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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郡年记-沙乡年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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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土地病症采取的主要还是局部的处理方法，这反映出我们对问题的片面认识。土壤若是没有了肥力我们就施以肥料，或者最多改变所种植物和所养动物的品种。我们从未想过，构建土壤的野生动植物对于保护土壤可能同样重要。例如，最近人们惊奇地发现，优质烟草的收成取决于土壤此前是否生长过野生豚草。我们并没想到这种生存的依赖关系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
土拨鼠、黄鼠或田鼠增殖成灾时，我们就把它们毒死，而不去寻找引起它们数量激增的外部原因。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动物造成的麻烦都应归咎于动物。尽管最新的科学证据表明，植物群失衡是啮齿动物成灾的真正原因，可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
在许多人工林里，原本生长着三四棵树的地方只能存活一两棵树。原因何在？善于思考的林务官知道，原因或许不在于树本身，而在于土壤中的微生物群。与土壤中的这些微生物群被破坏的时间相比，要恢复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
自然资源保护的解决方法多数都是敷衍的、表面的——控制洪水的大坝和引发洪水的原因不相关联；拦河堤坝和梯田并未触及土壤流失的根源；维持猎物和鱼类供应的保护区和养殖场，解释不了为何时常无法提供足够的供给。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土地和人体一样，病症发生在某个器官，而病因可能是在于另一个器官。我们采取的自然资源保护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部缓解生物体的病痛而已。这些措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能够治愈疾病。我们在积极推行土地治疗术，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健康学还未产生。
土地健康学首先需要的是土地常态的基本数据，需要作为有机体的土地的健康示意图。
我们有两个可供参考的范例。一是东北欧，尽管人类已在那儿居住了几百年，那里的土地机能仍然大体保持常态。据我了解，那里是唯一没有遭到破坏而能吸引我们进行研究的区域。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荒野本身。古生物学以充分的证据说明，在漫长的地质年代，荒野一直自给自足地维持着自身的生态平衡，灭绝的物种不多，荒野的自然状态也没有失控，气候和水形成土壤的速度与侵蚀土壤的速度大致相当或是更快。因此，荒野作为研究土地健康的实验室，具有出人意料的重要性。
我们无法在亚马逊河流域研究蒙大拿州的土地生理机能。每个生物区都必须有其自身的荒野，供人们对使用过的和未使用过的土地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如今除体系失衡的荒野外要挽救更多的东西已为时过晚，而残留的荒野也过于狭小，土地各方面的常态已经得不到全面的体现。即使那些占地一百万英亩的国家公园都不够大，无法满足食肉动物掠食的需要，也无法控制家禽牲畜带来的动物疾病。于是，黄石公园失去了狼和美洲狮，导致那里的植物群正在被赤鹿毁灭，特别是冬季的植被更是濒临灭绝。与此同时，疾病也造成灰熊和大角羊的数量急剧缩减。
尽管面积最大的荒野地区也出现了部分失衡的情况，生态学研究者J。 E。 韦弗仅观察了几英亩的野地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草原植物群比取代它们的农作物更耐旱。韦弗发现，草原植物在地下进行“团队合作”，用根系覆盖土壤各层，农业轮作的植物则把根系过于集中在某一层土壤中而忽略其他各层，这样就会出现缺水现象。韦弗的这一研究揭示了重要的农业耕作原则。
同样，也只是在几英亩的野地中，研究者托格瑞迪亚克发现，长在田地里的松树永远无法像原始森林土壤上生长的松树那样高大且不怕风吹，因为后者的根是沿着古老根茎的路线扎下去的，因而能扎得更深。
在很多情况下，除非把荒野和患病的土地进行对照，否则我们很难了解健康的土地会有多么出色的表现。根据大多数早期在美国西南部旅行过的人的说法，山中的河流本来非常清澈。但人们对此仍然怀疑：他们是否只是偶尔在某个最好的季节看到了这些河流？防治土壤侵蚀的工程师一直没有这方面的基本数据，直到有人在墨西哥奇瓦瓦地区的马德雷山发现了这样的河流。因为害怕印第安人，这一地区从来没人放牧或从事其他活动，河水在最混浊的时候也只是淡淡的乳白色，完全能看清抛下的鳟鱼鱼饵。河流两侧的堤岸布满了青苔，而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这类河流则大多布满鹅卵石，不长苔藓，边上没有土壤也不长树木。一个值得考虑的睦邻合作计划是，通过建立跨国性的实验站来保护和研究马德雷山的荒野，并以此为治疗美墨边界两边土地的试点。
总之，所有的荒野地区不论大小，都可以成为土地科学研究的标准。它们的这种价值表明，为人提供郊游休闲并非荒野的唯一用途，甚至不是其主要用途。
野生动植物的荒野
