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郡年记-沙乡年历-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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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将这些活动内容的组成部分剥离开来，重新审视每一种活动理念的特点和性质。





让我们从最简单、最明显的户外休闲组成部分着手，即户外活动者可能会搜寻、发现、捕捉并带走的东西。这类物品包括：猎物和鱼等产自野地的东西，以及鹿角、兽皮、照片和标本之类的纪念品。

这一切属于“战利品”的概念。它们带给我们的快乐在于或是应该在于寻找与获得的过程。战利品是份活动完成的证书，不论它是一颗鸟蛋、一堆鲈鱼、一篮子蘑菇，还是一张熊的照片、一朵野花的标本或一张塞进山顶石堆的字条。它证明战利品的拥有者曾到过某个地方做过某件事情，曾在征服、智胜或占有等古老技艺中运用了技巧、毅力和鉴别力。附加在战利品上的内涵意义，往往远胜其物质本身的价值。

但是，在追求战利品的数量上又有不同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繁殖或管理增加猎物和鱼的产量，让一个猎人收获更多，或让更多的猎人收获相同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野生动物管理行业出现了。一些大学在讲授这类专业技巧，并且研究怎样得到更多、更好的野生动物。但是，物极必反，这种增加产量的做法，最终受制于报酬递减律。集约化的猎物或鱼类管理使它们变得人工化，从而降低了战利品的单位价值。

比如，我们可以把人工养大的一条鳟鱼放入过度捕捞后的溪流。溪流里已不再有野生鳟鱼生存。溪水已遭到污染，要么由于乱砍滥伐和过度践踏，要么被淤泥堵塞，要么温度升高。没有人会认为，这条鳟鱼与从高高的落基山上某条天然溪流里捕获的野生鳟鱼价值等同。尽管捕捉这条人工饲养的鳟鱼也需要技术，但它的美学价值会大打折扣。（据专家的说法，鳟鱼的肝在孵化饲养后会退化，因此可能早夭。）不过现在，一些捕捞过度的州几乎完全依靠人工饲养的鳟鱼。

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工饲养情况，只是当这种人工饲养的密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把全部自然资源保护技术推向人工化，从而降低了所有“战利品”的价值。

为了保护这些人工养殖的、昂贵的且多少有些无助的鳟鱼，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需要杀死所有光顾养殖场的苍鹭和燕鸥，以及所有放养在鳟鱼的溪流上的秋沙鸭和水獭，似乎这是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对于牺牲一种野生动物换取另一种野生动物，钓鱼的人或许无动于衷，这对他们没任何损失。但是鸟类学者会因此愤慨不已。实际上，这种人工养殖管理，是以另外一种或许更高级的休闲娱乐为代价来购得捕鱼权，就像是拿所有人的股本给一个人付红利。这种生物学上的商业冒险活动在猎物管理界已经盛行。长久以来，在欧洲一直保存着猎物捕获量的统计资料，我们甚至可以从中找到猎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的“兑换率”。例如，在德国的萨克森尼，每捕获七只鸟就等于杀死一只鹰，每捕获三只小型猎物就等于掠杀一只肉食动物。

人工化的动物管理通常会导致对植物的损害，例如鹿对森林的伤害。这种情况发生在德国北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凯巴布高原，以及其他许多不为人知的地区。鹿在失去天敌后过度繁衍，它们所食用的植物则难以继续存活或繁殖。处于人工管理下的鹿威胁了植物的生存，这些植物包括欧洲的山毛榉、枫树和红豆杉，美国东部各州的平地铁杉和北美香柏，西部的短叶紫杉和蔷薇。从野花到林木，组成植物群的所有成员都渐渐枯竭，而鹿也因营养不良而变得瘦小。从前，雄鹿的角曾经装饰过封建帝王的城堡，现如今，在各大树林里，已经看不到雄健美丽的鹿角了。

在英国的石南荒野，在繁殖鹧鸪和雉鸡以供人们捕猎的过程中，兔子受到了过度保护，因此新的树木难以生长；在许多热带岛屿上，为了肉食和狩猎而引入的山羊毁掉了当地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人们很难估计，失去天敌的哺乳动物和失去天然食用植物的牧场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相伤害。陷入不当生态管理的农作物，只能依靠不断的补贴和带刺的铁丝网来补助。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在大量追求“战利品”的过程中过度使用人工化手段，会降低猎物和鱼等生物战利品的价值，同时对其他生态资源造成伤害，包括其他动物、天然植被和农作物。

至于照片等间接获取的战利品则不会造成同样贬损情况的出现。一般地，即使每天都有一群游客对着一处风景拍照，或者一处风景被拍过无数次，风景本身不会因拍照受到实质性的伤害。相机工业是依附于荒野的少数的无害产业之一。

