化东宝炒作一把。
1994年8月24日，通化东宝上市，开盘在18．58元，两天后开始回跌，在13元一线我开始吸纳，但感觉也有人在与我同步吸纳。因为当时自我感觉太好，所以也没有怎么在意。实际上这往往是庄家翻船的原因之一。从前炒界龙时我也知道有人在乘船，但数量不大。当庄家资金不足时，甚至希望有人帮他一起吸纳锁仓。但与庄家同步进货的“老鼠仓”情况就不同了。（知悉庄家底细的资金悄悄入场，称为老鼠仓。老鼠仓如不加以控制，会导致做庄者满盘皆输，故其是庄家的严加防范的对象——编者注）
在我连续不断地买入下，通化东宝股价从13—14元一线迅速上升至1618元。这时我手中大约还有1亿资金可用，当时我以为做到20元应该没有问题。
实际上，1994年国庆以后，并没有出现市场所期望的“第五浪”，沪市迅速地从千点之上向下滑落。我却像鸵鸟似地只看自己的股票，认为凭实力就能打上去。实际上周围有人在18元以上出货后提醒我减磅。但我一看20元以上抛压很轻，一心想再创奇迹，一鼓作气做到20元以上。
但危机终于又发生了。当我从20元以上想强行冲击22元时，四面八方抛盘铺天盖地而来，我也像发疯似地一路狂扫，但终于红马夹在电话中说：“资金全部用完，公司不让买了，马先生，20元以上还买进干什么呢？”我无言以对，只能听任股价下跌。因为一旦大接盘没有了，股价很快跌至18元一线，我想减磅也已经没有机会了。
由于大盘是从333点起涨至千点以上再度回落，所以几无反弹，而且这时主力资金己经逐步往新的投机性更强的品种——国债期货上转移，所以股市资金不断抽出，成交日见稀少，原先不少跟风大户，也逐步转入国债期货的新战场去了。加上时近年底，各机构在8——10月份行情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溢，急于结帐，资金也不肯出借了。这让我又一次陷入大把筹码被套无法出局的困境。
由于当初是万国证券营业部与张总公司出面签合同，具体操作的事由我受托，所以在上半年筹码转出去融资托盘时，万国知道后，只是通知医药股份张总，他闻讯到沪后我陪他到几家合作单位一谈，很是满意，并表示要长期合作，赚钱了皆大欢喜。一旦被套资金出不来，话就不那么好说了。
医药股份老总按合同找到万国，万国说筹码不在我们公司，他说要按合同追究万国疏于监管，万国说你们同意之后默认的。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双方终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坐下来了。按中国的惯例，我的个人身份较敏感，因此自然而然地首先有人会问：“他在里面赚了多少钱？”好在我这个人钱看得不重，实际上这一年来确确实实是在为他人打工，而且把自己的老本也一起输在里面，股价下跌时，自己的股票也没有想到抛一股，回此深得万国与医药股份老总的信任。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找错合作对像。迄今为止，我对于自己性格偏激、操作失误给他们二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着深深的歉意。
1994年底，除亲朋好友个人委托我运作的少量资金之外，过去手中的全部筹码己被冻结，而且还不知如何了结。我精神上也沮丧到了极点，但好在我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有市中心的三室一厅住，也留了几十万生活费在家里作为退路。因此我那时自嘲说；“我目前大概是上海最穷的富人，最富的穷人。”
股票是不能做了，但证券公司还是天天去，富丽华的操作室已经退掉，大家一起挤在万国证券的大户室里。有一天我对经理小贺说：“贺总，是不是允许我看看行情。”因为与小贺交往多年，彼此很熟了，她一如往昔大大咧咧的口吻说：“马先生，你还看什么行情呢？你手里这点钱赚了付利息的利息还不够呢！”她又好奇地问我说：“你原来是几千万大户，现在一下子没有钱，还碰上这么大的事，我看你与从前也差不多，还是很乐观的么。”我淡然一笑：“股市里的输赢并不影响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几千万我也是这样生活，现在股市里一分钱没有，我还是这样生活。你还记得我去年高峰时讲的话么：人的钞票有多有少，水平、地位有高有低，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而且人的快乐与否与金钱无关。”
话虽如此说，但内心还是渴望能早日走出低谷，不说再铸辉煌，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狼狈。但到底何时才能走出低谷呢？我心中充满了迷茫。
说来还不由人不信，到1995年秋天，转机还真的来临了。我手头可供运作的资金又到了千万元以上。其中一笔是原来有一家本地上市公司在1994年与万国签了2年合同，也是由我运作的。与张总他们合作失败后这部分资金就不让我动了。但到了秋天，这批资金解冻了。他们对我说：“反正是你介绍来的，也一直是你在运作，你带到别处去做，以后由你们公司还给他们算了。”
还有一笔是在以前用过的账号中发现有一些没有抛掉的股票。原来做庄出货时大笔大笔往上挂，全部挂出去后，不等于全部成交了，由于资金量大，往往将总资金汇拢差不多就算了，根本不可能一张张去查交割单（我以前做股票一直是不要交割单的）这样事后一个个账号清点，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存底货。我内心感叹：“天不亡我。”小贺也说：“还是你们做大户好，扫扫仓库还会有这么多货。”
于是我拿着这些存底货又找了几家公司融资。因为1995年除了在“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后暴涨3天，又被“1995年扩容50亿”压下来后，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一蹑不振。券商日子一不好过，又祭起了“透支”的法宝，于是我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又到了二三千万。
