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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文萃-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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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为0。767，后者的相关系数为0。706。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罗伯特。J。戈登展示了1908年到1980年期间货币、名义国民收入、实际国民收入及价格方面的变动性。他所使用的基本数据，与我们使用的那些数据完全相同或密切相关，所以，并不表示在货币变动性与经济变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有独立的、新增加的证据。然而，他将这些初始数据转化成了对趋势的偏离，或者，按照他的描述，转化成了对“ 自然 ” 增长率的偏离。同时，对 7个性质迥异的时期计算了标准高差，而不是移动的标准离差。他的一些结果列在表22·1中，作为图22·1的补充。这些结果明显地加强了从我们的那些相关系数中得出的论点：货币变动性高的时期，同时也是名义国民收入及实际国民收入方面的变动性较高的时期，也是（除一次例外）价格高度变动的时期。他的数据还反映了一个在我们的图表中反映较为不清楚的重要的细节：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对于货币方面的变动性，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毫无疑问地比以前要小。在以前的每一时期当中，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都是货币方面的变动性的2倍以上；而在此之后，前者只是后者的1倍到1．5倍。对于这一变化，我提不出任何好的说明，然而，我推测：这一变化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方面的变化，而不是来自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结构性变动。
正如表22。1中的4个季度及12个季度移动标准高差所显示的那样，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时期的季度数据，给出了（虽然不是那么有力）相同的结论。总体说来，对于整个这一时期而言的耶些相关系数，绝对地低于每一部分分别计算而得到的相关系数。原因是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性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我倾向于暂时地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方面的异常广泛的波动。
这一论证是明显的：货币增长率方面的变动性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变动性相互关联。较高的货币变动性总是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变动性，反之亦然。
在这一关系问题上，对下述两点予以强调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尽管货币制度方面业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这一关系却依然保持不变。货币制度方面的这些变化包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非常严格的金本位到一种松懈得多的金本位，而后又为一种完全的纸币本位所替代；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前的时期到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之后的时期。这一点的含义是：影响的方向是从货币变动到经济变动，而不是相反—— 以各种截然不同的论据为依据，我与施瓦茨已经多次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第二点与第一点是相互联系的。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力求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 即为了抵消那些对经济造成干扰的力量而改变货币增长。假如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则高度的货币变动性将始终与较低的经济变动性相联系，而不是与高度的经济变动性相联系，而我们所计算的那些移动标准离差之间的相关系数，则将会为负或者为零，而不是有规则地为正。这一点的含义仍然是：货币方面的变动，始终是经济变动的根源，而不是抵消经济变动的力量。
这两点共同地为下述结论提供了依据：减少货币的变动性是十分重要的。在考虑货币改革的建议时，我们将力推这一目标。
表22。1 七个阶段中的货币与经济变动性（按季度数据计算）
季度增长率对趋势或自然增长率的偏离的标准离差
