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里窗外-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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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付钱给小贩叫我把帽子戴走，还连声跟小贩说谢谢，虽然只是十几二十块的东西，他让你感觉到他对一般小市民的友善和他的豪迈作风。

有一晚大班人马到他和林燕妮家做客，他家好大，客厅那套大沙发又白又亮，朋友们都靠着沙发坐在地毯上谈天说地、吃点心、喝酒、又弹又唱，直到深夜。

一天夜里，徐克打电话给我，我正好没睡，他提议去黄霑家聊天。到了那儿才发现他搬到一个只有几百尺的小公寓，客厅里只容得下一套黑色矮沙发。他和他的“林美人”分手了，搬出了大屋。我很为他难过，问他觉不觉得委屈，他还是那一贯地豪迈笑声：“哈！哈！哈！怎么会？我一点也没有委屈的感觉！”

他有顽皮的时候。一九九零年我得了金马奖影后，那年金马奖节目主持人是黄霑，南生请我们去“丽晶酒店”吃饭庆祝，桌布上洒满了大小星星，各种颜色的小亮片，灯光昏黄，煞有气氛。黄霑跟我要笔，我说只有眉笔，他拿了去，正觉得奇怪，他已经拿着眉笔在桌上乱涂鸦，本以为他诗兴大发会有什么佳作，没想到他把那大白桌布涂得乱七八糟。我愣在那儿还反应不过来，他已拿起打火机准备烧桌布，大家手忙脚乱地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徐克搂着他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眼神里流露出对他的了解和包容。

他也有绅士风度的时候。我有两次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起初很紧张，怕他会像平常一样，话语之间夹杂着粗口。他没有，那天在“新艺城电影公司”工作完毕，没有人陪我吃饭，他自动请缨陪我到公司附近吃火锅。席间聊到我一个人在香港工作的孤单、寂寞和压力，他很认真地听我倾诉，一脸狐惑地问：“大美人怎么会寂寞呢？”他看起来一副正经乖男人模样。我笑了：“本来很怕你会讲粗口，没想到……”他马上收起笑脸：“在女士面前我不会的，你放心。”那晚我们聊得很开心。

记不清是九零或九一年的圣诞夜，徐克、南生请大伙儿到“丽晶酒店”一起欢度。他被指派做我的护花使者，因为只有我们两位住香港。由于交通管制的关系他选择坐渡轮。我们下了九龙码头，那里人山人海的，他怕被冲散，拉着我的手往前挤。当时的感觉真像《滚滚红尘》最后那场逃难的画面。

在他走以前，大家各忙各的，许多年没有见面，有一次看完他的辉黄演唱会，大伙很想再聚一聚，于是就约了他一起吃饭。多年不见，他变得斯文了，穿着打扮也低调、舒服，他说他妻子陈惠敏对他很好，生活上很照顾他，服装都是妻子一手包办，我还说他保养得很好很健康呢。

后来听徐克说，他病了，得了癌症，黄霑没有透露过他的病情，他不希望人家知道。有一次在南生的生日会上，他坐在我旁边，说到好笑处，还是那么豪放地笑着，但是这次不一样，他咳得很厉害，徐克马上站起来陪他到外面去透气，我跟在旁边忙叫徐克拍他的背，他连说没事。

黄霑的一生是精彩的，他忠于自己，尽情地做他想做的事，说他想说的话，他用他的歌声和话语，将他豁达的人生观传达给他的朋友，传达给香港市民。香港少了他好像少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少，因为他已深植于大家的心中，想起他就仿佛听到他豪放的笑声“哈！哈！哈！”……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

演过一百部戏，一百个角色，最难演的角色却是自己，因为剧本得自己写，要写个好剧本谈何容易。

在我演艺事业最忙的时候，同时轧六部戏演着六个不同的角色，我忘了演自己。有一天，站在镜子前面，看到的竟然是一张陌生的脸。“我是谁？”我问自己。“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为什么不快乐？”我答不出来，这才发现，不知道何时开始我失去了自己。

永远记得那两个快乐的下午。

那年我三十，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和女朋友还没换下睡衣，懒洋洋地斜躺在她纽约的小公寓里，我正拿着眉笔教她画眉时，忽然听到窗外传来喧闹的锣鼓声，来不及换衣服就把睡衣往裙里塞再加件风衣就往外跑。我们夹在人群里凑热闹，在游行的队伍远离后，我和朋友散步到中央公园，倚在长长的木椅上，我眯起双眼享受微风掠过我的脸庞、吹拂我的发丝、掀起我裙角的感觉，眼前走过几个中国人，正要坐直身子，却发现人家并没有留意木椅上那随意懒散不化妆的林青霞，刹那间我享受到那种没有人注目你的自在感。原来快乐可以那么简单，不需华服不靠珠宝。

九零年夏天，我和邓丽君相约到法国南部度假，我们在康城海边沙滩上享受温暖的日光浴。许多法国女人脱了比基尼上衣，坦然迎接阳光的照射，周围没有人大惊小怪，也没有换来异样的眼光。那里更没有人知道谁是林青霞，谁是邓丽君。