要保护大型掠食动物的生存繁衍，只靠国家公园是远远不够的。看看大灰熊的濒危境地和已经没有了狼的公园吧。同样，国家公园也无法保护大角羊的生存，大多数羊群的数量都在减少。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的很清楚，有的则模糊。对于像狼这类活动空间广泛的动物来说，国家公园当然太小了。由于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奥秘，很多动物似乎无法作为孤立的群体繁衍兴旺起来。
国家公园周边多是比较原始的国有森林，让这些森林也成为濒危动物的保护区，似乎是扩大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最有效的办法。但这些区域一直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灰熊的情况就是悲剧性的例子。
1909年我第一次来到西部时，在每个主要的山区都能看到灰熊，却有可能连续数月都看不到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人员。现在几乎每一丛灌木后都有某个自然资源保护机构人员。尽管这样的机构在不断地增加，可最雄健的大型哺乳动物却数量日减并且撤到了美加边境。据官方报导，美国境内还有六千头灰熊，其中五千头在阿拉斯加，其余的则分布在另外的五个州。或许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想法：只要灰熊能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存活下来就已经足够好了。但我不这样认为。阿拉斯加的熊是独特的物种，把灰熊放逐到阿拉斯加如同把快乐逐回天堂，那可能是我们今生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拯救灰熊需要大片远离公路和家畜的地区，或者已对家畜造成的破坏进行了修复的大片地区。创建这类地区的唯一途径，就是购买下分散的家畜牧场。但是，尽管地方政府愿意通过购买或交换土地的办法来实现创建保护区的可能，但保护部门在这方面的成效还是不明显。林业部在蒙大拿州建立了一个灰熊养护区，可又在犹他州的山区牧场鼓励养羊业，全然不顾这个地区是该州唯一有灰熊幸存的地区。
永久的灰熊保护区和永久的荒野地区当然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要有极大的热忱，不但需要对自然资源保护的远见卓识，还要具备对历史的洞察力。只有那些能观察到生态进化全貌的人，才有可能珍惜荒野这一生物进化的载体，才能懂得爱护进化的杰出成就——这也是灰熊的意义。然而，假如我们的教育真能起到作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正是古老西部的历史遗产，为今天的西部赋予了意义与价值。将来的年轻人会像探险家路易士和克拉克一样在密苏里河上扬帆，或者和詹姆斯·卡彭·亚当斯一样登上内华达山。并且每一代人都会问：白色的大熊在哪里？如果回答是，自然资源保护者没留神它就消失了，那将是多么令人汗颜的答案。
荒野的捍卫者
荒野这种自然资源只会萎缩不会增加。人们可以防范或减缓对荒野的侵犯，使之成为休闲消遣的去处、科学研究基地或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但是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创造新的“荒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任何一个荒野保护项目都是防护行动，把荒野的萎缩尽可能降到最低。1935年成立的荒野协会“旨在拯救美国残存的荒野”。塞拉俱乐部＇6＇也在为了这一目标而努力。
然而仅仅有少数几个团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也不能只因为国会制定出一项荒野保护法令就心满意足。除非所有的资源保护机构中都有人在关心荒野，否则，这些团体可能永远无法及时发现新的侵害野地的行为，而只有等到这些侵害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才会醒悟。同时，全国各地为数不多的具有荒野保护意识并关心野地的公民必须密切观察，保持警觉，随时同破坏野地的行为勇敢地进行斗争。
在欧洲，荒野已经退缩到喀尔巴阡山和西伯利亚。每个头脑清醒的保护论者都会为之叹息。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能保留的这种土地奢侈品很少，但是那里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一项拯救半荒野地区的活动，尽管这活动来得迟了些。
总之，能否看出荒野的文化价值，归结起来是一个知识修养的问题。忘了土地之本又肤浅的现代人自以为发现了重要的东西，整日空谈着自认可以延续千年的政治或经济帝国。而只有真正的学者才明白，历史是由从单一起点展开的旅程连续建构而成的，人类一次次回到这起点，又再次出发，寻求另一套亘古不变的价值观，如此反复。只有真正的学者才知道，为什么原始荒野才是赋予人类事业内涵与意义的源泉。
环保美学
除了爱情和战争，还没有哪种活动能与所谓户外休闲的嗜好相比。它可以无拘无束地进行，可以有各类参与者，或是个人欲望与利他主义交杂的矛盾体。人们通常都认为，回归大自然对人有益。但益处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鼓励人们去追求这一目标？如果你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会陷入困惑，只有那些缺乏判断力的人才不会心存疑虑。
