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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文萃-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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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犹太人。在人数较少的第二组当中——即在被邀请参加讨论项目的人当中——大约25％ 的人是犹太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这是因为：在不存在着自由进入这一意义上说，今天的银行界到处都存在着垄断．政府的批准或政府所给予的营业特许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举荐人们参加这种讨论项目的那种智力活动，却是一种高度竞争的行业，几乎完全允许自由进入。
这一例子特别具有说服力。这是因为很难说银行是一个象（比如说了钢铁工业那样的、犹太人从未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领域。恰恰相反，几个世纪当中，在银行业中，特别是在国际银行业中，犹太人一直是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不是一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的话）。但是，在那个时候，银行是一种进入相当自由的行业。犹太人在银行界的成功，除了归于上述原因之外，还归于他们所拥有的下述相对优势：这一相对优势既来自教会对高利贷的看法，又来自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扩散。又来自他们对统治君主的可用性（这一可用性完全是由于犹太人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隔离而造成的）。
轶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历史。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大约两千年时间里，犹太人一再地受到歧视；在他们所能进行的活动方面受到限制，有时甚至整体地遭到驱逐，就象1492年被整体地逐出西班牙一样，而且常常是他们周围的人们的极端敌意的目标。尽管如此，但他们仍然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不存在极权主义国家，所以，总是存在着某些市场因素，总是存在着某些对他们开放的活动。特别是，分裂的政治结构与为数众多的独立主权，意味着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尤其逃脱了严密的控制，这正是犹太人在这一领域如此突出的原因。纳粹德国这个极权主义最严重的社会，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也提供了官方的、且实际的反犹太主义的最极端的例证，这决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看更近一些时期的情况，就会发现，犹太人的发展最为成功的地方，恰恰是那些竞争性资本主义有着最广阔的天地的国家：16世纪及18世纪的荷兰，19世纪及2O世纪的英国与美国，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的德国——当将这一时期与希特勒时期加以比较时，这种情况就尤为贴切了。此外，在那些国家当中，犹太人最为成功的部门，是那些进入最为自由，而且在这种意义上竞争性最强的部门。不妨对我所提到过的、犹太人在银行业方面的经历，与他们在几乎一直是教科书中完全竞争与自由进入的典范的零售贸易方面的经历作一番比较。或者，不妨对他们在大工业方面的较小作用，与他们在诸如法律、医学、会计及类似的专业方面的杰出贡献作一番比较。尽管在这些专业中也存在着进入的障碍，但一旦通过了最初的障碍，就会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对顾客的自由竞争。甚至这些专业中的差异也证明了我的观点。在美国（我对这个国家了解得很详细），很长时期当中，在医学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国家开业许可证的发放成为进入的实际障碍的程度方面。出于一些与此处并不相关的原因，医学界中存在着严格的进入限制，但法律界中的进入限制却相当少。所以，成比例地，犹太人在法律界中的人数，远远地超过其在医学界中的人数。
在美国，电影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而且由于这一原因，它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犹太人成了其中的主要分子，而且随着收音机与电视机的出现，他们的这种主要作用又延伸到了广播与电视领域。但是鉴于政府的控制与限制变得日益重要，所以，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犹太人在广播与电视领域中的作用正在下降。
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关于犹太人从竞争性资本主义中得到的裨益的例子，而且这一例证是有双重意义的。
首先，如果没有从世界犹太民族（主要来自美国，其次来自英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的巨大贡献，以色列恐怕很难存在下去．假设这些国家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可以想象，这些假设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会为以色列出一份力，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附加条件。比较一下苏联对埃及的援助（或美国对以色列的官方援助）与私人捐献之间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任何集团（而不论它是一个多么小的少数派），都可以按照他们的愿望来使用其自己的资源，而不必请求或得到大多数人的允许。