因此，我们对大量追求这两种被视为战利品的实物的反应是十分迥异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户外休闲娱乐的更为微妙复杂的方面：在大自然中独处时的感受。有关荒野的争论表明，对一些人来说荒野具有受到高度重视的稀有价值。根据官方定义，荒野地区是没有路的，道路只能延伸到荒野的边缘。于是，野地被宣传得新奇独特而无与伦比，事实也的确如此。因此很快小径就挤满了人，坐飞机来的人也不少，偶尔突发的火灾使好端端的荒野不得不被一分为二以修建运送消防队员的道路。宣传造成游客大量涌入，也有可能会促使导游和行李运输行业趁机涨价，让人感觉荒野政策并不民主。对于把偏远地区正式划归荒野的新奇做法，当地商会最初不以为然，但在从游客带来的利益中尝到甜头之后，它们就只想着赚更多的钱，而并不关心此地是否还是荒野。来自人类的压力与日俱增，吉普车和飞机也竞相上阵，彻底剥夺了人们在大自然中享受孤独的机会。

简言之，在广告和促销的推动下，荒野地区越来越少，这使得任何想阻止荒野范围缩减的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

无需多言，事实已很清楚。人们一窝蜂地拥入荒野，只会减少在大自然中幽然独处的机会。就此而言，在我们把道路、营地、小径和洗漱间当作娱乐资源发展时，就已经犯了错误。这类为游客提供的便利设施没有保护、创建或发展任何自然的东西。相反，修建这些设施就如同往已经很稀的汤里掺水。

让我们把所谓的“呼吸新鲜空气和转换环境”的方面与独处的方面进行一下分析对比。这个方面很简单但是很独特，对此的追求不会破坏或冲淡其价值。走进国家公园游玩的第一千位游客和第一位游客呼吸的空气几乎相同，得到同样的独特感受。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群体的户外进发加强了这一对比。因此我们可以说，新鲜空气和转换环境这一方面与照片这项战利品一样，在人类蜂拥而至时，大自然可以不受损伤地予以提供。

我们再来谈另一个方面：对自然过程的感知。土地和寄生在土地上的生物通过自然的过程获得了独特依存的形式，并以此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前者是进化，后者是生态。被称之为“自然研究”的东西尽管令人感到艰深，但的确是大众对感知自然进行的初步探索。

感知的突出特征是，它不会消耗或削弱任何资源。例如，有人把鹰从高空扑向猎物视为生物进化戏剧中的一幕，但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是对他煎锅中食物的威胁。生物进化戏剧的这一场景，可能会让上百个观众感到兴奋；被视为威胁的这一场景，只会让那个举枪把鹰打死的人兴奋。

户外休闲项目中唯一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方面是增进对生态进化的认知。

这个事实非常重要，但是人们对其在“改善生活”方面的潜力还没有清晰的了解。拓荒者丹尼尔·布恩进入最初被称为“黑暗血腥之地”的森林和大草原时，所体会到的正是当时“户外美国”的本质。他并未提到“户外”一词，但他在野外所发现的正是我们现在梦寐以求并在此谈论的事物，而非如何命名。

休闲娱乐并非“户外”这个词所表达的意义，而是指我们对户外的反应。丹尼尔·布恩的反应不仅取决于他所看到的事物的品质，也取决于他用心灵之眼观看这些事物的素养。生态学让我们的心灵之眼产生了变化。当年布恩只是看到了事实的表层，生态学则揭示了事实的起源和功能；当年布恩只是看到了生态进化的某些属性，而生态学则发现了其中的机制。对于这些变化，我们没有任何衡量的具体标准，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与当今博学的生态学家相比，布恩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对于动植物群落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对于当时正值花样年华的美国，对于美国这一生态有机体的内在之美，布恩和今天的巴比特＇7＇一样，既看不到也不了解。而美国人对自然认知能力的提高，才是美国休闲资源发展唯一真正的标志。其他以“发展”为名的行动，至多是对这一过程的延缓或对休闲资源稀释的遮掩。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断定，巴比特必须拿到生态学博士学位才能“看清”他的国家。而有博士学位的人可能和处理丧事的人一样，对他周围的神秘世界麻木冷漠。和所有真正的心灵宝藏一样，感知可以分割成无限微小的部分，却不丧失其本真。城市里某一块草坪上的野草地与森林里的红杉可能会传递出同样的信息；而在南太平洋考察的科学家则可能无法感受到农夫在牧场上看到的事物。总之，我们无法用学位或金钱来兑换感知，无论是在本土或是异地的感知。感知无处不在却各有不同。生态学文盲和博学的生态学家一样可以尽情开拓对生态的感知空间。对于寻求认知而言，一窝蜂地追求户外休闲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是第五个成分，即妥善管理。那些只是通过投票参与而不是亲自进行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的户外活动的人，是不了解这一成分的。只有在具有生态感知力的人把管理艺术应用到土地使用中去时，这一成分才能在具体实施中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享受这一切的是属于那些穷得付不起休闲活动费用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具有敏锐目光和生态理念的土地管理人。而那些花钱旅游的游客，还有花钱请州政府或聘用下属为其看管猎物的户外活动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成分的存在。政府以公有制经营取代私人经营的休闲地，却在不知不觉中把许多想要提供给公民的东西转让给了负责该地区的官员。从逻辑上讲，我们这些林务官和狩猎管理者应该为管理野生生物工作支付费用，而非领取报酬。

