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纳粹情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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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半天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法国看起来一派祥和，只是空气里偶尔流过一些紧张的气氛。我们驻扎在巴黎南郊的一个叫做villejuif的小镇，征用了当地人的一栋房子中的一间，并且和他们共用卫生间和厨房。这一家人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一个八岁的小男孩，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玉雪可爱，但是看到我们每次都要瞪一眼鼓着腮帮子离开。幸亏兰茨脾气好，要不然他们多危险啊。不过兰茨告诉我，由于法国人投降得比较痛快，德国人对他们一向友善。不过我理解这些法国人的敌视，没有人能爱占领自己家园的侵略者，不管对方态度多么温和友善。
不过比起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这里的德国人绝对都是天使，不夸张。
villejuif不太大，住在这里很有田园气息。我们征用的这间小别墅后面有一个花园，打开房间的窗户就可以看到。每天早上，清晨的阳光从铁皮窗隔板的缝隙里照进来，我们一起醒来，我因怀孕有些嗜睡，他往往会再陪我赖床一下，然后先起来去上班。没几天他就告诉我意大利投降了，并且向德国宣战。我说：“也不是坏事，终于轮到他们去拖英国人的后腿了。”
兰茨笑了。
当天晚上那个法国小女孩给我送来一个大蛋糕，放在那里就走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份示好很难得。晚上兰茨回来，我把蛋糕给他看，他仔细研究了一下，然后变了脸色，把蛋糕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轰”的一声巨响，蛋糕在着陆的时候炸开，花园里一片火海，左邻右舍的窗户全都被震碎了，兰茨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抵挡着剧烈的气流。
稍微稳定下来一点之后我们夺门而逃，兰茨揪住那个小女孩的脖领，说：“听着，我不知道指使你来的是谁，但是他是个疯子，如果这个炸弹在房子里爆炸，我们跑不了，你们也别想活着出去。”
说罢带着我上车连夜离开了此地。
最后我们在卢浮宫旁边找到了一间公寓，搬了进去。窗户打开正对着卢浮宫外面华美的雕塑，兰茨说那就是我的护身符，法国人太宝贝他们的文化艺术了，当初巴黎不设防就是个例子。
兰茨告诉我，这段时间抓到的俘虏和间谍他基本上都放了。已经没必要再吸引仇恨了。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到卢浮宫附近的花园里散步。兰茨永远全副武装。这段时间他教我法语和俄语，说多会几门语言总是没错的。
可是他教我的怎么都是“我是中国人”“我恨纳粹种族主义”“我恨日本法西斯”？
他绝口不提为什么教我这样的内容，我也不问。最后我说，兰茨，别管我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跑吧。
兰茨说，跑到哪里去？你不知道我杀过多少人，他们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这一次，生命的喜悦已经冲不散即将到来的失败和分离的哀伤了。其他德军士兵陷入了醉生梦死的状态，而我和兰茨就那样每天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一样守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死死盯着对方。所有的甜蜜都镀上了一层绝望。我们一天不厌其烦亲吻对方几十次，好像在弥补即将失去的时光。