时期（年及季度）
货币（ M2）
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综合价格指数表
1908：4…1914：4
2。9
8。3
6。4
4。3
1915：1…1922：4
10。1
21。4
14。4
15。4
1923：1…1929：3
4。1
9。9
9。0
3。7
1929：4…1941：4
12。3
24。1
19。4
7。8
1942：1…1953：4
8。5
11。6
11。4
8。1
1954：1…1967：2
2。6
3。9
3。8
2。0
1967：3…1980：4
3。5
3。9
4。O
2。2
资料来源：罗伯特· J· 戈登的《美国的价格惰性及政策之无效： 1890—1980》，见于《政治经济学杂志90》（1982年）：1100，表1。1982年出版，版权归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所有。保留版权。
表 22。2 货币及经济的变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季度数据（移动标准离差的对数值之间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国民生产总值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综合价格换算系数
时期 a
项目
M1
M2
M1
M2
M1
M2
4个季度移动标准差
1947…1963
最大相关系数
O。461
O。461
0。468
0。35O
0。2O7
0。289
超前程度（季度）
O
…1
O
1
9
9
1963…1982
最大相关系数
O。432
0。390
0。384
0。379
0。260
0。375
超前程度（季度）
O
2
…1
1
4
3
1947…1982
最大相关系数
0。694
0。325
0。344
0。265
0。120
O。158
超前程度（季度）
6
0
0
1
4
3
12个季度移动标准离差
1947…1963
最大相关系数
0。582
0。517
0。671
0。541
0。33O
0。257
超前程度（季度）
0
…1
0
…1
8
9
1961…1982
最大相关系数
0。505
0。531
O。531
0。620
0。104
0。471
超前程度（季度）
0
0
0
0
7
9
1947…1982
最大相关系数
0。305
O。042
0。254
0。221
0。223
0。305
超前程度（季度）
2
2
1
2
7
9
a表示这里的时期相的是在计算这些标准离差时所使用的那些变动率的日期。
货币政策的战术问题
货币政策的战术问题涉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将一个或多个变量作为中间目标；选择目标变量的合意趋势；设计尽可能地实现这一趋势的步骤。
中间目标
在选择其中间目标的问题上，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在一种或多种利率与一种或多种货币总量之间举棋不定。然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它采取了其它国家的货币当局的作法：注重货币增长。自1975年以来，国会一直要求联邦储备系统确定货币总量增长的、明确的数字目标。尽管最近出现了许多关于其它替代目标的建议—— 从实际利率到敏感的消费品价格，到黄金价格，到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 但我的推断是：一种或多种的货币总量仍将是联邦储备系统的中间目标。
按照我的观点，目标的选择或者目标趋势的选择不是，而且从来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联邦储备系统始终如一地达到了那些它对国会确定的目标，那么，货币增长将是高度稳定的，而不是高度可变的；通货膨胀将永远不会象它在实际生活中那样成为一种威胁；而且美国将会避免1979至1982年期间所发生的惩罚性衰退中的最严重部分。
联邦储备系统对好几个总量确定了目标，其目的（正如我在别处所论证的那样）主要是为了混淆视听，并减少所应负有的责任。一般说来，这些不同的总量是一起变动的。那些例外情况基本上都归因于联邦储备系统在Q章程下所实行的利率限制，以及存款负债新形式的有关发展．而且，如果联邦储备系统实现了它的那些总量目标中的任何一种，这些例外情况都不会出现。
多头中间目标的作法是不可取的．联邦储备系统仅拥有一个主要的货币控制工具，即对强力货币的控制。联邦储备系统无法通过一个工具而独立地控制几个总量。它的其它工具—— 主要有贴现率及准备金要求 —— 作为货币控制的工具是极为不完善的；而且，它们在使得联邦储备系统能够分别地对一个以上的总量予以控制方面的功效，也是令人怀疑的。
联邦储备系统选择总量与选择仅仅一个目标总量的作法相比，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差别。为简便起见，我将假定目标总量为 M1（正如目前所指定的那样）。选择另外一个总量将改变合意的数字目标，而不会改变它们的暂存模式。
目标趋势
一大约为年1％
～3％的M1长期增长率，将大致地与零通货膨胀相一致。这将是我们的目标。1981年第四季度至1982年第四季度期间M1的实际增长为8。5％
。关键的问题是：应该多快地从这一水平下降到1％ 一3％
的区间内。按照我的观点，应该在一大约3—5年的时期中逐渐地进行这一过程：这意味着：每年应降低增长率大约1至1．5个百分点。
