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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祭坛-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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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戈笑道：“行行行，我服你了。”说罢一脚跨过火盆调皮地问道：“家家，我身上的汗毛都没烧一根，那所谓的晦气真烧了吗？”
家家也笑道：“这是前辈人传下来的讲究，不过是图个吉利。铁戈你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现在还这样调皮。哎呀，怎么长得这样高？比你家爹还高。”
汪寿龄笑道：“所有的外孙里面就他长得最高，他不长心眼只长个，要不怎么给判了十年？”
他记得六八年春节时家家从沙洋到红州住了一个月。
铁戈的爷爷由于长期过劳死得早，连铁夫都不记得自己父亲的模样。而奶奶在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年也活活饿死了，祖母辈的只有外婆一个人，所以他特别珍惜这个老祖宗。
铁戈又问道：“家爹不是也来了吗？他人呢？”
家家笑着说：“那个老书呆子在书房看书，你快去看看。”
铁戈走进书房，看见一个老人斜倚在藤椅上，带着老花眼镜正专心致志的看书。
他走上前轻轻地叫了声：“家爹。”
家爹摘下眼镜站起来和他握手说：“是铁戈呀，长得这么高。来来来，坐下来说话。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说着从一个铝制烟盒里拿出烟给铁戈一根。
铁戈接过烟仔细打量着家爹。他身高一米七八，头上已经谢顶了，眼睛由于皱纹的原因显得略小了一些，但鼻梁特别挺拔，这是铁戈认为家爹长得最好看的地方，而他本人的鼻子长得特像家爹。家爹穿着一套浅灰色咔叽布中山装，颜色就像北伐军的军装。尽管是在家中那风纪扣依然扣得严严实实，也许这是在黄埔军校养成的习惯，他觉得家爹很有军人气质。
“家爹，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是第二次。”
“喔？第二次？那第一次是在哪里见面的？”家爹颇感意外。
“六零年春天您到过红州吧？”铁戈问。
“对。五九年底我刑满释放，六零年春回北乡县过年，然后接你家家和舅舅他们到沙洋定居。”
“那年我刚刚六岁，晚上被尿憋醒了，看见您和我爸我妈在说话。您当时穿一身黑衣黑裤，身上背着一个黑布做的伞袋，里面是一把黄油布雨伞。那天晚上我妈还给你下了一碗面条，对不对？”
家爹微笑道：“对，我想起来了，你的记性真好。那次是找你父亲要点钱做路费，正赶上三年大饥荒，举家搬到沙洋农场就业队，什么都要添置，哪样离得开钱？”
“家爹，七六年逮捕我时，别人说您是国民党的中校团级军官，有这事吗？”铁戈还惦记着这事。
“这倒不假，等有空慢慢给你讲我的历史。今天你平反回家，我们到客厅说话。”
因为铁戈平反，家里今年的年货准备得特别充足，中午饭极为丰盛，就像过年一样。铁戈和铁夫频频对饮，由于兴致极高，父子俩人各喝了半斤，不知不觉中整完了一瓶黄鹤楼汉汾酒却一点醉意也没有，铁戈从没喝这么多酒，看来喝酒是喝心情，这话一点也不假。家爹不喝酒，以茶代酒也和铁戈碰杯。席间铁戈把在监狱里遇到的荒唐案子说了几个，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他是在讲笑话，惹得一家人笑得一塌糊涂。
妈妈频频给铁戈夹菜，嘴里说道：“多吃点，锅里还有。”可她自己却吃得很少，只顾看着儿子吃，那眼神里充满了幸福感。
饭后铁夫睡午觉去了，铁戈则和家爹又到书房里聊天。
对于家爹的历史铁戈的父母绝口不提，所以显得越发神秘。越神秘就越好奇，铁戈就越要寻根究底。
“家爹，当时我听说您是国民党的军官时着实吓了一大跳。我心想我爸家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大伯二伯姑妈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我家怎么会出了个黄埔军校的军官？您是怎么当上国民党的团级军官的？”
家爹烟瘾很大，正准备掏烟，铁戈赶紧拿出大前门香烟递给他，并给他点着。家爹斜靠在藤椅上深深吸了一口：“说来话长啊。我的父亲是光绪年间的秀才，落第后无心功名，就在家里开了个私塾聊以度日。我是民国三年生的，知道民国三年是什么时候吗？”
“知道。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只要把民国几年加十一就知道是公元多少年，民国三年是一九一四年。”
“大约五岁时我就上了私塾发蒙，念的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来慢慢学到了《四书》、《五经》。过去私塾先生教学生从不解释，就是叫你死背，你要懂得里面的意思就只能靠自己悟。先生总是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全靠悟性。除此之外就是练毛笔字，大字、中字、小字，一天要写三十张纸，写得人头昏脑涨的，慢慢就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这手字后来帮了我的大忙。我父亲虽然是读老书的秀才，但是为人却不古板，他也看过《盛世危言》这一类的进步书籍，他认为中国要富强主要是靠教育救国，所以又送我去读新式学校。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了，十一月第二次淞沪抗战失败，南京吃紧。南京一旦失守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武汉，武汉是当时除了上海以外中国最大的城市。我父亲是个有头脑的人，他说好男儿要报效国家，给了我十块光洋要我去考中央军校。我就坐船到重庆然后到成都去报考，因为上过新式学堂我的底子很好，一下子考上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第三分校，后来南京中央军校本部也迁到成都，跟我们那一期合并了，我就成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五期一总队步科生，那时黄埔军校已改名为中央军校。毕业后把我分到第六战区陈诚的司令部工作，一九四一年二三月间陈诚带了大批幕僚到云南组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我也跟他一起到了云南，在远征军长官部担任行政科科长，所以远征军第一任司令长官是陈诚。”