我放下了戒备，褪去了武装，也和法国女人一样脱掉上衣戴着太阳眼镜躺在沙滩椅上迎接大自然，邓丽君围着我团团转，口中喃喃自语，“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绝对……”声音从坚决肯定的口吻，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没多久，我食指勾着枣红色的比基尼上衣和她一起冲入大海中。她终于坚持不住地解放了。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笑傲，在蔚蓝的海天间，坦然地面对人群。刹那间，我想起了纽约那个快乐的下午，我的灵魂从无形的枷锁里解放了！当时我想，她一定跟我有着相同的感觉。

我和邓丽君不常见面，但是我们心灵的某个角落却是相通的，从十几岁开始我们就在闪光灯和众人的目光下成长，各自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尽心尽力地扮演着分配给我们的角色，能够做回自己的时刻却少之又少。

那个法国南部阳光海滩的下午，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珍贵。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她就是她，我们都演回了自己。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一日

看了五月份第五零九期的《明报月刊》，倪匡的文章，《数风流人物：长沟流月去无声》。文内提及他与三毛、古龙三人对死亡存有不可解之处，却又认为人死后必有灵魂，于是定下了“生死之约”。“三人之中，谁先离世，其魂，需尽一切努力，与人接触沟通，以解幽明之谜。”结果古龙走得潇洒，忘了生前的约定，没多久三毛也谢世了，同样的让倪匡失望，连梦也不施舍一个。

三毛岂止跟古龙、倪大哥有约定，她和我跟严浩三人也有过“生死之约”。

应该是一九八八年秋天的事。严浩约我和三毛吃晚饭，那晚三毛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又到一家有老祖母古董床的地方喝茶。我们三人盘着腿坐在古董床上聊天，三毛一边在她的大笔记本上涂鸦，一边和我们聊，我觉得有点怪，但也没当回事。严浩问道：“你在写什么？”她笑笑：“我在跟荷西说话。”（荷西是她的西班牙丈夫，听说在一次潜水中丧生。）她一边画一边笑，还告诉我们荷西说了些什么。她谈到曾经请灵媒带她到阴间去走一趟的情形。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始研究，“死”是什么感觉，最后大家约定，如果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先离世，就得告诉另外两个人“死”的感觉。

那天晚上回到家，大约十二点左右，严浩打电话给我，说三毛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断了肋骨，肺也穿破了，正在医院里。

严浩那天约我们见面，是想请三毛为我写一个剧本，由他来执导。三毛这一跌，我想剧本也就泡汤了。没想到严浩说：“这反倒好，她可以趁着在家疗伤的时间写剧本。”

三毛出院后回到台北宁安街四楼的小公寓，因为小公寓没有电梯，她有伤不能下楼，每天需由家人送饭上去。

我本想去探望她，同时看看剧本，三毛坚持要等到剧本完稿后，才请我上她家。

电话终于来了，我提着两盒凤梨酥上楼，她很体贴地把凤梨酥放在左手边的小茶几上，还说她最喜欢吃凤梨酥。我顺着茶几坐下，浏览着对面书架上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她注意到我在看那排列整齐的书，她说有时候她会故意把书打乱，这样看起来才有味道。

当我坐定后，她把剧本一页一页地读给我听，仿佛她已化身为剧中人。到了需要音乐的时候，她会播放那个年代的曲子，然后跟着音乐起舞。相信不会有人有我这样读剧本的经验。因为她呕心沥血的写作和全情的投入，而产生了《滚滚红尘》，也因为《滚滚红尘》，我得到一九九零年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项。这个奖，是我二十二年演艺生涯中唯一的一座金马奖。

没有三毛，我不会得到这座奖，是她成就了我。当我在台上领奖时，真想请她上台跟我一起分享这个荣誉，可是我没有这么做。这个遗憾一直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还存在我的心里。

我们曾经约好，她带我一起流浪，一起旅行的，但最后她却步了，理由是我太敏感，很容易读出她的心事。

通常我与人第一次见面，都会记得对方的穿着打扮，但是三毛那天穿了什么我却完全记不得，只记得她是一个敏感而心思细腻的人，她专注地听我倾吐，也谈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她的声音像少女般的稚嫩，听她讲话、听她的故事让我入迷，她是个多情而浪漫的女人，我完全被她的气韵所吸引住了。

虽然我们见面不超过十次，但是在电话里总有聊不完的话，在她临走的前几天，我老觉得要跟她通个电话。就在她走的那个晚上，我打电话到她家，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很久都没人接。第二天早上，因为有事打电话到荣民总医院找朋友，竟骇然听到，三毛在病房的洗手间里，用丝袜结束了她浪漫的一生。

她走后没多久，我在半夜三点钟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清脆地叫了声“青霞”！然后声音渐渐由强转弱地说着：“我头好痛，我头好痛，我头好……”我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三更半夜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承认是谁打的电话。那声音很像三毛。后来我跟黄霑提起这件事，黄霑说：“那你就烧几颗‘必理痛’给她好了。”