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是以一增长率区间的形式来表述它的目标。例如，联邦储备系统1983年M1的初始目标是：从1982年第四季度到1983年第四季度M1的增长率为4％…
8％
。这种表述目标的方法有着严重的缺陷。随着年份的增加，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对绝对货币供给的不断加宽的限制范围，并且促成了基础年复一年的变动，从而妨害了长时期当中的可说明性。这的确是事实。1983年7月，沃尔科主席宣布了一个新的目标，即从1983年第二季度到1984年第次二季度M钓的增长率为
5％… 9％（然而这一增长却是从1983年第二季度的基础开始算起的），这比上一个区间的最大值高出3％ （年率则高出6％ ）。
表述这些目标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是通过下述形式来进行的：绝对货币供给的中心目标再加减一个额度，比如说 1。5％—— 这大约就是联邦储备系统对年增长率所确定的区间。
击中目标的步骤
不论是在联邦储备系统之中还是在该系统之外，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广泛一致的看法，即目前的那些步骤及准备金规定，使得在短时期当中对货币增长进行精确的控制成为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这些步骤及规定并不能构成那些长久保持的、对目标的偏离—— 诸如 1980年4月到1981年4月期间或1982年7月到1983年7月期间发生的那些货币扩张；或者1981年4月到1981年10月期间或1982年1月到1982年7月期间发生的那些货币减速—— 的原因。然而，这些步骤及规定的确说明了货币增长方面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的广泛变动的原因，货币增长方面的这些广泛变动，给经济及金融市场带来了不可取的不确定性，同时减轻了联邦储备系统对于其未能击中目标所应负的责任。
在使得联邦储备系统能够在相当短的时期中，非常接近于击中其目标的那些步骤及规定变动方面，也存在着广泛一致的意见。这类变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是1968年引用的那种滞后准备金核算为同步准备金核算所取代。而这种同步准备金核算可以比得上1914年至1968年期间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方法。滞后准备金核算对控制货币增长所造成的妨碍，最迟自1970年以来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直至1982年才采取行动，最终决定用同步的准备金要求来取代滞后的准备金要求。然而，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拖到1984年2月才履行这一决定—— 在该系统的历史上，在贯彻一项规则变更方面，这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拖延。而且在更为迅速地贯彻这一变更方面，并不存在着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假如联邦储备系统以前对变更持抵制态度，那么则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同步准备金的贯彻不会有进一步的拖延，甚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定会进行这一贯彻。
需要进行的另外一些主要的步骤变化有：
1．由联邦储备系统选择唯一的一个货币目标，来结束其在目标之间的摇摆。
2．对所选择的目标的所有存款组成部分，规定相同的准备金百分比要求。
3．以总的准备金（而不是非借入的准备金）作为短期营运的工具。
4．将贴现率与一种市场比率联系起来，并使贴现率成为一种罚款比率（不幸的是，在滞后准备金核算下，不论是这一变更还是上一点变更，出于技术性的原因，都是不可行的。所以，必须等待同步准备金核算的实行）。
5．在联邦储备系统的所谓防御性公开市场业务的进程中，减少联邦储备系统所进行的“ 折腾 ” 。
即使在这些变更大部分都不存在的情况下，联邦储备系统也有可能几乎即刻地实施某项政策，从而创造出一个比我们目前要稳定得多的货币环境—— 尽管它绝不是完美无缺的。所以，障碍不在于可行性问题，而在于官僚惰性及对官僚权力与地位的维护。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点。假设联邦储备系统继续公布M1增长的各种目标。假设联邦储备系统正在考虑以后6个月中，其联邦政府债券的总持有量的变动，而这一变动数额是为实现M1的目标增长所必需的。将这一数额再除以26。假设除了在公开市场上购进为取代将到期的债券所需要的数量外，联邦储备系统还每星期从公开市场上购买刚才除得的数额，此外不再进行任何买卖活动。最后，假设联邦储备系统事先详细地宣布这一计划并坚持这一计划。
这样一种政策将确保对那些货币总量的控制，但是这种控制不是就从一天到另一天而言的，而是就联邦储备系统坚持认为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的较长时期而言的。这样一种政策将使市场能够准确地了解到联邦储备系统将要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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