第二，在以色列，不管中央控制的各种舆论如何，但真实情况是；迅速的发展主要地是私人创造力的结果。在几十年以前我对以色列的第一次持久访问之后，我得出结论说：在以色列，有两种传统在发挥着作用。一种是古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几乎两千年以前，即在政府的限制中寻找出路。一种是现代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即对“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央计划”的信念。对以色列来说幸运的是，与第二种传统相比，第一种传统已经被证明为更加强大有力。
概括起来：除了犹太人对其有用的那些个别君主偶尔施予的保护以外，犹太人很少从政府对其行为的干预中得到好处。只有当存在着公众对非干预这个一般性学说的普遍接受，从而大规模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及对一切群体的很大程度的宽容占主导地位时，犹太人才能得到成功。由于人们对非干预的普遍信仰比歧视犹太人的个别欲望要更为有力，所以，尽管存在着连续的、无所不在的反犹太主义的偏见，但犹太人仍然兴旺昌盛。
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思想
尽管有着这样的经历，但就上一世纪而言，犹太人一直是反资本主义情绪的大本营。从卡尔·马克思到利昂·托洛斯基，到赫伯特·马库塞，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犹太人写的。各国的共产党（包括业已在俄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共产党，以及目前西方国家的，特别是美国的共产党），几乎不成比例地一直是由犹太人来管理并控制的——尽管我又赶忙补充说：仅有极少部分犹太人曾经是共产党党员。不论是作为社会主义文献的创造者、还是作为领导活动的参与者，还是作为成员，犹太人在所有国家中的那些不那么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方面，一直是同样积极的。
再来看一着更接近于核心阶层的情况：在英国，犹太人的选票与参加，在工党中是居支配地位的；在美国，犹太人的选票与参加，在民主党左翼中是占绝对优势的。在以色列，所谓的右翼党的建党纲领，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这种情况几乎比比皆是。这些现象是如此地众所皆知，所以几乎不需要详尽的阐述与论证。
为什么会存在反资本主义思想呢？
如何才能将我的那两种论点一致起来呢？为什么尽管存在着竞争性资本主义曾为犹太人带来好处的历史经历，尽管在最迟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自由主义著作中，都存在着对这一现象的、隐含的或明确的、理智的说明，但犹太人仍然一直不相称地反资本主义呢？
我们可以从一些简单的、然而是不充分的答案入手。劳伦斯·富克斯在一篇题为《美国犹太人的政治行为》的相当肤浅的分析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是来自于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的价值观念的直接反映。他甚至进一步说明：
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基督教的异端邪说，那么它也是犹太人的正统观念——不是指世界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方面，或革命性方面，而是指一种通过社会行动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勿庸赘言——这一点我在后面的其它问题中还会谈到——富克斯本人是一个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将犹太人的这种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美德，所以迫不急待地将这种自由主义看成是犹太人在学习、慈善事业、以及对这个世界中的欢乐的关注等方面的价值观念的合理产物。他甚至从未认识到（更不用说讨论）这样一个关键问题：“通过社会行动而得到的社会正义”这一道德结局，是否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手段相一致。
这种解释可以排除了。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而犹太人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及对社会主义的依恋，最多不过是两个世纪以前的事情。这种政治态度的的确确只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而且主要是在那些脱离了犹太教的犹太人中间出现的。沃纳·松巴特在他的那部题为《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一次出版于1911年）的重要的、且有争议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一种更为有力的看法：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的观点。他的这种看法，比富克斯所论证的、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意味着一种社会主义的观点的看法，要更为合理。松巴特写道：
在许多世纪当中，犹太人一直拥护着争取经济活动中的个人自由这一事业，而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相对抗。个人不应该为任何限制所牵制……我认为：犹太教有着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指导思想……整个宗教体系实质上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不过是耶和华与他所选择的人民之间的一种契约……上帝保证某些事情并赐予某些东西，而好人必须献给上帝某些东西作为回报。的确，在上帝与人之间没有哪种一致利益不能通过这种形式来加似表述——即人履行某些为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开头五篇所赞赏的职责，同时从上帝那里得到补偿。
松巴特继而讨论了《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中对富裕与贫穷的态度问题。