农业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识到，运用于农作物生产的管理意识可能和农作物本身一样重要，但自然资源保护领域尚未意识到这点。美国的户外狩猎者蔑视苏格兰荒原和德国森林中的集约型狩猎。在某些方面他们是对的，但他们却完全忽略了欧洲的土地所有者在耕作、狩猎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管理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很重要，但我们仍然不具备这种意识。当我们断定必须用农业补贴来吸引人们开发森林，或用猎场收费权来吸引人们饲养猎物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不但农场主，就连我们自己也不了解荒野资源管理的乐趣。

科学家有这样一种说法：生物个体的生长发育重复着种群的生长发育。这就是说，每个生物个体的发展不断重复着其种族的进化史。这种说法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是正确的。寻求战利品的人是再生的穴居人。寻求战利品是年轻人或年轻种族的权利，大可不必为此歉疚。

但如今令人不安的是，某些寻求战利品的人从未成长过，在他们身上，享受孤独、感知生态进化和进行智慧管理的能力非但没有得到发展，甚至有的已经丧失了。他们像机动化的蚂蚁一样，没有学会观察好自己的后院，就涌向了各个大陆；他们只知在户外活动中消耗资源以获取满足感，却从不会为户外活动履行义务。为了他们，休闲业的策划者稀释了荒野的价值，使战利品人工化了，却还坚信着自己是在为大众服务。

在休闲娱乐中寻求战利品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质，而这些特质会以微妙的方式造成他们无法成功地与自然共存。他们为了享受，必须占有、侵犯或盗用。对于他们无法亲临的荒野，他们并没感到它们有任何价值；因此，他们的观点是，未经利用的偏远地区对社会是没有贡献的。对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地图上的空白之处是没有用的荒地；对具有想象力的人而言，这些荒地则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在阿拉斯加所能享有的东西，是否仅仅因为我永远到不了那里，就真的没有价值？我是否需要一条道路，让我能够看到北极苔原、育空河的大雁栖息地、阿拉斯加灰熊及麦金莱山后的绵羊草原？）

总之，低层次的户外活动似乎会耗尽其资源基础，而高层次的户外活动可以在很少或不消耗土地与生命的前提下，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自身需求的满足感。让休闲过程有变质崩溃之忧的是，交通运输发展了，人们的感知能力却未得到相应的提高。要发展休闲娱乐，不是要去修建美丽的乡间公路，而是要让还不够纯美的人类心灵有能力感知自然之美。

注释

＇1＇　《圣经》中希伯来人的始祖。——译者注

＇2＇　1848年2月，在美墨战争中失败的墨西哥和美国签订条约，割让包括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在内的五十二万平方英里土地，此后美国移民大批涌入这一地区。——译者注

＇3＇　埃德温·阿灵顿·罗宾孙（Edwin　Arlington　Robinson，1869—1935），美国诗人，此处所引诗句出自长篇叙事诗《特里斯特拉姆》（Tristram），该作品曾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4＇　卡比萨·德·瓦加（Cabza　de　Vaca），西班牙探险家。——译者注

＇5＇　美国密歇根州。——译者注

＇6＇　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或译为“塞拉山友会”、“山岳协会”，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环境组织，由环保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于1892年在加利福尼亚创办，拥有上百万会员。——译者注

＇7＇　巴比特（Babbitt），美国小说家刘易斯1922年小说《巴比特》中的人物。他代表着当时的典型的商人形象，一批唯唯诺诺而又沾沾自喜的美国人的形象。“巴比特”也从此成为鼠目寸光的庸俗市侩的同义词。——译者注





附录一　作者生平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年1月11日—1948年4月21日），是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生态伦理之父”。

利奥波德190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林业专业，毕业之后他一直从事林业生态与土壤保护工作。在这期间他开始对自然生态学产生了研究的兴趣。1928年利奥波德离开联邦林业局，把兴趣转移到了自己更为关心的野生动物研究上，并写出《野生动物管理》一书。这使他被公认为野生动物管理研究的创始者。1935年利奥波德与自然学家罗伯特·马歇尔创立了“荒野学会”，其宗旨是扩大面临被侵害和被污染的荒野大地以及保护荒野上的自由生命。同年4月，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一个叫“沙郡”的地方买了一块被废弃的农场，其后多年，他和家人在此种植了上千棵树以重新恢复土地的健康。他还以“沙郡”的木屋生活经历为素材写了很多随笔，后汇编成著名的《沙郡年记》（被誉为“绿色圣经”），与19世纪最著名的美国自然主义著作《瓦尔登湖》齐名。

奥尔多·利奥波德力求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