在老罗斯福的时代，休闲娱乐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开始被重视起来。当初把乡野与城市截然分开的铁路又把一批批的城里人带到乡间。人们也开始注意到，走出城市的人越多，人均能享有的宁静、幽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风光就越少；要想得到更多只能走更远的路，去更远的地方。
一开始，这种尴尬情况的发展是局部的、缓慢的。汽车的增加则使之扩展至宽阔公路最外围的地方。这使得曾经遍布于偏远地区的那些原始生态随之变得稀缺。但人们仍然需要这些事物。周末度假的人就像喷发的太阳粒子一样涌出每个城镇，一路上产生着热量和摩擦。旅游业负责提供食宿，吸引着更多“粒子们”尽可能快、尽可能远地去享受大自然。岩石上、小溪边的广告会告诉你，除了最近才遭践踏的地方之外，哪里还有新的幽静圣地、优美风景、猎场与垂钓场所。公路局修建了一条条通往更偏远的山野地带的道路，然后买下更多的偏远地区，让更多的人沿着道路加速涌入。制造业生产的小型机械冲击着原始的大自然，木工技术成为使用这些机械的技术。加在金字塔塔尖的最庸俗的事物是汽车拖挂的房车。有些人试图在森林和山野中寻求的，只是那些在旅游或打高尔夫球中就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对这些人来说，眼下的这般状况可以接受、无可厚非。但对于想寻求更多东西的人来说，休闲娱乐的真正意义已被机械化社会破坏了，而这种寻求娱乐的过程也成了一无所获的自我毁灭的过程。
依赖于各种机动车的现代旅游方式使得荒野逐渐萎缩，这并非局部现象。哈德孙湾、阿拉斯加、墨西哥和南非都在“让路”，之后就是南美洲和西伯利亚了。摩霍克河畔的击鼓声，已被世界各地汇聚于此的汽车喇叭声取代。人类不再漫步于葡萄藤或无花果树下。他们在汽车油箱中装入无数生物贮存起来的动力，在漫长的岁月里渴望前往新的牧场。他们像蚂蚁一样挤满了各大洲。
这就是最新模式的户外娱乐。
如今谁是这些户外活动的主角？他们从中追寻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下列几个例子中找到答案。
首先看一下鸭子栖息的沼泽，停泊的车辆把它团团包围。所谓的社会精英蹲伏在芦苇茂密的沼泽边上，手持自动枪，扣住扳机的手指迫不及待地想要射杀鸭子，全然不顾政府和公益的限令。这些人已饱食终日，却仍然贪婪地向上帝索取肉食。
另一个精英在附近的树林里漫游着，他正在寻找罕见的蕨类植物或林莺。这不需要窃取或劫掠，因此他看不起那些猎杀者。不过在他年轻时十有八九也是个动物杀手。
在附近某个度假胜地还有一类“大自然的爱好者”，他们在桦树皮上写下拙劣的诗句。此外到处都可以见到驾车旅游者，这些非专业人士以累积里程为乐，一个夏天就可以跑遍所有的国家公园。现在他们正向南前行，出征墨西哥城。
最后是那些自然保护专业人士，他们借着无数自然资源保护组织的名义，满足追逐享受大自然的民众的各种需求，或者促使民众对他们能提供的东西产生极大的兴趣和需求。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要把这些有差异的人归属为同一类型呢？因为，他们虽然在对待自然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猎人。然而他们为何又都自称是“自然资源保护者”呢？因为他们所需求的并不能轻易地在自然中获取，于是他们希望能借助某种漏洞百出的法令、拨款、区域规划、部门重组或其他代表民意的形式，把这些需要猎取的对象留在原地供人们消遣。
一般来说，休闲娱乐常被当成经济资源。参议院委员会用确凿的数据告诉我们，大众在这方面花的钱是多么可观。休闲娱乐确实有经济性的一面。提供垂钓湖畔的一间小屋，或是沼泽地上的一个猎鸭点，其成本不亚于运营附近的一个农场。
休闲娱乐还有其伦理准则。在寻找未遭破坏的大自然的过程中，相关规则和戒律便产生了。我们都听说过户外注意事项；我们教育年轻人；我们印制《户外运动概念》之类的小册子，我们愿意把这类册子发给那些能为此宣传付一美元，为弘扬此伦理观作出贡献的人们。
但事实上，这些经济和伦理的表现只是休闲这一原动力的结果而非原因。我们想接触大自然，从中寻找乐趣。这就像在歌剧表演中，经济机制的作用是维持歌剧的再创造和维护表演设备以及演员们的生机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不能说二者的基本动因或存在理由是经济性的。埋伏的猎鸭人和舞台上的演员虽说装束不同，但都在做同一类事情，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再现日常生活中固有的戏剧场面。二者归根结底都是美学实践。
关于户外休闲的公共政策非常具有争议性。有良知的民众在这种活动的定义以及怎样维护其资源等方面，有可能持不同观点。比如，荒野协会试图禁止修建通往偏远地区的道路，而商会组织则主张延伸这些道路，二者都以户外休闲之名展开博弈。动物饲养者用猎枪杀死鹰，爱鸟人拿着望远镜保护鹰，前者是为了饲养和贩卖，后者是喜欢观察鸟类。两派人经常互相攻击、诋毁，但他们实际上只是从各自的角度考虑户外休闲活动形式而已。只是这些活动内容的特点或性质差异甚大，因此一个既定的政策可能适用某个方面，却背离了另一个方面。
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将这些活动内容的组成部分剥离开来，重新审视每一种活动理念的特点和性质。
让我们从最简单、最明显的户外休闲组成部分着手，即户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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