（在《旧约全书》及犹太教法典中）你会发现这样几个段落：在这些段落当中，贫穷被作为某种比富裕更为高尚、且更为崇高的事情而得到赞美。但是另一方面，你会碰到数百个这样的段落：在这些段落当中，富裕被称作对上帝的颂扬，而只有对财富的滥加使用或由此而来的危害才受到警告。
作为对照，松巴特提到了《新约全书》中的一个著名的段落：“让骆驼穿过针眼要比让富人进入天堂容易得多。”他评论说：
富裕在（新约全书》中受到的诅咒，与它们在《旧约全书》中得到的赞美一样多……基督教徒的宗教，妨碍了他们的经济活动……而犹太人从来面临过这样的障碍。
他总结到：
自由贸易与产业自由，与犹太人的法律相一致，从而与上帝的意志相一致。
应该说，不论是在经济历史学家（一般地）当中，还是在犹太知识分子（特别地）当中，松巴特的著作都是很不受欢迎的，毫无疑问，人们将某种带有反犹太主义气味的东西归到了它的身上。虽然许多批评似乎是合理的，但这本书的本身并不存在任何足以使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得以成立的东西——尽管几十年之后，这种东西明确地存在于松巴特的行为与著作中。的的确确，如果说这本书流露出了某种倾向的话，那么我将它理解为亲犹太主义的倾向。我将犹太知识分子对这本书的强烈反应本身，看作是犹太人反资本主义思想的证明。
与富克斯的论断及松巴特的论断相比，内森·格拉泽提出了一种更为公允的判断，对此我完全赞同。他写道：
从这些态度中很难看出与犹太人传统之间的直接联系……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因为犹太人的先知们早在2500年以前就曾对非正义进行了谴责，于是就说东欧的犹太人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一种恶劣的过分简单化做法……犹太人的宗教传统可能确实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而使犹太人倾向于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要想在当今犹太人的社会态度中找到犹太教的遗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种简单的说明是：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思想不过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的普遍倾向，以及犹太人在知识分子中所占的不成比例的多数。例如，内森·格拉泽说道：
对“知识分子中的主要部分对左的东西的依恋”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说明．已经是人人皆知了。一旦摆脱了保守的、传统的思想的束缚，知识分子觉得更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即攻击政治、宗教、文化及社会方面事务的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这就是影响了知识分子，也影响了犹太人的某种东西。
然而，格拉泽对一些对犹太人与其它知识分子有着不同影响的因素的引证，极大地限制了这种解释。与富克斯的对反资本主义与犹太人的宗教及文化的简单认同相比，这种解释无疑地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西德的例子所说明的，非犹太知识分子能够占绝对优势地成为集体主义者。而且毫无疑问，格拉泽所提到的那些理性的力量，在影响非犹太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了犹太知识分子。然而，这种解释在两个方面似乎是非常不完善的。第一，我的印象是：与非犹太人相比，犹太知识分子变成集体主义者的百分比似乎要大得多。第二，（而且也是更为重要的），这种解释并没有对不是知识分子的广大的犹太人及非犹太人的不同态度予以说明。要想对这一差异作出解释，我们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种毫无疑问他具有某些合理性的简单说明，反映了对我们当中的所有人而言的一种自然倾向：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好事情看作是必然存在的，但却把所有的坏事都归咎于坏人或坏的制度。竞争性资本主义允许了犹太人在经济上与文化上的兴旺发达。这是因为它阻止了反犹太主义者将他们的社会准则强加于别人头上，并阻止了反犹太主义者以别人的牺牲为代价所进行的歧视犹太人的活动。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它同时也保护了反犹太主义者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反犹太主义，而只要他们这样做是以他们自己的牺牲为代价的。所以，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社会性的反犹太主义。作为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天然伴侣的思想意识方面的自由竞争，同时也可能带来兴趣与社会准则方面的变化。从而得以消除社会性的反犹太主义，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这种情况的发生。正如《新约全书》所指出的：“上帝的殿堂中有许多大厦。”
毫无疑问，犹太人所作出的反应的一部分，是将残余的歧视归咎于“制度”。但是，这很难说明为什么应对这种歧视负责的那部分“制度”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是19世纪英国的国教；为什么不是19世纪及20世纪德国的官僚政治；为什么不是20世纪美国的社会法规（而不是经济法规）呢？毕竟，犹太人的历史确定无疑地提供了足够充分的证据：反犹太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没有特殊的联系。所以，这种解释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现在我要来讨论两种在我看来更具有根本性的说明．第一种说明必须涉及的是欧洲19世纪的特殊情况。我把这一说明归功于沃纳·科恩在他那篇关于“美国犹太人的自由主义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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