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出生的。我抱着孩子喂奶，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可是根本不知道他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多久。他是亚麻色头发，灰色眼睛，很像兰茨也很像我。我们每天围着他看不够，有的时候也会想起他不知去向的哥哥。
得知卢浮宫内被安放了大量炸药，希特勒已经下令毁掉巴黎的时候，兰茨本来很担忧地准备搬家的，但是最后没有搬。我知道他们已经决定了投降，如果有谁能第一个得到这种消息，那么一定是兰茨。那一天很快到来了。我永远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兰茨用力吻了吻我，然后说，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只要他还有一线生机，他一定会来找我。不要去看他投降的样子，他不希望我看到那屈辱的一刻。
我流着泪说好。
我就在家里等待，很快就有人过来逮捕了我。我们行走在巴黎明媚的阳光下，沿途的女人孩子都冲我吐痰，扔东西。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是我一点也不想听懂。
逮捕我的是美国人，事先准备好的法语和俄语没有派上用场，但这不是坏事。他们带我去接受审问，态度还不算恶劣，但是完全不顾我的意愿抱走了我的孩子。
审问我的美国官员问我：“姓名，年龄，国籍。”
“我叫秦心南，年龄23岁，中国人。”
“哪个是姓，哪个是名字？”
“姓秦，名心南。”
“中国人？怎么可能是中国人？中国人却和德国佬混在一块？如果你是日本人，没必要伪装，虽然你们炸了珍珠港，我们也不会把气撒在一个女人身上。”
我冷冷看了他一眼，说：“我恨纳粹种族主义，我恨日本法西斯，我恨不得所有侵华日军都被阉了，让他们的女人都饥渴而死，现在相信了么？”
美国人咽了咽口水，说：“好的，下一个问题。你去过北非随军？官职。”
我说：“厨娘。”
看到他吃了苍蝇一样的表情，我说：“说是情妇更恰当一些，那是官面上的说法。”
他显然更加接受这个答案，抬抬眉毛，继续问：“有没有什么坦白出来可以给你争取宽大处理的事件？比如救过多少个犹太人……”
我说：“我不认识任何犹太人，在记忆里干脆一个都没见过，兰茨也不会当着我的面杀人。我想没有。”
“听说你的情人为你处决过一个犹太女人。”
“我不知道，也许吧。”
最后这个美国人看我的眼神里甚至有了一点同情，我相信他肯定把我当做了一个玩物，没有任何地位。最后甚至连语气都温和了一些：“虽然你没有什么光辉事迹，但是也没有参与作恶，而且你的祖国也在同日本法西斯战斗，与盟军统一战线……我们决定将你遣返回国。”
我说：“我有选择吗？”
他耸耸肩：“很遗憾。没有。”
“我的孩子呢？”
“我们会处理。”
“处理？”
“我们会把他带回美国接受先进的教育，他这么小，不能因为一个纳粹战犯父亲就也走上那样的不归路。”
所谓处理，从小洗脑而已。
我说，他还在哺乳期。
他说，美国的奶粉很好。
我不得不安静地、默默地承受。这些美国人，不顾任何人的意愿决定他们认为正确的一切，带着优越和施舍。在他们面前，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被俘

当初做反间谍工作的时候辣手摧花的举动害了我。我是党卫军，本来待遇就比国防军差很多，但是最悲惨的是，那些我杀掉的美女间谍的老相好都来找我作对了。他们都知道我是从非洲回来的，回来之后驻守在巴黎哪里都没去过，但是他们把我按在水桶里灌水，快要淹死的时候捞出来，问我希特勒现在藏身在何处，问我柏林的守军如何部署。
我说，我既不是他的亲信，也不是他的老婆，他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告诉我？
迎接我的是新一轮的灌水。
这伎俩我是熟悉的，当初做刑讯的时候我是用过的，犯人要么在绝望中开口，要么在绝望中死去。
我几乎以为我也难逃此劫。
最后我还是活着出了刑讯室。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招待我的是一场“巧克力盛宴”，所有的食物从早到晚都是巧克力，就连饮料都是放得冰凉的热巧克力，下面粘糊糊一层，上面黑乎乎一片。