又有一次，我在梦里，见到窗前，一张张信笺和稿纸往下落，我感觉是她，心想，她大概不想吓我，而用间接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我，胆小的我不敢接收，嘴里重复地念着“唵嘛呢叭咪吽”把这个梦给结束了。后来很后悔，为什么不先看看信和稿纸里写些什么。

一九九一年六月，我在法国巴黎和朋友沈云相约到埃及旅游，当时邓丽君也在巴黎，我们约她一块儿去，她说那儿阴气重，劝我们别去。记得到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她，请她再考虑过来，她还是劝我们折返。就在那个晚上，我和沈云分睡一张单人床，床的右侧有一张藤椅。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见藤椅上坐着三毛，她中分的直长发，一身大红飘逸的连身长裙，端庄地坐在那儿望着我，仿佛有点生我的气。我一看见她，先是很高兴她没死，后来一想，不对！马上念“唵嘛呢叭咪吽”，我就醒过来了。三毛是不是在信守她的承诺？传达讯息给我，而我却一再地不敢面对。

我一直把这个疑团放在心里。又过了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遇见严浩，问他三毛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信奉道教的严浩，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轻松而果断地说：“这完全没有关系！”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三毛了。

三毛走后，一直想写一篇追思她的文章。又不知从何下笔，这次看到倪匡的文章，心有所感，才把我跟她的交往片断记录下来。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

拍戏的幕后工作人员称呼我“姐姐”，称呼张国荣“哥哥”，我猜想他们也许认为我们两个是特别需要被宠爱的。

一九九三年我们一起拍《东邪西毒》和《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住在湾仔的会景阁公寓，总是一起搭公司的小巴去片场。有一次，在车程中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没说上两句就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沉默了几秒，他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会对你好的。”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朋友。

二零零三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吃完晚饭约施南生看电影，她说她刚好约了张国荣看电影，她要先问问“哥哥”再打电话给我，我心里纳闷，干嘛要先问他，就买多一张票一起去看好了。

在又一城商场戏院门口的楼梯上方，他靠在墙边对我微笑，那笑容像天使，我脱口而出：“你好靓啊！”他靦腆地说刚剪了头发。

我们看的是《纽约风云》，这部戏太残忍、太暴力了，我看得很不舒服，散场走出戏院，他搂着我的肩膀问我好看吗？我摇摇头，就在他的手臂搭在我肩膀的时候，我被他震抖的手吓得不敢做声。他很有礼貌地帮我开车门，送我上车，我跌坐在后车座，对他那异于往常的绅士风度感到疑惑的同时，他已经关上了车门。我望向车窗外，晚风中他和唐先生走在前面，后面南生那件黑色长大衣给风吹得敞开着，看起来仿佛是他们两人的守护神。总觉得不对劲，回到家打电话给南生，问她Leslie　（张国荣的英文名字）怎么了，她说：“问题很大。”我了解状况之后，断定他得的是忧郁症。南生说他的许多好朋友试了各种方法，看了许多名医都没用。我听说大陆有一位医生不管你生什么病，只要用他的针刀一扎就好，希望能说服他去试一试。那段时间正是非典沙士传染最盛的时候，就把这事给搁置了。没想到从此以后，除了在梦中，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四月一日晚饭后南生告诉我Leslie出事的噩耗，我捶胸顿足：“为什么不帮他安排！　为什么不帮他安排！”其实也不知道那位医生对他会不会有帮助，但还是一再地责怪自己。

Leslie走后，几乎每一位朋友都为自己对他的疏忽而懊恼。他是被大家宠爱的，他也宠爱大家。

岁月太匆匆，转眼之间他走了六年了，今日提笔写他，脑子里泛起的尽是他那天使般的笑容。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已经是第七天了，他的手还在我的头上、身上，动动这又动动那的，他的身影就在我的眼前晃过来又晃过去。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零乱的二楼小房间里。从来不抽烟的我，无聊地从桌上拿起他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燃上，学着人家吞云吐雾，俏皮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只有在最高兴和最悲伤的时候，才会试着抽烟。”他的手没有停下来，轻声问道：“那你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说：“开心！”他的国语说得好多了。

认识他那年我二十六，独自一人住在洛杉矶，跟他通电话时还没见过他的人。因为他国语不好，我广东话不灵，于是我们在短短十分钟内，用了国语、英语和广东话三种语言，才把话说清楚。

他的手停了下来，带着满意的笑容。我的发型有一尺高，身上穿挂着七彩飘逸的敦煌美女装，摆出敦煌美女的姿势，“咔嚓”一声，拍立得照片出来了。我松了一口气，经过了七天不停地试身，改了又改，电影《新蜀山剑侠》瑶池仙堡堡主的造型终于定了下来。

后来因为这堡主的造型，电影公司的宣传语句从“纯情玉女”转为“中国第一美女”。从此就因为这“美女”的称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新蜀山剑侠》拍于一九八二年，是我跟他合作的第二部戏，第一部是《爱杀》。《爱杀》于一九八零年在洛杉矶拍摄，在这之前的八年里，我所拍过的文艺片，无论是发型、服装和化妆都是由我自己一手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