“家爹，什么是远征军？”铁戈第一次听到“远征军”这个称谓，所以很好奇：“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没有听说过的事太多了，谁会宣传国民党抗战的事呢？这个远征军嘛一共有两支，分两个阶段。第一支是一九四一年二月，杜聿明任远征军副总司令带领三个军共十万人马到缅甸抗日。这个远征军总司令长官本来是卫立煌，但他一直没有到任，所以先由杜聿明任代理司令长官，后来正式任命罗卓英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司令长官。这支远征军失败后一部分退到印度，改称中国驻印军，一部分撤回国内，还是叫中国远征军，这是远征军的第一阶段。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蒋介石要到开罗开会，临行前突然把陈诚撤了，任命卫立煌为远征军最高长官。原来是陈诚手下有一批青年军官认为抗战一败再败是因为蒋介石身边有一批亲日派，首要的就是何应钦，他们要对蒋介石清君侧，并把时间定在西安事变那一天，也就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始行动，这就很有点准备兵谏的味道了。蒋介石得到戴笠的情报后恨得咬牙切齿，一九三六年他在西安就吃了大亏，那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地盘。现在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有人这样干，而且是自己的黄埔学生，这还了得！于是先下手为强，逮捕了陈诚手下近六百名青年军官。虽然蒋介石不相信号称小委员长的陈诚会像张学良那样发动兵谏，但这批青年军官毕竟是陈诚的部下，起码有个失察的责任，所以撤了陈诚换上卫立煌，事实证明这次走马换将是正确的，论指挥大兵团作战陈诚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卫立煌。而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因为在指挥中条山战役时拒绝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挤，又不见谅于蒋介石，被革去二级上将军衔并免去河南省主席职务，剥夺了指挥权，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卫立煌对他调任西北行营主任一事极为不满，明知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却也无可奈何。他想撒手不干，但上命难违，不得不去西安就职以避免和蒋介石闹僵了。卫立煌离开河南去西安后，他的亲属故旧和高级幕僚纷纷迁往成都居住，这是卫立煌事先选定好的退居地点。卫立煌在西安任职仅一个月，便到成都赋闲，所以他在一九四二年到重庆述职后借故请假不去西安。为了打通滇缅公路蒋介石只能借重卫立煌，卫立煌继陈诚之后就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这是远征军的第二阶段。这次有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和相关的支持部队共二十万人，比第一次的远征军整整多出十万人。”
“您说您是远征军的行政科长，我在厂里挨批斗时别人说您是卫立煌的中校秘书，这是怎么回事？”铁戈急于知道谜底。
家爹拿出烟给了铁戈一支，又拿起茶缸喝了一大口茶，然后颇为得意地笑着说：“要说我和卫立煌认识还有一段小故事。那时我是远征军长官部的行政科长，军官们请长假都要经过我批准。有一次一个姓商的团长要请两个月的长假到重庆完婚，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规定，团级以上的军官请假超过一个月的要上报军委会批准。我按规定上报军委会，这就要等了，也不知道哪天批得下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团长是商震的侄儿，商震后来是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有那么大的背景。这商团长跟商震打了个电报，商震马上给卫立煌发电报，卫立煌接到电报就派他的副官找我，到处找不到，副官没办法就问行政科的人。说来好笑，这里面又有个小故事。陈诚到云南组建远征军把长官司令部设在宝山，保山有个富商见我长得一表人才，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我说我已有妻室，还有两个女儿，一口回绝了。但那个富商还是对我很好，他想我跟你家家离婚，招我做上门女婿，所以经常约我到他家做客，好吃好喝地招待我，我有时也带人到他家打麻将，卫立煌的副官根本不知道这事，到哪里去找我？我的部下领他到那个富商家时，我当时正在和几个同事打麻将。他说卫总有请，这倒是把我吓了一大跳，卫立煌派副官专程来请我一个科长一定是有大事。我赶到长官部，卫立煌要我批假让商团长到重庆完婚，我一听是这件事，心也放进肚子里去了。我说：‘按军委会的条令不能批假，我没有这个权力。’