当时我们瞄准了从来没有炒作过的基金板块，尤其是沈阳“四小天鹅”——富民、久盛、农信、兴沈，其流通盘均不超过5000万元，价格最低时才1．50元左右。加之当时已有准备推出证券投资基金的说法，大盘的淄博基金又有增发题材。于是在1995年夏天，小盘基金的炒作开始启动了。
中国股市凡是第一次推出的新题材、新概念总是容易炒作成功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旦大家明白了，也就没戏了。沈阳“四小天鹅”很快轮番炒作到5块左右或以上，这样6000－7000万盘子的广东海鸥基金2块多的价格就显得便宜了。而且该基金还是全流通的，还有一个“基金举牌”题材。于是我们又逐渐将资金移师到广东海鸥。我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天鹅跳跃，海鸥飞翔”的口号。加上当时我的固定的股评讲座每周已扩充至3－4家之多，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海鸥”从3元开始启动，很快就接近了5元，引起了广大股民的关注。这时，迄今还名噪一时的上海某咨询机构负责人王先生找到了我。他直言不讳：“马先生，海鸥你们准备做到什么价位？”我也坦率地如实相告：“现在5元多，比照四家小盘基金均在7元以上，海鸥到7元应该没有问题吧。”他摇了摇手说：“不止，不止，依海鸥的情况，完全应该到10元，价格在四小基金之上。只要你马先生不出货，我们通过每天的传真与168电话，可以组织力量打到10元上面去。”我没有多想即表示同意，就此分手。
第二天开始就不断有股民打电话给我，说该咨询机构发的传真认为海鸥基金可以到10元，有收购与增发题材云云。谁料想，三天之后，海鸥冲高至7．90元就开始大幅下滑，不少股民来电说：“马老师，你们是不是出货了？”我莫明其妙：“没有啊。”“那怎么那家传真里说庄家已经出货了呢？”我当即打电话给王先生，他支支吾吾地说：“有专家分析说基金不可能增发，所以我们出货了。”我说：“出不出货你们自己决定，但哪个专家说的？依据何在？”他顾左右而言他地搪塞了。
当天就有不少股民去电管理部门，说该咨询机构造谣惑市，后来好像该公司被罚了款。
到1995年秋冬，基金与股票明显地形成了“跷跷板”行情。（很长一段小盘基金与A股行情总是一涨一跌反向而动，称为“跷跷板”——编者注）但由于自己多头情绪严重，资金量太大又难以掉头换筹。终于在12月9日基金暴跌时，我又不识时务地进去托盘。尽管原先进仓早成本低，但年底一结帐，付清利息后，还是只打了个平手。但年底上证指数已经跌到了“ 555”点，我总算是跌了指数没输钱吧。
经过几年在股市的折腾，尽管在金钱中大赢大输，几乎没赚什么钱。但几次市场风险却扎实地给我上了风险之课。
爆炒“S” 行云流水
因为1997年5月大盘回落后在1000点上下至1100点之间胶着调整了几个月，我们认为这是启动项目，建仓进货的最佳时机。那么选什么公司为目标呢？
我们选择了S公司为目标。因为S公司作为一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上市以后从未真正被炒作过，也就是其潜在价值还未得到挖掘。而且其5000万股的流通盘大小适中，可进可出。加之毗邻上海，与上市公司联系很方便。
S公司的老总是不多见的女强人，在当地及省内是小有名气的巾帼英雄，与我方的王董一见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意，彼此对于能够发挥各方优势，强强联手均表满意，并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因为这类事历来是上不得台面，不能见诸文字的，只能凭感觉，完全是口头的“君子协议”，有哪一方临阵脱逃或者夸下海口到时不能兑现是要翻船的。而其中对大势的判断，对个股走势的把握却是很关键的，这些具体的责任都是落在我身上的。好在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加上对近几年政策把握的功底，自信在这两方面不会出大的纵漏。S公司股价的走势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我们切入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在14—15元一带开始吸筹，大盘也始终在1O00点左右徘徊不前，正好为我们降低建仓成本创造了条件。当股价慢慢抬升至1617元一线正酝酿突破历史高点19元一线时。时间己到了1997年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香港百富勤出事，殃及内地股市大幅跳水。S公司也被恐慌盘从20元上面砸了下来，而公司对此突发事件根本缺乏足够的后备资金，王董也从深圳打电话来问我的意见。我认为偶然的突发事件改变不了市场运行的趋势，对我们而言，这正好是一次震仓洗盘，是表现公司实力与个股强势的好机会，但公司临时调头寸己经来不及了。王董授意我可用自己的资金买入，帮公司锁仓。
这是一次难得的进货机会。果然，下午二点钟以后，抛盘逐渐减少，大盘止跌回升，留下了一根长长的下影线，说明下档支撑很强。S公司的股价由于有大手扫盘，很快也吸引了市场跟风，逆势逞强，稳稳站在20元以上，还收了阳线。
一进1998年，大盘又跳起了欢快的“小步舞”，小阴小阳的盘升走势一亘成为春节前的主旋律，但由于缺乏公认的领涨板块，与新的炒作题材和概念，所以市场很难大幅向上突破，底部抬高至1100点以上后很难上攻1200点。市场在呼唤领头羊，领头羊应运而生了，就是我们炒作的S公司。
春节复盘后第二天一早，S公司的股价就突破23元，一路上攻创出新高，而且手笔很大，几乎是横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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