到最后完全是求生的本能支撑着我把那黑乎乎的条状物扔进嘴里吃掉的，吃太多巧克力让我消化不良，每次打嗝嗅到那种可可味，我就有一种呕吐的冲动。
本来我的肺部就有旧伤，加上这次被灌水逼供，每天要么咳嗽个不停，要么发出拉风箱一样的声音。守在门口的黑人士兵都有点听不下去，躲远了。如果不是知道外面还有其他重兵把守，这几乎是绝妙的逃跑的机会。
最后在我的抗议下我得到了一个美国医生的治疗。医生说我旧伤发作，而且营养不良，如果再继续天天吃巧克力没多久就会死去。也许是更高层的长官觉得我还有用，又或者是惦记着日内瓦公约。总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吃到了面包和蔬菜，还有一点肉。
我忽然觉得，拒绝向法国人投降而选择了美国人，真的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那么聪明的决定。
时光仿佛停止了。我每天看到有人打开门，都不知道是来给我送饭，还是把我拉出去枪毙。监狱的窗户又高又小，只能偶尔给我带来一点阳光。但是这一点阳光都是奢侈而美好的。
守门的黑人士兵还算和气，没有没收我的照片。一有阳光，我就到下面去看我和南拥吻的画面，好像回到了烈日炎炎的非洲。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幸福啊！
外界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只能趁送饭的时候小心地和黑人士兵套近乎，了解一点情况。虽然败势已经无可挽回，德军还是在死扛。其实如果不是受到卡纳里斯将军领导，如果不是看见了隆美尔元帅的犹豫，如果不是听了南无意间一语道破的真相，也许我也还在战线上负隅顽抗。这是党卫军的信条：“吾之忠诚即荣耀。”
希特勒想出了“焦土政策”，想要整个德国给他陪葬。
疯子。
为什么要去打苏联。
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优秀的军人到战场上为了他的野心前赴后继地死去。
西尔维死去了，太多人都死去了。
那个时候，希特勒说“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作战不力，有辱他的威名，配不上这个名字。
旗队的指挥员派普把一只夜壶绑在了旗队的标识上，想要邮寄给希特勒，我们所有人一起拦着他才阻止了他这找死的举动。
我觉得，其实顶着这样一个疑似夜壶的名字作战，派普和他的部下才是最冤枉的。
不是我对德国不忠诚。不是我不爱我的国家。
而是为了一个疯子葬送德国，不值得。
为了这个疯子死去，我都觉得，我不值得。
当初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如果成功了，又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大概用处不大。
那不只是希特勒，那是他所有的信徒，所有向对待宗教一样虔诚相信他的所有的人们，所有被以他的名义培养大的铁血的党卫军人，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不过也许有用。
也许德国会乱起来，但是我们会从苏联撤兵，我们会和美国交好，会放弃那些打下来也没有人去驻守的土地。
德国还是德意志。我们有强大的军工，我们有最优秀的军人，我们消灭了失业。
当初希特勒所做的这些，让我们开始了对他的信仰。
也正是这信仰，让我们跟着他一起把理智葬送，直到今天节节败退成为了阶下囚的局面。
德国，成也希特勒，败也希特勒。
其实这个奥地利人何曾真的爱德国。他爱的是他的种族主义，他爱的是他自己。
只是我现在明白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
我守在牢房四四方方的屋子里，可以用手掌来丈量我的容身之地，每天有两次有人来和我说话，一次是送饭，一次是倒夜香。
每天在阳光下看，使我的照片有些发黄。
我很心疼，再不把它拿到阳光下去看，只是借着阴天里的微光细细抚摸。
如果我还剩下什么信仰。
如果我还有什么一定要达成的信念。
那就是活下去。
活下去，去看南，去找回我们的孩子。
我曾有过那样明媚的记忆。
我曾有过爱。

遇袭