卫立煌盯着我看了半天，看得我心里直发毛。你想想，人家卫立煌是二级陆军上将，我只是个少校科长，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大我多少级？卫立煌问：‘汪科长，从昆明到重庆要半个月，一去一来光在路上就要花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人说燕尔新婚，外国人讲究度蜜月，你总不能让人家刚结了婚马上就打道回府吧？再怎么样也要两个月，不然我怎么向商震交代？’我说：‘卫总，我知道你和商震老将军关系很好。商老将军是晋军名将，我从心里敬重他。但这涉及到军委会的条令，你叫我怎么批？如果蒋委员长知道了我吃罪不起呀！’卫立煌想了一下说：‘倒也是，不过这手续还是要履行的。这样吧，我先签字你副署，蒋委员长要是追查下来我给你顶着，这样总可以了吧？’就因为我很讲原则，这件事给卫立煌印象很深，不久他又让副官来找我。我去了以后卫立煌问我是什么出身？我说我是中央军校十五期一总队步科毕业生。他让我写几个大字和小字给他看。我先写了一个斗大的寿字，然后又用蝇头小楷写了一首辛弃疾的词《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他看了以后很满意，问我：‘汪科长，现在有个位置不知你肯不肯屈就？’我说：‘请卫总明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说：‘从上次商团长请假结婚的事可以看出你是个按规定办事的人。我一直想找一个人给我当私人秘书，但有三个条件，就是一要守规矩，二要字写得好，三要不喝酒。前两条我都看见了，第三条我也派人了解过，你是滴酒不沾。’我当时很疑惑：‘喝不喝酒和秘书有什么关系？’卫立煌一笑说：‘喝多了就胡说八道，把不该说的都说出来了，那还行？’他接着说：‘你这个秘书主要是管我的私人信件，我的任何信件你都能看，大部分信都由你回。但是比如何应钦、顾祝同、宋子文、张群、阎锡山这些党国要人和战区司令长官以上的信由我亲自回，所以我的私人秘书要符合我刚才讲的三条。汪科长，能不能屈就啊？’我点头应允了。卫立煌又说：‘你现在是少校科长，这样吧，你的阶级升为中校，明天办理完交接就到我这里上班。顺便问一句，你为什么叫汪海屏？’我说：‘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屏障海内的国家干城，所以取名海屏。’卫立煌一听笑起来：‘让你到远征军来就对了，我们就是要驱逐倭寇，让国家海晏河清，这是军人的职责。’“
“那您不就成了卫立煌的心腹了吗？”
“也算是吧。我和卫立煌相处得很好，从没办过一件错事。我的那些同学又羡慕又妒忌，都说我交了好运。”
“卫立煌这个人怎么样？“铁戈这一代人不了解那一段历史。
汪海屏换了一个姿势坐得更舒服一些：“卫立煌身材不高，出身贫寒，他原来是孙中山的贴身卫士，这个人很正直。他不是黄埔系的，在国民党内没有后台，是湘军出身的杂牌部队，但他是杂牌部队里最能打的一个，是国民党内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分三路攻打安徽金寨，卫立煌任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当时国民党好几个部队攻打金寨但都拿不下来，蒋介石发了话：谁先占领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寨，就以谁的名字命名该镇，并把它升为县治。九月中旬卫立煌拿下金寨，蒋介石大喜过望，给卫立煌大笔奖金，并把安徽、河南和湖北各划出一部分成立了立煌县。整个民国时期用人名作地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就是卫立煌，那时候全国上下都知道卫立煌。”
“那您就只是给卫立煌当秘书再没有干其它的事？这倒是挺舒服的美差。”铁戈有点想当然。
“你以为我跟着卫立煌就是做这些事呀？卫立煌一上任就把长官部从昆明搬到保山的光尊寺，当时我们长官部的人住在马王屯，卫立煌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都在光尊寺，我经常跟他一起去。后来卫立煌又让我到长官部的参谋部帮他制订滇西会战作战计划，那才叫绞尽脑汁，很多细节都要考虑到，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就抽了一听烟。”
铁戈天真地问家爹：“您在远征军工作时都看见了哪些人，见过蒋介石吗？”
“见过，国民党那些大员我见得多，像什么宋子文、何应钦、云南省主席龙云、卢汉、罗卓英、杜聿明、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这些人都见过，只要是到远征军长官部来过的人我都见过。在重庆时我还见过周恩来、董必武。我也见过史迪威，他是中缅印战区司令兼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在重庆我就见过他，这人个性太强，被人称为天才的暴君、愤怒的上帝、堕落的天使，但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标准的美国军人。”
铁戈不解地问道：“卫立煌对您那么好，可您为什么还要离开卫立煌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想抗战胜利没有仗打了，我也该解甲归田了。何况家里还有你家家和你妈你二姨，自从我考上黄埔军校以后有八年没看到她们了，很想回家看看。再说滇西会战结束以后远征军进行了一次大裁撤，大约有一半官兵被遣散。我以裁军为借口向卫立煌提出要转业，开始他坚决不同意，后来看我去意已决，只好批准了。”
“那为什么共产党又判了您的徒刑？您当时不是退伍了吗？”这也是铁戈心中的另一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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