其实送我回去虽然决定了，可是怎么送是个问题。本来打算让我和美军驻中国的空降部队把我带过去，可是另一个官员当着我的面反驳道：“如果你想让她死，最好现在就给她一个枪子，而不是耗费几吨燃料，飞越喜马拉雅山，把她送过去和跳伞部队一起摔成肉饼。”
提出此建议的美国人铁青着脸瞪了他一眼，说：“那怎么办？走海路？飞越太平洋？”
另一个说：“干嘛不干脆把她交给苏联人？斯大林承诺打赢了德国之后要去支援中国，反正在东边苏联也在和日本人僵持，让她跟着苏联的坦克车去日本多好？”
“她英语很好，也许可以做个翻译。”
“哦，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翻译还是就地找比较好，这样千里迢迢运过去耗费太大了。”
最后这几个美国人炒了几句嘴，决定了我的命运：被移交给苏联方面遣送回国。审问我的那个美国人对我有一点好感，就提醒我：“到了苏联人手里，说话小心一点，德国人和苏联结怨很深，你又是德国人的情人。如果苏联士兵对你做了什么，事后记得要点吃的，他们一般都会给的。”
意识到他话的真正含义，我不寒而栗。
本来兰茨告诉我，如果被捕，说自己是被强迫的，我是不愿意的。但是被移交给苏联人以后，我确实这么说了。他们半信半疑，但是看到我唯唯诺诺的样子，觉得我很软弱，耸耸肩把我扔在了一边，没有做什么多余的事情。幸好负责押送我回国的苏联士兵显然不喜欢我这种女人，而看到如花一般美艳的人高马大的苏联美人，我也很快意识到了自己这种货色他大概确实看不上眼，多少松了一口气。我几经转手，搭乘向东的顺风车，一路回国。沿途磕磕绊绊学了一些简单的俄语，最后基本上可以沟通了。
忽然意识到我在兰茨身边四年，竟然没学会几句德语，兰茨一直和我讲英语，是多么宠溺我啊！
虽然每时每刻都想冲回去看看兰茨怎么样了，但是我还是很乖觉地作出思乡心切归心似箭的样子。我不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犯人。所幸苏联人很单纯，那些搭载我回家的俄国大叔大婶对待我像孩子一样。
我心里有的时候会感到一丝愧疚，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哪有那么简单呢，难道德国和苏联打仗是我下的命令么？
想到这里，我也释然了。
我们要穿过东北的深山老林，进入中国。经过这一路上的相处，最后负责押送我过境的两个俄国姑娘已经对我消除了戒心，毕竟我对日本人的仇恨不是装出来的，我给她们讲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她们也一样咬牙切齿。我们需要穿过一个日本人的据点，把我交给当地的土八路。几个美丽的姑娘还另外有任务，但是这肯定不会告诉我。我也没傻到一起聊几句天就把自己当成自己人。那是机密。
经过鬼子岗哨的时候，我们都屏息静气，穿着雪衣，悄悄在树林里穿行。事实上我从来没遇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忽然想到兰茨当初从东线给我寄过来的照片，也是一身雪衣，笑得那么耀眼，眼睛深深的好像要把我吸进去。
我终于明白了当时他们得到一瓶伏特加为什么那么开心。事实上我身上现在就有一瓶。你真的需要它，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光是热汤根本就没有办法让你温暖起来，只有这刀子一样的酒能给全身带来经久不散的暖流。
苏联之行基本上把我变成了一个女酒鬼，从当初的红酒四两到现在的伏特加半斤面不改色，只能说是环境造就人。
不过这在这里算什么？几个姑娘个个比我能喝，更别说男人了。俄国最不缺的就是酒鬼。
我在这里走神，没注意到姑娘们那一处的情况，却猛然听到一声枪响。我一回头，看见娜嘉一枪嘣死了一个日本哨兵。真倒霉，情报失误，还是日本人临时换防，竟然让我们和日本哨兵撞了个正着。
据点里的鬼子很快就跑了出来。我们忙着找掩护，躲在树后面和他们枪战。娜塔莎悄悄递给我一把枪。生死关头，也没有人去计较我是德国人的情妇了。
鬼子对我们三面包抄。我们基本上处于绝对劣势，我们有四个人，还得算上我，可是对方有几十个人我们根本看不清。娜嘉和娜塔莎的枪法都是百步穿杨，所以虽然对方人多，她们还是不慌不忙一个一个收割生命，每打出一枪，必定有一个鬼子倒在雪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